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在談論與李政道合作的第一篇文章時隱瞞了什麼？
(原文作者：靜靜）
李政道和楊振寧第一篇合作的文章於1949年3月1日發表在
Physical Review， V77, N5, P905上，文章的題目是“Interaction of
Mesons with Nucleons and Light Particles", 文章的署名為T. D. Lee,
M. Rosenbluth, and C. N. Yang。文章的收到日期為January 7, 1949。
文章很短，只占了一頁紙中兩個columns的一個，是以Letters to the
Editor的形式發表的。
關於這篇文章楊振寧在給吳大猷的信中有如下描述：
“ 至於他的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底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關於
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時李還沒有寫過任何一篇文章，只因
為他時常來我的辦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
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
他今天竟說這篇文章是我們三人平等合作的。”
楊振寧和李政道對這篇短短的文章各自有很多的回憶和描述。有許
多地方雙方的回憶不盡相同。
從下面的附錄中，讀者可能會注意到一個事實，就是李政道曾經兩
次提到了蒂歐姆諾（Tiomno）和惠勒（Wheeler）的兩篇文章[J.
Tiomno and Wheeler: Rev. Mod. Phys. 21, 144, 153 (1949)]。這兩篇文
章連續發表在Review of Modern Physics雜誌1949年一月份的那一
期，（該雜誌一年出4期）。第一篇的標題是“Energy Spectrum of
Electrons from Meson Decay"(pp144-152)。第二篇的標題是
“Charge-Exchange Reaction of the μ-Meson with the
Nucleus"(pp153-165)。第二篇的註解1有這麼一段話“Note added in
proof: T. D. Lee, M. Rosenbluth, and C. N. Yang have kindly sent us a
copy of 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Physical Review dealing with
similar question"。
李政道描述的圖象是，他與費米的另一名做實驗的學生斯坦伯格討
論“μ介子分析”和“費米弱作用普適性”問題，（題目是費米出
的），與李政道同一辦公室的老羅有興趣加進來了，楊振寧後來也
加進來了。聖誕前，費米收到了蒂歐姆諾和惠勒預印本，跟李政道
說，你趕緊將現有的結果寫出來吧，我給他們寫封信說明一下。可
是當時老楊和老羅去東部啦。等他們回來時，已經是1949年正月
（老楊語）了。老李將他寫好的文章給他們看了看，就趕緊寄走了，
Physical Review在1月7日收到這篇文章。同時也給蒂歐姆諾和惠
勒寄了一份。從芝加哥到Physical Review的Office信件可能要幾天
吧？那時候肯定沒有Express Mail， 也不能email投稿。
當年費米給做實驗的學生斯坦伯格題目是μ介子分析，給做理論的
學生李政道的題目也是介子方面的一點不奇怪。奇怪的是楊振寧說
這個題目是他自己想出來的。根據楊振寧自己說，他當時是在泰勒
的實驗室工作，這個實驗室在外面樓里，不在物理系樓里。楊振寧
到物理系辦事，沒地方去，到李政道辦公室坐坐是人之常情。現在
卻變成李政道到楊振寧的辦公室去了。而且李政道是和老羅一個辦
公室。楊來了，看見老羅和老李在討論，加入進來很合情理。如果
按楊的說法就麻煩了。首先要老羅先到老楊那兒討論，然後正好那
時，老李跑那兒去串門，才會遇到老楊描述的情況。
搞科研的同學都知道，自己辛辛苦苦折騰了幾個月甚至幾年的課
題，突然某一天發現一篇預印本，人家把你的題目做了。你那時候
不暈倒，起碼也要沮喪幾天吧？估計，老李，老羅和老楊就遇到了
這種情況。不過還好，有大師費米。他給蒂歐姆諾和惠勒寫信說，
這些學生也同時進行了類似的工作，他們倆能不信？能不給老李老
羅和老楊他們credit? 所以在文章快要付印時加上了一個Note。老
楊也提到過“除我們三人之外，另外還有幾攤人也曾獨立地探討過
同樣的問題”，但是沒有提到過這兩篇文章。
老楊的版本比較簡單：他說“1949年正月回到芝加哥後，費米勸我
把研究結果寫成短文發表，這就是本文的由來。” 楊振寧傳是這麼
說的：“聖誕假期結束以後, 楊振寧把上一年他和羅森布魯斯以及李
政道討論的一個問題, 寫成了一篇論文。”可是江才鍵先生沒有清楚
地寫出楊振寧是幾號從波士頓回來的，化了幾天時間寫好這篇文章
的，幾號將文章寄出的。（別忘了，Physical Review 必須在一月七
日收到這篇文章）。你有時間寫嗎？你為什麼不提，文章寫好後給
Tiomno and Wheeler也寄去一份？使得他們能在他們的文章付印前
來得及加上一個註解，表示李，羅和楊也寫了一篇類似工作的文章，
人家可說了收到你寄的文章了。可是老楊卻不領情，提都不提這碼
事。
楊振寧肯定知道有蒂歐姆諾和惠勒文章這件事，人家的文章一共寫
了兩篇20多頁，你和羅李的文章一共半頁。你為什麼多次宣傳這
第一篇文章全是你的功勞，而閉口不提蒂歐姆諾和惠勒文章呢？你
肯定有所圖謀。
附錄：
A) 1982年楊振寧關於這篇文章的後記（轉引自楊振寧文集（上）
P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初識李政道
——《介子同核子》(1949)一文的後記
此後記寫於1982年，原載楊振寧《選集與後記》，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Freeman and Co．1983．中譯
文載《三十五年心路》，廣西科技出版社，1989年9月。譯者甘幼
坪。原標題為《[49a](介子同核子和輕粒子的相互作用)一文之後記》。
本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1948年6月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在安阿伯的
密執安大學度過了那一年的夏天，其時施溫格(J．Schwinger)和
F．J．Dyson(戴遜)都在那裡講學。秋後，我返回芝加哥大學，被聘
為物理系的講師。我一邊教課，一邊繼續做核物理和場論方向的研
究。1948年尾，李政道、M．Rosenbluth(羅森布魯思)和我合作研
究μ—e衰變及μ俘獲，發現這些相互作用與β衰變具有非常相似
的強度。
李政道1946年秋到芝加哥大學當研究生。我倆早些時候在中
國或許見過面，然而，只是到了芝加哥才真正彼此相識。我發現，
他才華出眾，刻苦用功。我們相處得頗投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我長他幾歲，又先他幾年當研究生，便盡力幫助他。後來，費米做
了他的學位論文導師，但他總是轉而向我尋求指導。因此，在芝加
哥的歲月里，事實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師。
關於μ衰變和μ俘獲的論文，基本上是在12月中旬假期開始
之完成的。Rosenbluth和我搭乘長途汽車去紐約市。我對這次旅行
印象很深，途中由於大雪，我們在匹茲堡被困阻了好幾個鐘頭。車
上，我從報紙得悉，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包圍了北平和天津。1949
年正月回到芝加哥後，費米勸我把研究結果寫成短文發表，這就是
本文的由來。除我們三人之外，另外還有幾攤人也曾獨立地探討過
同樣的問題。通過這些研究，人們逐步認識到自然界存在四種基本
的相互作用(即四種力，譯註)，並且還認識到，在弱作用中存在某
種普適性。
B) 李政道於1986年寫的 《破缺的宇稱》（Broken Parity）中的第
二部分 （“T.D. Lee, Selected Papers, Vol. 3”, Edited by G. Feinberg
(Birkhauser, Boston, 1986), p. 487）（中文翻譯稿轉引自，“宇稱不守
恆之爭論解秘”，季承等編，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出版，
P233）
二.早期的合作
1946年秋季我十九歲時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楊振寧比我大幾
歲，和我來自中國的同一所大學。當我到達時，他已經在芝加哥大
學了。楊極端聰明，在數學物理上特別有天賦。1945年我在昆明遇
見過他一次。在芝加哥,我們很快便成了好友。
1948年春,我通過了基礎考試，在費米教授指導下開始做我的論文。
那時在費米實驗室的另一位學生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正在
做μ → e + …… 衰變中電子譜的實驗。他的測量證實, μ衰變和β
衰變一樣,包括有四個費米子。很自然, 我的注意力和在芝加哥的其
它幾位一樣,也被這一領域內的問題所吸引。結果就有了我與楊的第
一次合作。
1948年秋,羅森布魯斯(Marshall Rosenbluth)、楊振寧和我開始系統
地研究μ衰變和μ俘獲。我們發現, 這些反應和β衰變類似，可以
用四費米子相互作用描述，其耦合常數也與β衰變中近似相同。隨
後我們推測, 這些反應與庫侖相互作用相似, 實際上是通過普適耦
合的中間玻色子場來傳播的。對於這種場，所有的費米子對具有相
同的“荷”。為了產生短程相互作用,這個場的量子必然具有質量,
而由於沒能探測到, 它的壽命必然是非常短的。然而,因為光子和引
力子是沒有質量的, 中間玻色子要有相當的質量這一問題就使我們
極為棘手。同時, 因為宇稱守恆, 那時要理解為什麼在β衰變中既
有費米相互作用, 又有伽莫夫－泰勒相互作用是困難的。我們同費
米教授討論了這些問題。在費米的執意堅持下, 我們才勉為其難,
寫出了我們那篇論文 ,那是在1949年新年前後。
在芝加哥的那些日子裡,我同楊討論了大量的物理和其它問題。他的
興趣較傾向於數學,這對我是一個補充。我們思想開闊地去對待所有
的問題, 討論通常是激烈的, 但對我的發展, 特別是在我成長的年
代里, 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那些討論還使我大大提高了對與我不同
的智力的鑑賞能力。當然, 費米教授給我的影響則大得多 。即使
現在,有些時候我遇到困難, 我就去設想, 如果費米遇到同樣的情況
會怎麼辦。費米同他的學生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親近的。我可以每周
有一整個下午同他見面。通常他總是提出某個題目, 問我是不是能
想一想和閱讀一下有關它們的資料, 然後“給他上堂課”。當然,我
不能拒絕他的要求, 可我隨後總是感到非常愉快。只是在很久之後,
我才意識到,這是一個引導學生去獨立工作的非常好的方法。
C）李政道於1986年寫的《往事回憶》（Reminiscences），（T.D. Lee: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edited by Robert Novick，
Birkhauser, Boston Inc., 1988年出版, p. 153）（中文翻譯稿轉引自，
“宇稱不守恆之爭論解秘”，季承等編，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
年出版，P257）
1948年，費米實驗室里的另一個學生，斯坦伯格正在做實驗研究μ
→e + … 衰變的電子譜[J. Steinberger: Phys. Rev. 75, 1136 (1949)]。
我們對他的實驗結果討論了很多。他的實驗顯示了μ衰變和β衰變
一樣，涉及了四個費米子。我對此很感興趣，羅森布魯斯和楊振寧
也有興趣。他倆當時是泰勒的學生。除了β衰變之外，是否存在着
其他的反應也可以用費米理論描述？我們三人決定對此做一系統
探討。
我們發現，如果μ衰變和μ俘獲用一個類似β衰變的四費米子相互
作用來描述，則它們所有的耦合常數大致相同。這就是弱作用普適
性的開端。我們接下來推測，基本的弱作用與電磁作用類似，可通
過一個重玻色子的普適耦合來傳遞。我後來稱此玻色子為W±（取
英文weak的第一個字母）。自然我們將此發現報告了費米，他大大
鼓勵了我們一番 (作者注: 正式物理文獻上基本不用“I”，都用
“we”，這就是“royal we”。這習慣也常用在科學研究的敘述文章
中。本文的“我們”，很多是“royal we”，其實是“我”。為保存原
文的風格，“we”和“royal we”都譯為“我們”。)
我們面臨的一個嚴重困難是，如何從對稱性的考慮推導出這普適耦
合的中間玻色子。為了具有短程相互作用又能解釋為什麼在當時沒
有被探測到，這個玻色子必須是重的，而且壽命很短。然而其他普
適耦合的量子，如光子和引力子都是質量為零而且穩定的。不僅如
此，因為宇稱在當時被認為是守恆的，很難理解為什麼在β衰變中
存在着費米和伽莫夫-泰勒（Gamow-Teller）兩種對稱性不同的相互
作用。我們沿這個方向沒有取得什麼進展，文章也就一直拖着沒寫。
1948年12月底的一天，費米把我們叫到他的辦公室，並告訴我們
他剛剛收到蒂歐姆諾(Tiomno)和惠勒(Wheeler)的兩份預印本[J.
Tiomno and Wheeler: Rev. Mod. Phys. 21, 144, 153 (1949)]，其中也討
論了弱作用的普適性。他執意要我們立刻發表我們的結果，而且他
將把我們的文章送一份給惠勒並附一信說明我們的工作是早幾個
月獨立完成的。他考慮得如此周到，使我們深受感動。
D) 1989年7月7日, 楊振寧致吳大猷信函中的第二點（規範與對
稱之美，楊振寧傳，江才鍵著，2002年，台灣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附錄一，P505）
II．一九八三年以後我仍然避免談李和我的關係，可是政道卻繼續
亂講。近年來他發
表了幾篇文章，包括： 在T. D. Lee《Selected Papers》
（1987）中；
在 《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中 (Birkhauser
1988)。
在這些文章中他主要講的是：
（a）他和我的關係自一九四六年始即是平等合作的。
（b）關於Parity的文章(一九五六)主要是他起頭的。
關於（a）點：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把他當弟弟待。我指點他
學場論，學群論，學統
計力學，還直接影響了他處世作人的方法與態度。以後我盡力幫他
的career．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O年在Williams Bay與Chandrasekhar
吵翻了，我介紹他去Berkley；次年他在Berkley
不快活，我介紹他來Institute，才開始了他在基本粒子方面的career;
一九六O年我力主請他做了Institute的教授。至於他的研究工作：
一九四八年底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關於
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時李還沒有寫過任何一篇文章，只因
為他時常來我的辦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
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
子物理的文章。他今天竟說這篇文章是我們三人平等合作的。一九
四八年以來我們長期合作的許多文章，不論是粒子方面或統計力學
方面的，九O％是我起的頭，我作的主要突破，我
執筆寫的文章，包括Parity文章在內。(楊傳, p505)
E）摘錄自楊振寧傳（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江才鍵著，2002
年，台灣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P123， P201）
聖誕假期結束以後,楊振寧把上一年（註：指1948年）他和羅森布
魯斯以及李政道討論的一個問題, 寫成了一篇論文。這是楊振寧和
李政道合作的第一篇論文，也是李政道所發表的第一篇論文。" (楊
傳, p123)
一九四九年, 楊振寧和李政道發表了他們合作的頭一批論文, 而這
篇論文是李政道一生中發表的第一篇論文。 這篇論文的另外一個
作者羅森布魯斯就說，楊振寧那個時候是芝加哥大學研究所里物理
知識最廣博的研究生,而且很願意幫助別人，對於別人的想法也總是
表現出積極的興趣，所以他才會和楊振寧開始共同研究這個論文的
題目。他說，李政道比楊振寧年輕得多，雖然也很聰明，但是對物
理知識的了解遠遠不如楊振寧，楊振寧可以說是李政道在芝加哥時
代的老師。(江才鍵註：羅森布魯斯訪問談話，1999年9月9日， 加
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辦公室) (楊傳， p201)
F) 李政道於2003年4月答科學時報記者問，第七問。（“宇稱不守
恆之爭論解秘”，季承等編，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出版，
P26）
（7）問： 楊說，1948年底羅森布魯斯（Rosenbluth）和他合作寫
關於Meson Interaction（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那時候您還沒有
寫過任何一篇文章，只不過因為您時常來他的辦公室，所以才把您
的名字加了上去。楊說，您認為這篇文章是你們三人平等合作寫的。
究竟是誰說得對？
（7）答： 楊振寧的說法，不符合事實，充滿了謊話。這又是他不
道德的欺人之談。
大家知道，在物理研究領域裡，和其他研究領域一樣，每位合作者
對合作發表的文章在學術上一定都要有貢獻，都負有同等的責任，
都有同等的權利。不是任何一位合作者能任意把沒有參加工作的人
加進來的。也不是事後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出於己欲，可以吞沒
其他署名者的貢獻的。
楊振寧毫無事實根據，半世紀後，忽然要硬性地搶奪我在這項工作
中的貢獻，這是極為可笑的，也是科學界決不會接受和相信的。《介
子相互作用》是我做芝加哥大學理論物理研究生時，在我的老師費
米教授指導下寫的第一篇論文。這篇論文的內容要點是“μ介子的
分析”和“費米弱作用的普適性”的討論，1949年初在《物理評論》
上發表。工作主要是在1948年做的，文章是我、羅森布魯斯和楊
振寧三人一起署名的。
順便講一下這篇文章的背景。1947年費米教授發表了兩篇極重要
的，關於宇宙線介子（mesotron）的理論分析文章:
《負介子在物質中的衰變》（1947）
[The Decay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負介子在物質中的俘獲》（1947）
[The Capture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證明了當時知道的宇宙線介子，即現在的μ子，當時叫μ介子，沒
有強作用（希臘字母的μ是現在英文的m，而m就指mesotron）。
1947年－1948年費米教授的另一研究生斯坦伯格的論文的內容是
測量μ介子衰變成電子的能量譜的實驗，而我則和斯坦伯格平行地
做μ介子衰變和俘獲的理論分析。
羅森布魯斯不是費米教授的研究生，但和我合用一間辦公室，他隨
泰勒（E·Teller）教授作質子的理論研究。每次當斯坦伯格到我的
辦公室和我討論他的μ介子實驗時，羅森布魯斯自然也在旁邊。日
子一久他也對這項工作產生了興趣，和我一起討論並願意參加我正
在做的μ介子理論分析。
楊振寧也不是費米教授的研究生。1947年-1948年他大部分時間是
在艾立遜的高能加速器實驗室做實驗。艾立遜實驗室是在另一個地
方。不過因為我和楊振寧在周末和平常有時候吃晚餐時，常在一起。
我也向他提起我的理論工作。那時候楊振寧用加速器做的實驗好像
不很成功。他表示也願意參加我和羅森布魯斯一起作的理論分析。
當我們的工作在1948年冬完成後，我的同事奧爾（Ore）告訴我，
他聽說蒂歐姆諾（Tiomno）和惠勒（Wheeler）也做了和我們類同
的分析。
在芝加哥大學，我隨費米教授做研究生時，每星期費米教授都花半
天時間和我一個人單獨討論物理。當然，他對我“μ介子分析”和
“費米弱作用普適性”的工作進展是極有興趣的。1948年聖誕節那
個星期，當我按例和他進行半天討論的時候，費米教授告訴我他剛
收到蒂歐姆諾和惠勒文章的預印本。他又說：你必須趕快把你們的
分析寫出來，他（費米）會立即寫封信給惠勒教授，附一份你們（即
李、羅森布魯斯和楊）的文章複製本，並告訴惠勒你們的工作在他
們（指蒂歐姆諾和惠勒）預印本出來以前已經做完了。所以我立刻
起筆寫文章。由於1948年聖誕節－新年假期，羅森布魯斯和楊振
寧去美國東部旅遊。我寫完後，只能等他們二位假期後回芝加哥，
才能告訴他們費米教授的話，給他們看我已寫好的文稿並略加文字
修改後，由我們三人署名，立刻寄出。同時也報告了費米教授。1949
年1月7日《物理評論》收到這篇文章，3月1日發表。
還有些小插曲。蒂歐姆諾和惠勒在1949年發表的文章（Review of
Modern Physics，21，144－153）里有一注釋說，“李政道、羅森布
魯斯和楊振寧很友好地寄給我們（指蒂歐姆諾和惠勒）一份他們的
文章，有同樣的分析”。可見科學界對每個工作的評審是很嚴格的，
對已經證明的貢獻是極為尊重的。
費米教授在他的著作《基本粒子》[E. Fermi. Elementary Particl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中有相當部分就是討論我和
羅森布魯斯、楊振寧合寫的1949年發表的分析。在那本書中，費
米教授很推崇我們這篇文章的貢獻。
最近我看到江才健的《楊振寧傳》中，關於“介子相互作用”這篇
文章的敘述後，大吃一驚。去問馬歇爾·羅森布魯斯（Marshall
Rosenbluth）他對1948年我們三人合作的那篇文章的回憶是什麼？
羅森布魯斯回了兩封信給我，一封是航空信，一封是e-mail。
羅森布魯斯在他的航空信里說：
“親愛的T. D. (政道)： 2003年2月14
日
關於……論文‘介子與核子和輕粒子的相互作用’（Meson
Interaction），我同意您說的，那是三位作者合作的工作，我們三個
都對這項工作作出了貢獻。
您忠實的
馬歇爾 羅森布魯斯
（簽名）”
他的e-mail說：
“……我記得1948年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我只朦朧地記得和台北的江先生的會面。也許語言
的溝通上有問題，但我覺得他對科學問題不太了解。我記得我們所
談的主要是關於1948年的合作。當然他所引用的我說的話，是令
人不能容忍的。我大概說的是，在1948年，楊是比您和我較為成
熟的物理學家。我還告訴他，由於我們對科學的興趣、所走的道路
在幾年之後已有所不同，我實際上不能對您和楊整個的工作做出評
價。我只能說，你們兩位都極為聰明、同樣受人高度尊敬。
您親愛的馬歇爾”
很明顯，馬歇爾 · 羅森布魯斯的回憶和我的回憶是一致的，這篇
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是我們三人合作的結果，各有貢獻。楊振寧的
敘述是不對的，也是不道德的。
讓我現在分析一下楊振寧最近發表的關於這篇文章的說法：“那時
候李還沒有寫過任何一篇文章，只因為他（指李）時常來我的辦公
室，所以我把他（指李）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
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
楊振寧的第一句話是“那時候李還沒有寫過任何一篇文章”，雖然
是事實，但已有含沙射影傷人之意。可是下面緊接着的一句話“只
因為…，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則是徹頭徹尾的謊話。楊振
寧當然知道這兩句話是一真一假，而且沒有任何邏輯關係。可是楊
振寧將真假兩句強連成一個長句子，其目的是造成錯覺，企圖用這
樣完全不科學，也是絕對不正當的文字遊戲來欺騙讀者。然後，覺
得這還不夠，在下面他再重複一下並加上了最後一句毫無關係，但
又是不懷好意的話。
楊振寧加的最後一句“也是他（指李）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
粒子物理的文章”，不但和前文毫無關係，也頗令人莫名其妙。楊
振寧故意憑空提出1953年有什麼意義？既便是“唯一的”一篇粒
子物理的文章，難道就能說明1948年合作的文章沒有我的貢獻嗎？
舉一個簡單的比方吧。1859年達爾文發表了《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這以前達爾文沒有發表過任何生物方面的論文，而這
以後，直到1871年，達爾文也沒有再發表過生物方面的論文。（達
爾文的《人類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是1871年發表的。）
但是，“這以前”和“這以後”，雖然達爾文沒有發表生物方面的論
文，那當然不能因此就否定1859年達爾文發表進化論的事實。這
邏輯是一位小學生都能理解的。現在楊振寧竟然用如此似是而非的
說法想來否定我對1948年三人合作的貢獻，這是極可笑的。其用
意不良，是一目了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