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故事值得你們傳頌，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嚴峻的考驗。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我曾大


發感慨：我們這代人，因為自身的努力，也因為時代的關係，可能留下一些比較精彩的專


業著作；但能不能像我們的長輩那樣，同時也給大家留下一批美麗的傳說，以及有趣的故


事，這一點我沒把握。當年我進北大，在未名湖邊散步，人家給我指點：這是朱光潛，那


是王力，這是吳組緗，那是王瑤。不好意思跟他們閒聊天，只是湊上去，點點頭，表示敬


意，然後很知趣地走開。雖然接觸不是很多，但未名湖邊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更何況校


園裡流傳着很多關於他們的故事傳說，我們覺得，跟他們離得很近。請記得，我們進入大


學，既讀書，也讀人，讀那些我們心存敬畏與景仰的師長。再過幾十年，未名湖邊還有沒


有這樣動人的故事在流傳？再過幾十年，今天這些頂着各種“偉大”頭銜的教授們，能否


給學生們留下一些值得永遠追懷的故事？如果沒有，那就是現在的教育者未能盡到責任。






　　談論大學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關注的是人。下面，就讓我們轉入大學教授的話題。






四、關於大學教授



　　大學校園裡的故事，大多屬於教授們。因為，學生日後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讀期


間，很難有十分出色的表現，除非是在政治變革或者大動盪的年代。比如說，1919年的五


月四日那一天，北大學生傅斯年充當遊行總指揮，帶着學生們從天安門一直向東走過去，


最後演變成為火燒趙家樓。還有文革期間的學生領袖，也都很出風頭。只有在這種特殊的


政治環

境中，學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發揮，也才可能有故事流傳下來。除此之外，大學校園裡


廣泛流傳的故事，大多屬於教授們。



　　接下來的問題是，哪些大學教授常被追憶？哪些大學教授盛產傳說與故事？在我的印


象里，最容易被傳頌的，是人文學科的教授。本來，現代大學和古典書院最大的不同，在


於自然科學知識；現在學校評比、算硬件的時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轉化


評價體系，不從量化的角度，而從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導地位。有一位理


科教授很謙虛，說文科教授講國學，影響大，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別人無法比；而我們理


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還有一段距離，所以不太被記憶。我認為不是這個原因，而是


因為，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較容易被大眾理解。你做文學、史學，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


子化學的教授，更容易被大眾接受，所以社會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學研究


方面，不一定成績就大。也許，真正對社會貢獻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


。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理科學生對他們的導師可能也很崇拜，但他們不會寫，或不願


意寫。而文科的學生擅長舞文弄墨，他們畢業後分散到五湖四海，談到校園生活時，肯定


會涉及到自己的老師。所以，大學文科教授，很容易成為大學生追憶的對象。第三，所有


的追憶文章，關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體學問。這也是性情比較灑脫的文科


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並傳誦的緣故。就像剛才說的，沒有讀過 亂 恪的書，照樣可以欣


賞、崇拜陳先生，根據什麼？根據的是關於陳先生的故事。比如陸鍵東的《 亂 恪的最後


二十年》，就比很多討論 亂 恪史學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響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


因為這本書，理解、親近、景仰、崇拜陳寅恪先生的。同樣，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編撰


的《北大舊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響也很大，這讓那些校史專家很不高興。因為


，他們認為我的說法不全面，只關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樣成果卓著的好學者。






　　沒錯，被記憶的，不一定就是學校里最優秀的教授。換句話說，當我們在傳誦某教授


的故事時，其實是有選擇的，這跟我們對這所大學的“性格”的理解有關係。我選擇了某


一類型的傳說與故事，代表着我欣賞這所大學的某一側面。這種言說策略，確實跟校史專


家不一樣。換句話說，喜歡傳播大學故事的人，其實心裡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也有自己的


愛憎，借選擇故事表達自己心目中的大學精神。傳什麼，不傳什麼，大有講究。所以，現


在流傳廣泛的北大傳說、北大故事，過濾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賞的東西。在這個


意義上，大學故事不是大學的真實歷史，更像是我們希望這所大學成為的那個樣子。北大


、清華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舉一兩個大家比較生疏的例子。



　　前年秋冬，我在台灣大學講學，最讓我感動的，是這麼兩個教授的故事，一個是傅斯


年，一個是臺靜農。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讀預科和本科，1919年畢業後赴歐留學，1927年歸


國，以後長期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1945年代理北大校長。國民黨潰敗到台灣，他


當了兩年台灣大學的校長。為了意識形態需要，國民黨政府整肅教育，傅斯年以他當時的


地位努力抵抗，大聲疾呼，保持學術的獨立。1950年12月，他在參加台灣省參議會，跟人


爭論大學獨立，拒斥政府對大學的改造時，說到激動處，腦溢血當場去世了。台大校園裡


，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學校長，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園裡，有紀念傅斯年的傅園，在主校區


辦公樓前還建了一個懸掛傅鐘的亭子。這是台大學生政治性集會的地方，也是其爭取民主


的象徵。現在台灣的狀態很不樂觀，但年輕的學生說起他們的老校長，依然會很激動。

　傅斯年以外，我想談談臺靜農。早年跟魯迅有較多交往的台?農，後來到了台灣，成

為著名的雜文家和書法家。台先生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幾十年書，影響很大。讓我感慨不已


的是，多少年過去了，真的是斗換星移，可台大學生仍還記得他。最近，學生們在他們自


己的網頁上貼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溫州街到溫州街》。林文月是個很有韻味


的女學者、女作家，有才情，又會喝酒，她翻譯了《源氏物語》，也寫散文，研究也做得


不錯。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後來也在台大中文系教書。這篇《溫州街到溫州街》，說的是


台大的先生們原來都住在溫州街，後來中間開了條大馬路，把溫州街切成了兩半。一邊住


的是 ｅ怪Ｏ 生，另一邊住的是台先生。這兩位老先生，八十多歲了，互相記掛。鄭先生


出了一本詩集，請台先生題簽，那一天，他要把詩集親自送到馬路對面的台先生那裡去，


於是請林文月開車。兩位老人見了面，說了幾句話，互相恭敬地點點頭，就走了。不久，


台先生就去世了，於是鄭先生前去祭靈，寫了一副輓聯：“六十年來文酒深交弔影今為後


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國傷懷同是不歸人。”台大的學生至今仍樂於傳說這兩位先生的高


情厚誼，這也是他們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經過去20多年了，連林文月先生也都


退休了，但今天剛入學的大學生，還會找出這篇文章來讀，這點讓我很感動。兩個台大老


教授的剪影，很傳神。這樣的故事，我以為，不會因為意識形態的流轉而被人忘記。通過


這些小故事，了解他們的長輩，也接觸了這個大學的傳統。在我看來，大學校園裡，值得


永遠追憶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貽琦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學一解》，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古


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游。孟子曰：‘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間嘗思之，游之時義


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


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之關係，直一奏技者


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大學就像大海，老師和學生都是水裡的魚，小


魚跟着大魚游，游着游着，也就變成了大魚。正是在從游的過程中，學生們通過借鑑，理


解，模仿，而最終成才。但現在的師生關係，更像是教授們在表演，學生們在觀看演出。


時間到了，學費付了，通過考試，獲得一張文憑，就這樣，完了。老師和學生之間，只是


一個販賣知識與購買知識的關係。這，去古人“從游”之義遠矣。



　　剛才說了，老同學見面，不斷有人追問我，現在大學怎麼回事，為什麼老出事，而且


清一色都是醜聞？他甚至說：“看來，素質教育要從大學教授抓起。”我是這樣辯解的：


因為大家心目中，大學教授比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聞價值；如果是官員出事，見怪不


怪，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正因為人們心目中大學教授的地位還是比較高，聽到各種醜聞


，才會拍案而起。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怎麼衡量和評判大學教授的道德修養？這裡有兩


個標準，一個是最高標準，一個是最低標準。在我看來，以前的最高標準太高，現在的最


低標準太低。傳統中國，對“師”的表述，接近於聖人，那樣的標準太高了。大學教授們


扛不起那麼重的牌子，於是，皮袍下的馬腳，很容易就暴露出來了。現在，又有了非常通


達的說法：“大學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醜也沒什麼，很正常。這個標準似乎又


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領導也是人”，讓一大批有劣跡的官員心安理得一樣。這個說法，


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艱難，實則大大降低了道德標準。記得我20年前剛到北京讀書，前門


一帶有家商店發生口角，售貨員打了顧客。受到輿論批評後，那商店為表示改邪歸正的決


心，在門口貼了一張標語：“堅決不打罵顧客！”我當時的感覺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


誠，而且說的是大實話。就像今天的大學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號：“堅決不剽竊”，那


也未免太可憐了。



　　30年前，我在粵東山村插隊，當民辦教師。有一次到公社開會，書記這樣鼓勵我們：


“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來鎮上當售貨員。”1993年，為了到瑞典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我寫過一篇《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現收入《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其中提到，當年北京市出租車司機的收入約為大學教師的八

到十倍。每次出門乘車，總有司機問我收入，然後充滿同情地說：國家對不起你們啊！我


在講台上暢談五四時期眾多同情人力車夫的詩文，實在有點哭笑不得。現在，“腦體倒掛


”的現象，基本上解決了。比起勞工階層，大學教師不好意思再哭窮了。但又有新的問題


出現。



　　每年新生入學，我都得代表文學專業的教師，前去講話。那一年，記得是在昌平園區


，有新生提問：老師，你那麼聰明，難道沒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輩子教書？我當時急


了，慷慨陳辭大半天，博得一陣陣掌聲。事後那學生找我，說他原本考經濟系，是第二志


願進的中文系，父母擔心他將來畢業沒出路，只能去當老師。他自己也有顧慮，才這麼問


；沒想到我對教師這職業還這麼看重。不是學生的問題，在中國這樣“官本位”的社會裡


，沒弄個師長旅長噹噹，很不過癮。在北大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主持人再三追


問：你難道除了教授，再沒有別的頭銜？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強聽眾對我的印象。可


我還是堅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來，都這麼大年紀了，沒有校長，起碼也


得是個系主任，要不就是學會的會長什麼的，什麼都沒有，那多難堪。



　　這裡牽涉中國人對待學術的態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匯報》上，報道英國《自然


》雜誌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國之聲Ⅱ：與時俱進》，同時選載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國科


學院副院長陳竺的《“官本位”助長學術腐敗》。陳文批評將科研機構負責人等同於官員


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腦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導色彩太濃，使得我們無法聘請


外籍科學家來當研究機構領導。我看問題比這還嚴重，因為整個中國社會的價值觀，惟官


是尊、惟官是榮；純粹的學問，沒有多少人看好。學者也不例外，工作稍有成績，就渴望


獲得某種頭銜，虛實且不管。而上級主管部門，往往也把“封官”“定級”作為一種特殊


獎勵。好學者本就十分難得，如何經得起這般“栽培”與“提拔”？ 兩個多月前，我曾

應邀到耶魯大學做學術演講，那裡的朋友告訴我，校方本想要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當副校長，但被他謝絕了。大家都說他很聰明。因為，只有這樣，才

能潛心著述，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要是在中國，我不知道有多少學者能抵擋得住這樣


“致命的誘惑”。



　　先是金錢的壓力，後是名位的誘惑，對於大學教授來說，過了這兩關，才能談論什麼


獨立與自尊。



五、關於師道尊嚴



　　關於大學教授的道德水準，包括社會上對大學教授的基本要求，以及教授的自我約束


等，必須回到是否“尊師重道”上來。為師的不自尊，不自重，不自愛，如何了得？可這


是個社會問題，而且非一日之功。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講幾個小故事。





　　1901年，因政見不同，章太炎給他的老師俞樾寫了篇《謝本師》。這裡的“謝”，是


拒絕、辭別的意思，不是感謝。後來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識形態關係，寫了《謝


本師》。抗戰期間，周作人落水當了漢奸，他的學生又寫了《謝本師》。這是中國現代文


學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謝本師》，之所以有名，是因為這種做法，代表了現代中國教育的


一個特點——尊重真理勝過尊重師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確實是現代中國的


一個特點，很多人都表示激賞。但我想提供另外一個思路，即章太炎的另一個弟子魯迅，


他是如何處理師生關係的。



　　根據許廣平回憶，晚年魯迅對章太炎其實很不以為然，因其提倡復古。但即使這樣，


魯迅提到章太炎的時候，依然非常尊崇，總是稱“太炎先生”。而對章太炎晚年的行為，


也能作出公允的評價——既有批評，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當時也

已經病重的魯迅，在10月6號和10月17號連續寫了兩篇文章《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兩天后，也就是10月1 9日，魯迅去世。這兩篇文章，都

是對太炎先生曾經給予他的積極影響表示感激，對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義表示讚賞，


雖然也對他晚年的一些行為表示不以為然。在私人通信里，魯迅說得更明白。1933年6月

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這個問題。信里說：“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


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


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


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後如相見，


仍當執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為師弟之道


，如此已可矣。”



　　老一輩看待師弟之間的關係，自有其尺度，如何拿捏，端看個人修養。鄧雲鄉寫過一


篇《知堂老人舊事》，很值得玩味。文章說，周作人抗戰中當了漢奸，很不光彩，可當年


的一些“上過偽學校當過偽學生的”，對師長落井下石，為鄧先生所不恥。所謂抗戰中的


“偽學生”，是個很難談的問題。大家知道，抗戰時，北大南遷，留在北京的學生，不少


人只能進入日本人掌控的偽北京大學。八年間，有不少學生在這所學校就讀，怎麼看待這


些學生？抗戰勝利後前來接管的傅斯年，說對於偽大學的偽學生，我們是不承認的。這話


後來受到很多人的批評。因為，政府打不過人家，退守大後方，怎麼能苛求這些無法背井


離鄉的年輕人呢？諸位不知道，今天的科學家、政治家裡面，有不少是當年淪陷區的“偽


”大學培養出來的。談北大校史，這一段至今仍然很忌諱。其實不只北大，很多著名大學


都有這個“歷史遺留問題”，必須平心靜氣地對待。



　　回到鄧雲鄉的文章。周作人當年因漢奸罪，被判刑，學生中有落井下石的，也有的不


是這樣，比如大弟子俞平伯。周作人有四大弟子：冰心，俞平伯，廢名，江紹原。特別是


俞平伯，抗戰中同樣留在北平，沒有撤出去。他們經常見面，但周作人從來沒有勸俞平伯


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學去講點課，雖然他們私人關係很好。抗戰結束後，周作人被抓進


監獄，這時候，俞平伯出面寫信給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講周作人的“學問文章與其平居


之性情行止”，也講其落水後“對敵人屢有消極之支撐”，同時自責艱難時刻“不能出切


直之諫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參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71—73頁，北京：

中華書局，1980)。這封陳情信，是舊日弟子對於走了彎路的師長的關懷與理解。鄧文稱

，一個學者在為人上，在學問上，在大節上，有時候並不一致，在大動盪的年代裡，有可


能失足，這個時候，弟子對師長一輩的失誤，應多點理解的同情。如此談論師弟之間的情


誼，值得我們關注。



　　這裡說的是師生之間在學問之外的關聯，或者說情感上的糾葛。而我感慨的是，這種


師生情誼，越來越淡泊。現在的情況是，師生之間，下了課，視同陌路人。錢穆在《現代


中國學術論衡》裡有一段話講得很精闢：“西方人重其師所授之學，而其師則為一分門知


識之專家。中國則重其師所傳之道，而其師則應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西學東漸，新式


學校興起，整個大學教育，都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路，其特徵是注重知識的傳授，而不太注


重人格的修養。“一校之師，不下數百人，師不親，亦不尊，則在校學生自亦不見尊。所


尊僅在知識，不在人。”(《現代中國學術論衡》162、168頁，長沙：嶽麓書社，1986)這


麼做，好處是走出了過去十分嚴格的師道尊嚴，壞處是我們看待教師，只剩下了專業知識


。



　　記得是兩三年前，有一次，我應邀到南方一所大學演講。那天剛好是教師節，在飛機


上，我正在讀利奧塔寫的《後現代狀態》。書裡說到，在後現代社會，教師這個職業有可


能會消失。因為，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標準的最佳狀態的教授，錄製他的演講，通過遠程教


學的方式傳播。這樣，既不會出錯，又很精彩，這比我們今天這些高高低低的教師要好得


多。假如此說成立，那麼，一個專業一兩個教師就夠了，其他人趕緊改行。讀到這裡，我


出了一身冷汗。後來，我想通了，這根本做不到，不是因為技術手段，而是因為老師在學


校里的工作，不只是傳授知識，還有充當大魚，讓小魚在後面跟着游的作用。更不要說什


麼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我曾經說過，當老師很難，站在講台上，必須照顧到班上所有


學生的趣味和目光。我的經驗是，眼睛看到第七排的學生(最好是男生，不要女生)，這個


時候，所有的學生都覺得你在看着他。課堂上顯示的，不止是你的聲音，也包括你的姿態


，你的神情，還有你的心境。你需要跟學生溝通。有時講課效果好，有時不好，關鍵在於


和學生有沒有交流。可以這麼說，每一次成功的講課，都是師生共同完成的。這是有教學


經驗的人都能領會到的。老師之於學生，不止是具體知識傳授，還有日常生活中的人格修


養。就算是知識傳授，也必須通過溝通和對話才能實現。在這個意義上，老師這個職業，


在我看來，沒有消失的可能性。諸位作為師範大學或教育院系的教師和學生，我相信你們


和我一樣，會對這個職業充滿信心。



　　但是，隨着現代科技的發展，隨着師生間距離的拉大，我有點擔心，韓愈《師說》表


達的那種理想，很難再出現。記得1920年代中期，梁啓超應邀到清華學校講課，希望把他


想象中的教育理念，落實到現代大學裡面去。他希望跟學生們有更多的直接交流，能夠以


自己的人格力量來影響學生。可講了幾年課，梁啓超說自己失敗了。上課開口，下課走人


——他當時住在天津，每星期和學生也就見一兩次面，無法深入交談。這種狀態，和他當


年在廣州萬木草堂跟康有為念書，完全不一樣。傳統中國書院的教學方式，是師生在一起


共同生活，這種教育狀態，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回到教育史的問題，晚清以降，歐風美雨，西化最明顯的，是大學制度。我們在政治


、軍事、經濟上也學西方，但學得不徹底。唯有大學學得最像，甚至連帶博士帽的方法，


都學得惟妙惟肖。學得像也有問題，因為，大學不是工廠，大學必須落地生根。從這個意


義上說，這一百多年來，我們不斷強調跟國際接軌，向國外的大學學習，但相對忽略了傳


統中國的教育精神。長輩的學者，比如章太炎、梁啓超、蔡元培等人，還有這種追求，一


直在討論如何將傳統中國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學制度結合在一起。1921年，蔡元培在美國加


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演講時，便強調應該把孔子、墨子的教育精神，和十八世紀英國的培養


紳士，比如牛津、劍橋，十九世紀德國的培養專門家，比如柏林、洪堡，以及二十世紀美


國大學的服務社會，培養社會急需的人才，這幾種觀念結合在一起，方才是他理想中的大


學教育。這個思路，很值得我們關注，它跟後來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所表達的，相當


接近。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後，我們先是向蘇聯學習，後又轉向美國，都是一邊倒，一


直到今天高喊“與世界接軌”，都忽略了對傳統中國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納與轉化。



　　西方教育體制，確實有很多比我們好的地方，特別是精密的科學試驗、系統的課程建


設，比傳統中國書院好得多。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體制後，傳統中國書院中那種融洽的師


生關係，包括對師長很高的道德要求等，都沒有了。我們現在只要求，能寫論文，能講課


，這就是好教師；這跟古代“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設想，差別太大了。我想象


中的大學教授，除了教學與研究，還必須能跟學生真誠對話，而且，有故事可以流傳，有


音容笑貌可以追憶。我相信，我們的科研經費會不斷增加，我們的大樓會拔地而起，我們


的學校規模越來越大，我們發表的論文也越來越多；我唯一擔心的是，我們這些大學教授


沒有故事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