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談道德

於是，西方哲學界想出許多辦法來鼓勵道德行為。有三派值得介紹。一是效益主義（舊譯為“功利主義”），主張：人應該行善，因為“善”是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譬如，我們說話誠實、尊敬長輩、扶助弱小，都是整體而言對社會有利的。問題是：有些行為處於模糊地帶，不易分辨其效益，並且，效益所涉及的大多數人，難免因為時空條件而調整其範圍，然後假如行動者正好被排除於外，那麼他個人不是要為道德而犧牲了嗎？他為什麼不能也以個人效益來考慮？

面對這些問題，最後還是必須訴諸一套規則，如西方許多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表面上說的是“服從多數，尊重少數”，但是事實上少數往往是被犧牲的。並且，民主制度距離我們所謂的道德，不可說不遠啊。

其次，第二派是“義務論”，標舉的口號是“只問該不該做，不問效益如何”。康得是此派代表，他認為人應該“為義務而行動”，義務是隨着人的理解而出現的。譬如，我理解了“人應該誠實”，我就沒有任何理由違背這個原則。這種訴諸理性的要求，足以彰顯人的價值與尊嚴。因此，人不能把自己當成工具或手段來使用，也自然不能如此對待別人。這種觀念十分高尚，但是不太切合實際的情況。譬如，我到醫院探視朋友，如果秉持義務論，就會對朋友說：“我來看你，不是因為我喜歡你，也不是因為我倆的交情，而是因為你是‘朋友’。”意思是：只要是“朋友”，我都會去探病，而不是因為你這個人的緣故。這種話固然大公無私，但是朋友卻未必領情。把道德要求與情感苦樂完全分開，似乎是強人所難的事。

第三派稱為“德行論”，主張德行在於良好的生活習慣，就是在成長過程中把某些合宜的行為“內化”了。人初生時並非一張白紙，但是也沒有什麼本善可言，而是需要“培養”一種愛好德行的氣質，讓自己經常處於“適中”的狀態，不要過度也不要不及，而是要向上提升，尋求卓越的品格。

以上三派如果分工合作，倒也可以回應人生的需求。道德不是孤立的，無法關起門來修行。因此，面對人群時，不妨循效益主義，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行為準則。個人在動機上則須以義務論來自我期許，只問一件事該不該做，並且把每一個人都當成目的來互相尊重。至於走在人生之途上，則德行論所說的氣質與習慣，又怎能被忽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