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的百年回顧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林毅夫 胡書東
自1901年嚴復翻譯出版《原富》以來，現代經濟學傳入中國已經歷時整整100年。回顧一
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濟學發展，充滿了無數的艱辛與曲折。作為一門經世濟民的致用之學
，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與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關，共同度過了風風雨雨的一百
年。經濟史決定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學術史。鴉片戰爭之後，中華文明由盛而衰，與之伴隨
的是外來學術思想與理論在中國的廣為傳布。矢志於救亡圖存的先進知識分子努力從外來
的先進思想理論中探索建國、富強的真理，西方各種學說，包括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傳
播也由此開始。
經濟學的傳播：危難中國的渴求
兩次鴉片戰爭既使中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同時也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清醒地認識
到中西方發展差距，從此以後，向西方學習、重振中華成為一股越來越強大的社會潮流。
這股社會潮流的第一件事情是洋務運動，推動了中國早期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此
後，經過馮桂芬、王韜、馬建忠、鄭觀應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義思潮得以發端，並達
到了高潮，對於商品貨幣經濟的認識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早在1867年北京同文館就開設“富國策”課程，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Ｗ.Ａ.Ｐ.Ｍ
ａｒｔｉｎ）講授美國經濟學家福塞特（Ｈ.Ｆｕｎｃｅｔｔ）所著的《Ａ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後來該書由汪鳳藻翻譯，丁韙良校訂，於18
80年出版。最早在中國翻譯出版的西方經濟學著作，除了《富國策》之外還有1886年由海
關總稅務司翻譯的《富國養民策》（Ｐｒｉｍｅｒ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ｙ）（作者為英國人Ｗ.Ｓ.Ｊｅｖｏｎｓ），以及1889年英國人傅蘭雅口述、徐家寶筆述
的《保富述要》。
可惜的是，這些譯作當時並沒有在中國知識界傳播開來。實際上，直到1905年廢除科
舉制度以後，經濟學才像其它“新興”學科一樣真正開始引起國人的重視。1905年以後，
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加上科舉制度被廢除，大批知識分子開始脫離傳統經書的羈絆，
投身於社會現實之中，出國留學、興辦實業蔚然成風，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參加新軍
。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後，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思潮逐漸傳播開來，中國出現
了前所未有的學習、傳播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的熱潮，經濟學也隨之在中國得以擴散開來。
京師大學堂在1898年設立，嚴復作為首任校長主持工作之時，就開設了經濟學課程，
聘請日本教師教授，及至嚴復翻譯的《國富論》出版，中國經濟學科的近代化進程加速。
北京大學於1912年設立了中國最早的經濟學系——商學科。同時陸續有不少學生負笈歐美
，學習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譯介也更為全面，出版了不少經濟學原理、財政金融、經
濟學說史等方面的書。伴隨西方經濟學的傳播，圍繞中國的若干現實經濟問題，也有不少
著述，仁智之見交相迭出。
從19世紀80年代到“五四”運動前夕的40年中，中國出版了40部左右的經濟學著作。
從 1901年嚴復翻譯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為止，中國出版了大約十六七部經濟學著作
，主要是翻譯西方和日本的經濟學著作，並且以譯自日本的為多，這反映了 1905年以後
，中國留日學生的激增和日本對中國影響的上升。當然，這期間也出現了幾本中國人自己
編寫的經濟學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調查戶口章程釋義》（陶保霖著）、1911年出版
的《中國國債史》（梁啓超著）、1911年出版的《比較預算制度論》（吳瓊編著）。辛亥
革命到“五四”運動期間，又有近20本經濟學著作出版，其中中國人自編的著作約占三分
之二，多屬財政金融類，這說明經濟學當時在中國的普及速度是比較快的。譯本則絕大多
數來自日文著作。在1902年以前的譯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譯而成，對原書內容多有省略，且
常運用我國傳統的舊經濟概念與術語來附會經濟學，更使人難於理解原著的真正含義。從
1902年以後，這類情況有所改進。隨着日本經濟學書籍的大量譯介，中文的經濟學專業術
語也大量採用日文譯法，中文經濟學概念體系開始建立。當然，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中
國的經濟學仍然處於引進階段，所謂國人自編的經濟學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譯
整理，沒有什麼創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這之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民族資本
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從1914年到1919年，中國民族工業的工廠數量從 698個發展到1759個
，增加了157.7%；資本從3.3億元增加到5億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資本額超過辛亥
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資的總額。 “五四”運動之後至20世紀50年代期間，中國經受了日本
侵略、國內戰爭、資本主義大危機等衝擊，一方面經濟有所發展，另一方面，經濟當中的
沉疴積弊並沒有消除。無論袁世凱及其繼任者的北洋軍閥還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
府，都採取了許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措施，積極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條件。
這個期間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時期，工業化水平和資本積累都有比較大的提高
。
“五四”運動之後直到20世紀50 年代，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有兩條線索。許多留學
歐美的學者，接受了系統的西方經濟學訓練，回國後積極傳播歐美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另
一方面，舊中國尖銳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也使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迅速地在中國傳播。
前蘇聯在較短的時間裡迅速取得了令世界為之矚目的工業化成就。這樣的事實對於以救亡
圖強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比較大的影
響。當時國內的以西方經濟思想為主要理論傾向的學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
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經濟學的初步繁榮：30、40年代中國的折射
基本理論的掌握為系統分析現實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兩方面的學者緊密結合中
國現實展開研究，現代意義的中國本土經濟學由是發端。從“五四”運動到20世紀40年代
中期，中國學術界先後就幾個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爭論。第一，1919－1927年期間
關於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第二，與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有關，在30年
代圍繞中國農村經濟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其焦點也在於中國農村社會性質，以及要不
要進行土地革命；第三，30年代，針對中國貨幣制度存在的問題，就貨幣本位展開了爭論
。
承繼“五四”運動之前已有之勢，國內逐漸開始真正系統、全面地掌握現代西方經濟
學理論。國內學者圍繞基本經濟學理論、部門經濟學以及經濟史等所撰寫的著作大量出版
。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15年回國執教於北京
大學。1923年馬寅初和劉大鈞一道發起成立“中國經濟學社”，並長期擔任社長。他撰寫
了許多經濟學著作，其《經濟學概論》是解放前流行的經濟學原理著作。部門經濟學也有
長足進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經對“五四”運動以後至1949年期間中國國內翻譯和自編（撰寫）的
經濟學書籍進行了統計研究。從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後中國經濟學的初步繁榮情況。這一
時期之所以有這麼多中文經濟學著作問世，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息息相關。1928－1936
年是我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所謂“黃金時期”，開始出現工業的初步跡象，加上抗日戰
爭對國防經濟建設的需要，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實
業救國”一時蔚然成風，經濟學當然就有了傳播和發展的土壤。經濟學譯著以30年代最多
，其中 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譯著。從國別構成看，到30年代為止，由日文翻譯而來的
經濟學著作雖然在數量上仍比以前有較大增加，但是已經不能像20世紀前 10年那樣高度
壟斷，其相對的重要性則已經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譯過來的已經大大超過了日文
。這說明我國經濟學界已經不再滿足於翻譯由西方販運來的日文二手貨，也說明由歐美返
國的經濟學家增多，逐漸支配了大學講壇。
30、40年代經濟學的繁榮還體現在專門性的經濟學刊物的創辦上。據胡寄窗先生估計
，除了統計期刊外，1919年到1949年各類經濟期刊約為112種，其中20年代有10種，30年
代48種，40年代 53種。不過，這些刊物創刊後一年內就停刊的在半數以上，能維持一兩
年之久就很難得了。這說明我國經濟學研究隊伍仍然很弱小，社會對經濟學的關注和支持
仍然是很有限的。在為數不多能夠長期支撐下來的經濟期刊中，屬於一般經濟理論探討方
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國經濟學社1930年創刊的《經濟學季刊》成績最為顯著，一直維持到
抗戰前夕，是當時全國多數經濟學家支持、認可的經濟刊物。
在30年代，學界圍繞中國本土的貨幣本位問題發生過爭論。國民政府於1935年實行法
幣改革，放棄銀本位制，代之以金匯兌本位制。在這個政策的形成過程中，關於中國的貨
幣本位問題，有人主張實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張實行金本位，有人主張維持銀本位
。圍繞這些問題，馬寅初、楊蔭溥、劉大鈞等經濟學家都先後發表看法，產生了一些理論
著作。如馬寅初（1937）的《中國之新金融政策》、楊蔭溥（1936）的《中國金融研究》
、劉大鈞（1934）的《我國幣制問題》等。
另一個廣為關注的本土經濟問題是“經濟建設”與工業化。1928－1937年期間，國民
政府在工業化方面的政策稍見成效。抗戰爆發後，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為了國家的富強，
奮力探索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途徑。張培剛教授的著作《農業與工業化》在全面探討了工業
化的定義、工業發展與農業改革的關係、工業和農業的平衡以及農業國和工業國的關係問
題之後，就中國工業化面臨的急迫問題進行了分析。馬寅初的《中國經濟改造》、吳景超
的著作《中國經濟建設之路》、何廉、方顯廷的《中國工業化程度及其影響》等，都是很
有見地和影響的著作。
解放前一大批中國學者在農村經濟方面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堪稱中國本土經濟學的傑出代表。這其中有比較特殊的歷史原因。解放前中國是典型的落
後農業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最重要的地位，只有準確把握中國農村的情況，才能全
面把握中國的經濟全貌。著名學者陳翰笙1928年受聘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
長，在他的主持下進行了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農村經濟調查。1933年陳翰笙發起成立了有
500多名會員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並擔任第一屆理事會主席。中國農村經濟研究
會於 30年代曾就中國農村和農業經濟問題，與幾方面的理論觀點進行了爭論。同時，中
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還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經濟學家，比如後來名噪一時的孫冶方、
薛暮橋、錢俊瑞、許滌新等，都與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有不淺的淵源。此外，南開大學的
何廉、方顯廷等人也對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研究做出了開拓性貢獻，何廉還被譽為中國最
早重視農業的經濟學家，著有《中國農村之經濟建設》。
在其他方面，中國經濟學家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寶三的著作《中國國民所
得》，是中國現代意義上ＧＮＰ核算方面的開山之作；陳達的《人口問題》就人口理論、
人口數量、質量、人口與國際關係等進行了分析之後，給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後，經濟學在中國已經走出了單純
的學習、普及階段，出現了一批既掌握先進經濟學理論，同時又能運用這些理論和方法研
究現實經濟問題的中國學者。總結解放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凡是在學術
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國經濟學家，幾乎全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劉大鈞、馬寅初
、何廉、方顯廷被稱為中國30、40年代的四大經濟學家，享譽國內外。他們有一個共同的
特點，在國外接受過嚴格、系統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訓練，同時又都懷着強烈的救國救
民意識，努力用先進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解決當時的中國本土經濟問題，並取得了豐碩的
研究成果。正如馬寅初所說： “如果只研究理論，試問對於今日的中國，實際上有什麼
好處呢？”
早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就開始在中國零星傳播。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廣泛
傳播，則在十月革命之後。李大釗是最早向國內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也是以馬
克思主義為指導分析中國現實問題的理論家。 1930年之前，先後有不少介紹馬克思主義
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和譯著出版，也有不少關於《資本論》有關專題的介紹。在積極介紹馬
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同時，不少中國學者也在勉力進行本土化的嘗試。這方面值得一提的
是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該書自1934年北平經濟學社初版起至1947年共發行了11版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中是銷行最廣的一部，其社會影響可見一斑。王亞南是這
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著作最豐富的一位，《中國經濟原論》是其代表作。
經濟學的發展：經濟發展的孿生兄弟
社會科學的理論本質上是一個用來解釋社會現象的邏輯體系。一般來說，解釋的現象
越重要，理論的影響也就越大。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上最大
、最強的經濟是英國經濟，生活在英國的經濟學家近水樓台先得月，因此，英國成為當時
世界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著名經濟學家多出於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經濟
重心逐漸轉移到美國，經濟理論研究中心和著名經濟學家的產生地也就逐漸隨之轉移到美
國。
自1920年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成立開始系統搜集宏觀經濟數據，以及1947年薩謬爾森
出版《經濟分析的基礎》一書以後，國際上經濟學的發展已經開始大踏步朝向實證化、數
理化方向發展。然而，中國的經濟學自 1949年開始，隨着國土和政治的分裂而走了不同
的道路。有些經濟學家隨着國民黨政府搬遷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學校繼續教
授現代經濟學；有些則漂泊海外，當中一些人對國民黨政府在台的經濟政策產生了不少影
響；也有如蔣碩傑、費景漢、張五常、鄒至莊、劉遵義、李龍飛、蕭政等一些新、老經濟
學家在貨幣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等領域在國際經濟學界嶄露
頭角。
大陸本身則走向了另外一種發展方向。自 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行重工業
優先發展戰略，中國經濟體制就開始全面向計劃經濟轉軌，自從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渡時期
總路線以後，除了繼續翻譯出版和普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圍繞總路線開展的社會主義
改造和計劃經濟下的工業化成為經濟理論界研究的核心內容。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一條
快速實現從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成為國家領導人優先考慮的
對象，也自然成為經濟學界的中心工作。在計劃經濟時代，整個社會生活泛政治化，特別
強調高度集中統一，經濟學研究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以前，經濟學研究主要分為兩大塊，
一是普及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二是從經典作家的著作中尋找支持現行路線
、方針和政策的理論根據，並對後者加以詮釋，增強其在理論上的合法性。
這一時期經濟學界比較著名的理論爭論有三起，即50年代後期圍繞馬寅初“新人口論
”的爭論，50年代末、60年代初圍繞李平心“生產力理論”的爭論，50年代後期、60年代
初圍繞價值規律和孫冶方價值規律論展開的爭論。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核心觀點是主張
人口增長要與社會經濟發展相協調，反對人口盲目增長。本來無論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
主義經濟學都能推出這一結論，但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馬寅初及其“新人口論”受到
批判，與馬寅初持相同觀點的著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吳景超甚至被批判為“帝國主義的
走卒”。李平心的“生產力理論”核心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框架內強調生產力的重要
性，將生產力的“社會聯繫”看成生產力的社會屬性，在那個特別強調生產關係的年代，
這一點被批判為將生產關係當成生產力的附庸。至於圍繞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引發的爭論
，實際上是計劃經濟理論和意識與不能取消商品和貨幣關係的社會經濟現實之間矛盾衝突
在學術領域的反映。對孫冶方的批判，只是因為他堅持價值規律高於計劃規律，與毛澤東
等領導人強調計劃規律高於一切相衝突。用今天的標準看，50、60年代發生的三大理論爭
論都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或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從學術上講，基本上都屬於在馬
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詮釋上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非顛倒，經濟學研究基本處於停滯狀
態。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經濟學迎來了發展的春天。一部分經濟學家秉承馬克思主義經
典理論，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仍然以論證和詮釋現行的路線、方針、政策為職志，特別是努
力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為改革開放尋求理論支持。公允地說，這些研究雖然帶有強烈
的時代色彩，但是針對性很強，在一定時期確實起到了從理論上證明改革開放合法性的作
用。另外還有一部分經濟學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經濟學家，知識
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眼界也大大拓寬，而且隨着中外經濟學學術交流的迅速擴大，現代
西方經濟學文獻大量流入中國，年輕的中國經濟學者們從中受益頗多，有的還留學海外，
純粹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圭臬的年輕學者基本上沒有了，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方
法越來越成為時尚。隨着西方經濟學的重新普及，運用現代經濟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經濟
問題的研究成果開始出現，並呈逐漸增多之勢。他們的研究同樣對改革開放做出了重要的
理論貢獻，特別是90年代以後，許多改革措施都凝聚着他們的智慧。而且，即使是老一輩
經濟學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現代經濟學的影響，墨守傳統理論的已不多見了。
隨着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國經濟研究在世界經濟學研究中的重
要性將隨之提高，而當中國經濟在下個世紀成為全世界最大、最強經濟的時候，世界經濟
學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轉移到中國來。實際上，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已經越來越受到國際經
濟學界的重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甚至斷言，誰能成功地解釋中國
經濟改革和發展，誰就能夠獲得諾貝爾獎。以世界上最早出版並且最權威的七個經濟學期
刊《美國經濟評論》（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政
治經濟學雜誌》（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經濟學雜誌》（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經濟學季刊》（ＴｈｅＱ
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計量經濟學》（Ｅｃｏ
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經濟研究評論》（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
ｄｉｅｓ）、《經濟和統計學評論》（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ｔａｔ
ｉｓｔｉｃｓ）為例，它們在 70年代總共發表主題是中國問題、或者主題不是中國問題
但涉及到中國問題的文章數為78篇，80年代為82篇，而90年代就增長到134篇。
在60年代中期以前，華人學者在國際權威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數量是很少的以後隨着
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崛起，到國外留學研習經濟學的華人越來越多，華人在國際學
術界的地位開始上升。80年代以後，隨着大陸對外開放，到海外留學的華人更多，華人經
濟學家隊伍不斷壯大，因而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也就進一步提高了。十分可喜的是，已經
有一部分華人經濟學家開始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有的還是以研究中國本土問題見長。
可以預期，以研究中國問題為主的國內經濟學界將來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和地位會越來越
大。
21世紀：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
經濟學傳入中國已經100年了，回眸百年來的中國經濟學發展歷程，令人感慨萬千！
“五四”運動前的中國經濟學發展實際處於起步階段，社會的重視程度也很有限。“五四
” 運動以後，國外社會科學思潮紛紛進入中國，作為其中一個重要分支的經濟學迎合了
國內實業救國的需要，也在知識分子中得到了廣泛傳播。在30年代，經濟學在中國出現了
初步繁榮的局面，那時的中國政局較為平靜，資本主義經濟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經濟學
作為一門經世致用之學，第一次捲入了中國現實經濟生活之中，並產生了一定影響。新中
國成立以後，經濟學的發展經歷了一段較為曲折的歷程，從研究範圍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
很大的局限，而使現代經濟學在大陸的正常發展中斷了。
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90年代以來，現代經濟學在中國大陸重新開始普及，並在年輕
一代取得主流地位，出現了迅速彌補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的趨勢。然而，由於長期封閉落
後，在短短10年、20年的時間裡既要消化國際經濟學界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積累的研究成
果，又要努力追蹤其發展前沿，艱難程度可想而知，難免不走彎路。比如照抄照搬國外理
論，而忽視了任何理論的分析都以特定的制度和發展階段為前提；或以概念代替邏輯分析
和經驗實證，理論爭論常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爭論等。尤其，在改革開放的大潮流下
，整個社會出現失序、浮躁、急於求成的風氣，一些經濟學者也受其影響，發表的論文和
著作經常出現抄襲和缺乏深入的邏輯分析、經驗實證等現象。
總結我國百年來的經濟學發展，國人自撰的出版物大多屬於述而不作的性質，真正的
理論創新少，介紹國外理論或以國外現成理論為框架研究中國問題或就事論事地討論中國
經濟問題的占絕對大多數。按現代經濟學的規範，建立嚴謹的邏輯體系並以實證資料對理
論推論進行嚴謹的經驗檢驗的研究和著作還不多見。後者是我國經濟學研究對我國的經濟
發展做貢獻並同時對國際經濟理論發展做貢獻的必由之徑。只要在研究規範上自覺改進，
隨着21世紀中國經濟的發展，致力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必然能迎來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