錢鍾書為什麼不能做達·芬奇

周澤雄

錢鍾書考大學時數學得零分（一說得14分），依舊被當時開明的清華大學破格錄取。數年前《萌芽》雜誌舉行“新概念作文”大賽，有位作文寫得非常老練、令閱卷作家看了直嘆服的學生韓寒，據說也曾因數學成績不佳而留過級。上海《新民晚報》為此還舉行了討論，以韓寒的例子對現今中學教育體制提出質疑。中學教育的確存在着不少弊端，但此事卻促使我思考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國有志於文學或在文學上有着出眾秉賦的人，大多在數理化方面成績非常糟糕呢？

從錢鍾書到韓寒，我們看到一個傳統在延續，即文理偏廢傾向。這個傳統還可以追溯到更遠，早在孔夫子時代就已經初露端倪了。這是由中國文化起步階段的不足或特色所直接導致的後果，若我們將《論語》中的孔子與差不多同期的古希臘的蘇格拉底進行比較，就不難找到原因。兩人有相似之處，比如身體都很健康，都挺長壽，都主張“述而不作”，都熱心於“傳道授業解惑”，在東西方的歷史地位都無比崇高，但兩人的出入無疑更有啟示價值。孔子學說大多比較務虛，強調做人的學問，強調“仁”和“中庸”；蘇格拉底雖然也提倡正義和誠實，但其學說卻和日常世界緊密關聯，具有世俗經濟色彩。孔子錢財不多，賺錢之法更是一竅不通（他竟然說，若“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蘇格拉底同樣錢財不豐，但他顯然屬於自甘淡泊，而非不通理財之道。孔子“五穀不分”，蘇格拉底卻幾乎在所有層面上都具有極為豐富的應用知識，堪稱“百科全書”式人物。除了世俗倫理之外，我們沒法說孔子奠定了哪些學科的基礎，因為孔子雖然非常好學，但學習的內容畢竟較為狹隘，對於提高社會生產力，不僅全無幫助，甚至反會幫點倒忙。相反，蘇格拉底幾乎在一切領域都顯出是一位專家級人物，包括如何當一位軍事統帥。所以西方現代科學的基石，追根溯源的話，人們會自然想到蘇格拉底和他的學生柏拉圖及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在孔子那裡，知識被嚴格限定在倫理範疇，在蘇格拉底那裡，知識沒有範圍，“哲學”的原始含義就是對知識的熱愛。

在中國歷史上與儒學常起到互補作用的道家思想，除了在養生攝生方面對世人有些實際幫助外，總體上也是走的務虛之路，所以老莊哲學雖然深奧無比，本質上也是無法與現代科學精神相一致的。這兩股勢力驚人的文化傳統在中華大地上浩浩蕩蕩地奔流了兩千餘年，不可能不使受其影響的中國文化人在學問傾向上有所偏廢，在錢鍾書與今天的中學生韓寒身上，我們看到的正是這一併非值得大加稱讚的“偏廢”現象。反過來，賴蘇格拉底們之力，西方文化傳統中的文人，從來就沒有文理分家的意識，所以不僅他們的哲學家往往還是大數學家（如帕斯卡爾、羅素），大畫家不妨還是大工程師（如達·芬奇），他們的文人一般也都具有較為良好的科學素養。應該承認，正是這一綜合優勢，正是這一從來沒有文理分家觀念的可貴傳統，才是導致中國在近代迅速落伍、西方迅速崛起的深層原因之一。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知識分子，往往實際上被等同於“文章之士”，他們在“遠庖廚”的同時也遠離了科學精神，甚至根本無視科學的存在；西方文化傳統中的知識分子，相比較而言更接近現代知識分子的本義，絕不僅僅意味着能寫一手錦繡文章。

所以，在人們津津樂道於錢鍾書先生當年的數學成績時，事實上隱含着這樣一個結論：文科成績出眾與理科成績差勁，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天經地義。這其實是一個危險的結論，其內在依據至少無法被“放之四海”地加以衡量。雖然，就單個的人來說，受其天性影響肯定有其自然生成的偏廢傾向，但就教育原則而言，我們卻不應視文理科畸形發展為自然之理，我們更應該致力於泯滅文理科的外在壁壘，弱化文理科的外在界限，拆除藩籬，而不是強調它的理所當然。

何況，就錢鍾書而論，我們也不應過於強調他高考時的數學分數。他日後的大量閱讀早已糾正了早年的偏頗，他讀過的科學著作，同樣令人咋舌，他甚至還讀過鋼琴樂譜呢。

(中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