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文明只有一個：中華文明產生歐美及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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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玄識 

（一）文明的突變：中華“迂迴西洋”五百年 

鑑於西方文化的基因是人性中的極端負面——“原罪、性惡”，它們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之全面衝突之根源（人的劣根）；“西方文明”為偶然機遇所成，而且是有條件、有代價的，此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由是，“西方文明”僅為近現代的暫時現象。為何如是說？因為“原罪創造奇蹟”和“人性惡創造歷史”僅是倚靠近現代所特有的“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的！換言之，“西方文明”及其一切都是1492年之後的事；因為在此之前的數千年裡，由於人們皆囿於直接的生命攸關的自身環境，要麼是“道的調節”，和諧發展，要麼是“神的約禁”，原始停滯。

西方沒有歷史，因為在世界連通之前，此種文化基因，或是西方人自相毀滅，或是基督教窒息現世（不存在“人的有為”）。西方沒有未來，因為耗喪生態的此種文化基因將會造成“地球劫壞”（就像牛頓和霍金所預言的那樣）——科學革命至今的三百餘年中，生物圈之折壽（地球生物繼續存在的時間之縮短）達99%以上！

西方文明（歐美文明）在客觀上是基於某個“技術時段”的地緣政治——海洋的戰略優勢取代游牧草原，持續到“陸權”徹底反制“海權”為止（“世界島”自我整合、有效自衛）。確切的說，從中國科技的西傳，於1500年左右開始把歐洲的“海洋地緣”提升起來，使之逐步具有了全球性的戰略意義；到21世紀前期，中國的“陸海有機”開始反克“海洋地緣”和海洋霸權，這前後延續了五百多年。若從1750—1800年間西方的正式興起來算，那麼，它的興衰的過程或許要短得多（美國霸權活不過2040年，“東風壓倒西風、西方不亮東方亮”不會遲於2050年）。

華夏連續數千年的“天人合一、卓立三才”，咸與維新，起伏旋進，終於打通了“全球天下”；原本是原始停滯的西方而卻是“近水樓台、捷足先登”。暫且因“道的失控”，西方異軍突起、噴薄而出，摧殘其餘世界、自然環境和傳統文明。然而這是“平天下”的最後階段之前一半，“欲擒故縱、先否後喜”？進入21世紀，隨着陸地的機動性與捷便性均超過海洋，文明中心與發展重心皆開始返回五百年之格局，中國不僅在物質文明上重現主軸，而且在文化上也越來越表現其至善的本質——“直道而行、直內方外”（西方文化的制高點與話語權正在雪崩。試問中國與美國，誰是和平與發展的建設者，誰是破壞者？涇渭分明，彰明昭著）。

西方文明寄生於“海外生態”：如果西方囿於自身環境，它則自我毀滅，中古後期的歐洲有如此趨勢；如果幸運地擁抱“開放世界”，它則在耗喪生態的過程中膨脹不已，走向人與生物圈同歸於盡（除非在此之前，它被“道的文明”所取代）。因此，現代西方是人類自毀的宿命論，即“創世→末日”模式。

關於資本主義——廣義地講是西方文明——的終將消亡，長期以來被眾多的左右兩派的學者或學術所討論。馬克思主義爭取替代和最終埋葬資本主義，已經實踐一百五十年了（引者按：馬克思和恩格斯準確地預見西方文明擴及全球時，就會陷於厄運——“資本主義總危機”：大蕭條、世界大戰和共產革命）。然而在20世紀，保守的思想家們推斷西方文化與文明的毀滅已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在這當中，第一個預見西方文化與文明的終極厄運的，是斯賓格勒寫在他的《西方的沒落》著作中，其第一卷出版於1918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另一部著名的和絕望地介紹西方文明的書，是湯因比所寫的《經受着考驗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發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英國歷史學家彼得·弗蘭科潘在其所著《中國重塑世界：西方時代終結》一書中指出：“……亞洲的崛起並不是沉睡2000多年之後的覺醒，而是歷史上的亞洲一直就在塑造一切，包括歐洲最初如何興起也與它有關。”西方文明是千載一時的“海洋地緣”的產物，是中國人所開拓的陸海絲路的一個“節外生枝”。蒙古征服與“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鄭和遠航”及其前後的中國科技和文化的傳播，改變了“地緣政治”的世界格局：歐亞草原的戰略優勢被北方海洋所取代，歐亞大陸的西邊優於東邊，“邊緣”優於“大陸文明”。西方的興盛在客觀上是基於由上述變化所形成的“地緣政治”的，數百年光景“彈指一揮間”。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歐美文明只是人類歷史的總篇章中的一段插曲，也許是它的可怕的終場——地球家園或生命星球的“劫壞”？在近代以前，即在人類被自然隔閡封閉、因而各地社群沒有“迴旋餘地、生態緩衝”的往古，是不可能存在像西方這種基於“人與人、人與自然之愈益衝突”的文明的。今人所熟知的世界歷史，是“西方中心論”的，它是被偽造的。薩米爾·阿明指出：盛行於今的世界歷史“在意識形態上是西方中心論歷史，亦即，開始於被杜撰的古希臘的假的西方譜系。”美國歷史學家津伯格寫道：“中世紀的基督教和文藝復興共同偽造了古代異教世界（希臘、羅馬等），希臘和羅馬的神與半神聯結着基督教的神聖。”還有，古代兩河和埃及文明也都是被杜撰出來的；世界多處都有金字塔，它們屬於“史前文明”，而無關乎我們的“活的歷史”（其源頭活水在“河洛中原”）。 

在1500年之前的世界歷史中，中國一直是發展的主軸和引擎，是經貿之輻射、輻輳的中心。此乃近代西方及現代世界之真源流。全球的經濟發展是被中國啟動的。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說：在西方興起之前，“中國作為歐亞經濟的引擎，主宰了1000—1500年的世界歷史”。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說：“歐洲……歷史學家們尚未了解這一事實，即：公元1000年後的西方興起服從於世界生產制度的東方化和中國中心……。認識中國的主導地位需要想象力的飛躍。……中國的全球性的密集生產力始於1100年左右，止於19世紀。”

然而，傳統華夏的發展和進步越來越受制於東亞的地理瓶頸。亞當·斯密說：“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勞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可惜，亞當·斯密不知道，中國受制於地理瓶頸，而西洋變成了地理通途則是得益於中國。亞當·斯密慶幸是指南針和造船術等科技發明使歐洲人走向世界、否極泰來，卻也不知道這些發明都來自中國。

雖然是中國人拓通海洋，並率先移民美洲（參見:杜鋼建《中國才是全球性的航海古國》）；但在1500年左右的技術條件下，相對而言，太平洋不利於這個泱泱大國的外傾發展，不利於這兒的芸芸億兆到大洋彼岸去開發美洲（成本高、風險大、陸距遠）。而在同樣的中國技術的條件下，“西洋”則是連接東半球與西半球的捷徑。若非犧牲土著美洲，則不可能有西方文明及其一切。由於傳統科技的亞歐傳播，使西方從世界經濟地理的末端變為要衝，所以中華五千年的物質與人文之成果到西方哪兒竟能夠發揮空前巨大的“正能量”。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若斯指出：“（歐洲人）拿來了中國的發明，竭盡全力發展它們，並將其用於海外擴張。這種擴張反過來又引致更大的技術進步和更多的制度變化。最終的結果是……轉成現代文明，而歐洲人則成為這一轉變的先鋒和受惠者。”

於是，發展與經濟的重心也就從中國轉到了西方。關於中國科技的傳播改變了歐亞大陸兩邊的地理價值，它決定了西方的興起和文明中心的中西易位，詳見:伊恩·莫里斯《緯度決定歷史：從地緣學角度解讀歷史》一文。應該指出，在歐美文明萌生的過程中，西方幾乎是從零開始、百分之百接受東方文明（深受中國影響的阿拉伯文明曾是東西方的媒介和貢獻者）；西方接受中國的，不僅有物質文化（科技、經貿和農業等），而且還有非物質文化（制度、思想和歷史等）。

文明，在近代之前後既是迥然不同，又是因果關係，但它們卻是“一元合分”。近代以前的文明只能是“道器合一”，這是因為古人囿於自身環境，天人關係是直接的生命攸關。在此情況下，人智人為、知識知性都只能是在“道”之下被開發、被利用，而不能獨立形成於其他任何時空之中；否則寸步難行，動輒萬劫不復。近現代的文明是“唯器無道”，這是因為：自從1492年以來，世界聯通、全球循環，人們馳騁於偌大的生物圈之中，予取予求、我行我素，直到生態超限、地球劫壞為止；在此階段，至少在表面上不需要“道”（道的智慧），人們反而能夠“大有作為、大展宏圖”。所以，近現代的文明，雖在物質和科技的方面算是飛躍，但在智慧與和諧的方面則是倒退。吾人不可相信，存在着與現代文明或西方文明同質、同構的“古代文明”或“古典文明”。 

對於中國發展史來說，近現代西方及世界的突如其來、突飛猛進，是它自己的“量變→質變”；後者（質變）雖然先是體現於歐美，但對西方自身來說則是“變異”；因為近代以前的西方是“社會進化”的例外：那裡從不存在發展或進步。西方學者們承認，近代以前的歐洲是千百年的“馬爾薩斯停滯”（Malthusian stagnation），是零增長、零發展。中世紀和古希臘都是非文字和部落性的原始社會。深入查究，有兩個基本原因決定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可能自生文明，那就是：1.歐洲是地球生物圈中最貧瘠的部分之一，這是由於高緯度、陽光稀、地表貧和非時雨（雨季與植物生長期相反）。在1492年之前，即在西方能夠豪取全球資源流之前，歐洲人是生存困厄，衝突極大；如果不是最無情、最愚昧的宗教禁錮，則不會有最起碼的“存在”。2.沒有“道的智慧”的西方是不可能首創文明和文明的一切方面的。原始性的文化或宗教帶來原始性的生產方式：為了防止自然的直接報復、從而否定生存，它對於人慾人智人為，不是利用與調和，而是禁錮與窒息。

社會進化到近現代譬如水燒至100°沸騰，我們可把近現代的社會巨變或“人間奇蹟”想象為水開翻滾。然而，我們卻幾乎都會認為或相信，如此巨變和奇蹟是由於近現代的偉大人物的貢獻和智慧，卻忽略了以前的1—99°的千秋功業。弗蘭科潘教授指出：“我們需要更全面了解世界歷史。亞洲的歷史豐富多元，他們在歷史上有着最根本的地位，但在‘歐洲時代’卻被忽略了。舉個例子，在牛津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收藏着歷史上最偉大的27個科學家雕像，但沒有一個來自非歐洲國家。這也反映出我們看待歷史只是從西方的視角出發。”

其次，在近現代的沸騰、翻滾、巨變或奇蹟中占主導地位的民族，會不遺餘力地塑造一個與之同質的、戰勝自然的“文明史”，宣稱它是獨特的一脈相傳的傳統（即：兩河、埃及→希臘、羅馬→中世紀→歐美文明）。我們幾乎都會輕信這一西方所杜撰的與100°同質的歷史和傳統（西方的古典文明和古老文明）。

第三，近現代的沸騰、翻滾、巨變或奇蹟，是有代價、有後果的；只有占得天時地利的民族能夠在此種“人與人、人與自然之愈益衝突”中，暫獲暴利。這並非智慧，而是充分綻放人的潛能（人作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智慧是什麼？是歷史上的穩健進步、動態平衡，在維護“人與人、人與自然之和諧”的前提下的可持續性，從而保證了“從量變到質變”，那就是“道”！

第四，如果說100°是沸騰（質變），即征服自然，人與自然衝突；那麼，以前的1—99°則是加熱（量變），即動態平衡，人與自然和合。但兩者（1—99°和100°）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是同一個文明（中華文明），或者說古華夏與近現代是因果關係，與歐美文明是“一元合分”。然而我們幾乎都會執着於現代局部或西方分割（第100°：近現代之沸騰、質變），認為它截然不同於1—99°（歷史上的漸進、量變）。

只是由於地理環境的緣故（天時地利、海洋地緣），近現代西方成為中國的陰陽運動的一次“陽亢”；儘管只有數百年的光景，即歷史長河的一瞬間（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預測：西方強勢和美國霸權就像歷史長河中的軍事帝國一樣，轉瞬即逝、曇花一現）；但是，它對文明本身、對全人類和生物圈無疑都是致命挑戰和生死考驗。

從今往後的大趨勢有兩種可能性：1.陰陽→和合(大道回歸)；2.創世→末日(地球劫壞)。我們希望前者，樂觀其成；防止後者，化險為夷。早在一百年前，美國哲學家杜威曾說：歷史上的文明中心是在中國，由它傳遞接力於西歐，再轉入北美；不久將來，它將完成繞地球一周，夾帶着新因素返回其老家——東亞。湯因比也說：“在20世紀，當西歐人由於發動了兩次自相殘殺的戰爭而喪失了世界霸權後，主導作用轉移到了美國。……美國在文明中心的優勢，似乎也將是曇花一現。就象蒙古人曾經取得的優勢那樣。未來是難以預測的，但在文明中心歷史的下一個章節中，主導作用可能會從美洲轉移到東亞。”

總而言之，完整的社會進化只發生在中國；對於其餘人類——特別是西方——來說，大體上是千萬年的相對靜止和近現代的“變異”，後者也是中國的“從量變到質變”：量變發生於歷史上的中國，質變發生於近現代的世界，只是因為天時地利的緣故，西方暫時唱主角而已（在全球化時代，誰唱主角，決定於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前一階段是“海洋地緣”，西方乃“近水樓台”。如果創巨痛深的生物圈尚有“餘地”，隨着單純的海權的式微，“海陸有機”的中國必將取而代之）。

    文明是多元並起、四處開花，還是一元輻射、遍及世界？實際上，所有的“有今無古”的文明都是中華的派生；所有的“有古無今”的文明都是“複製中華”，或是在中華開啟世界文明的大環境下被誇大的（僅是“文化”，而非文明。文明是發展和可持續性）。
 

（二）西方“文明史”是中國的翻版

在17世紀法國學者讓·哈爾端看來，幾乎全部的關於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獻、文物都是近世偽造的。《牛津古代百科全書》寫道：“偽造和篡改的著作扭曲了我們對古代世界的理解。”

詩云：“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西方的真文明與假歷史皆源於華夏。

嚴格地講，依據進步和發展的標準，人類文明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華文明和它所帶來的現代世界（這是“從量變到質變”）。其餘的文明，要麼是中華文明所派生的“子文明”或對立物，歐美文明是兩者的兼而有之；要麼是照着中華文明的模樣虛構出來的，那就是西方的“古老文明”（埃及、兩河）和“古典文明”（希臘、羅馬）。尤其是在時間線上，西方的世界歷史宗本於“聖經編年”，後者則宗本於“中國編年”。“聖經編年”及其子系統都是反覆對照中國歷史而被設計出來的。

有學者說：“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古埃及編年史是由基督教編年史家‘篩選’出來的，據說是被曼涅托所編篡的古埃及國王系列，是倖存於基督徒書中的片斷。”實際上，曼涅托和古埃及國王系列是16世紀的神職學者安尼烏斯，根據東方的信息偽造出來的。再者，“迦勒底（巴比倫）的編年史像古埃及一樣，遠非真實。”

作為西方歷史的源泉的《聖經》是真的嗎？似乎人人都有答案。——“摩西的編年史是假的，它的歷史全是杜撰的。怎麼辦呢？那只好用中國歷史來“改造”了！伏爾泰看來，使用中國編年史補救《聖經》作為（西方）原始史料的易謬性，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17世紀的歐洲人“複製”中國歷史上溯至三皇五帝，伏羲是“時間基點”。《聖經》本身差不多是以中國的歷史觀與天下觀為經緯，匯集其自身的神話故事，藉助於“四大發明”而編篡出來的。西方是基於中國的時空序列，杜撰它的“世界歷史”的。17—18世紀的文化歐洲是“中國熱”：前一半在荷蘭，後一半在法國。在這近兩百年中，前四分之三時間的“中國熱”焦距於中國編年史，從而形成了“聖經架構”的世界歷史（法國革命後，其宗教外衣被拋棄）；後幾十年的“中國熱”集中在中國的政治思想，那就是典型的“啟蒙運動”。即“通過伏爾泰和其他哲學家們的活動，在1740年之後，中國的道德和政治學開始取代中國編年史，成為影響歐洲的主流。” 

重申西方的歷史學和“文明史”都是源於中國。西方的文明史是基於中國的編年史而偽造出來的，首先是根據中國的“時間序列”設計出“聖經編年”，再用它來綱紀“文明史”。詩云：“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並且，在《聖經》“演繹”文明史的過程中，反覆核對“中國標準”（天干地支及《授時曆》）。這裡所說的西方“文明史”包括：A.“古典文明”（希臘、羅馬）；B.“古老文明”（埃及、兩河）；C.猶太—基督教史和基督教歐洲（中世紀史）。

西方模仿中國的造史運動可“一分為二”，並且是“邏輯與歷史相統一”：

1.“歷史學之創世紀”——神話成真，即16—18世紀在歐洲的“依葫畫瓢、閉門造車”；

2.“歷史學之十字軍”——指鹿為馬，即19—20世紀在近東的“科學考古、借屍還魂”。

應該特別指出，在其“發掘”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古代文明”的過程中，西方的相關學者們都幾乎至始至終地使用“中國標準”，校準時間，定位歸屬；直到19世後期，它們“自成體系、自圓其說”、從而凌駕中華文明為止——把中國上古史砍掉了一大半（今天現代中國的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西方中心論的）。

在此只討論“造史運動”的前一半（歷史學之創世紀），講五點：

第一、1600年之前：主要是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在東方信息（華夏、阿拉伯和蒙古帝國）的激盪下，從基督教游離出來的“人文主義”（一批神職學者）開始按照“聖經神話”杜撰“異教歷史”；例如，臭名昭著的安尼烏斯（Annius of Viterbo , 1432—1502年）虛構了17部專著，其中包括古代的波洛修斯的“巴比倫史”和曼涅托的“古埃及史”，它們已構成“泛西方”歷史的重要素材。

第二、1600年左右：鑑於之前的神話和歷史或是沒有年代，或是時間混亂（例如，說上帝創世才幾千年，又說“異教歷史”則為幾萬、幾十萬年），少數神職學者企圖“撥亂反正”，進行宗教統合。被稱為“現代歷史學之父”的斯卡利傑（J J Scaliger, 1540—1609年），偶然獲得了有關中國歷史及其朝代—帝王年表的信息（包括門多薩所著《中華大帝國史》的內容），受到啟迪，用作基準，嘗試建立“聖經編年”及其“子系統”（古典文明、古老文明），從而對層出不窮的無據可查的文史著述加以匯總，提綱挈領。

第三、17—18世紀：由於1600年左右的神職學者（編年史家）所掌握的中國歷史，遠非清晰和準確，他們所設計的“聖經編年”的時間軸線及其相關的“世界歷史”，全是自相矛盾，謬誤百出；因而，受到耶穌會士從中國傳至歐洲的“信息爆炸”的衝擊，尤其是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掀起巨瀾，影響深遠。於是，連續一百多年，好幾代的歐洲學者們——包括科學家牛頓和啟蒙旗手伏爾泰——都運用中國歷史，對前不久剛形成的西方歷史編年系統進行批判和修正，而使《聖經編年》越加貼近真實歷史。

第四、按照常識，1582年羅馬教皇頒布的《格里高利曆》是公曆的由來。但這是應當被質疑。因為該曆法的前身——《儒略曆》（古羅馬）——並不存在；倒是之後不久，斯卡利傑根據中國資料“發明”了《儒略曆》。再者，西方曆法所基於的“聖經編年”形成於17世紀中葉，而在此之前，歐洲人基本上沒有“時間觀念”。最後，“公元”（A.C.）和“公元前”（B.C.）都是在17世紀被首次使用，卻被說成是“古人發明”。《格里高利曆》的問世實際上是很遲的，它應該是元朝《授時曆》的模子鑄出來的。

第五、西方歷史不存在原始資料。西方的“原史”是神話。由神話杜撰、編篡“歷史”；再通過科學考古加以“證實”。神話本於《聖經》，它是代久年湮的傳奇故事之匯集；在四大發明西傳之後，在文藝復興時期首次被印刷成書，被嵌入基於儒釋道而偽造的“希臘哲學”的內容。《聖經》的時間（創世紀、大洪水）混亂而離奇，直到在17世紀才被用“中國時間”加以設定和校對。有關耶穌、《聖經》、古羅馬和猶太國的唯一“人證”——約瑟斯夫和《弗拉維奧證詞》——是偽造的。

比利時魯汶大學教授斯坦德論述了在歷史與歷史學——尤其是編年史——上的“中西融合”，也就是在這方面中國對西方的影響和改造。他寫道：

……歐洲文獻的“原創”在事實上不僅包括他們（耶穌會士）所提供的有關中國古代歷史的資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包括他們基於原始的漢文和滿文史料的“再生產”。

……傳教士盡力記下廣泛的中國歷史，其中一些內容來自明朝的最新出版物，它們包含遙遠的過去和當代歷史。如此關於一個國家的博大而和持續的歷史對於文藝復興後期的歐洲來說，是相對新奇的。

……通過耶穌會士介紹中國歷史，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傳統融為一爐。如此著述吻合於“文藝復興消褪”（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時期的歷史學科的發展。它是威廉·鮑斯瑪（William J. Bouwsma）所使用的書名。他在其中概述地揭示了文藝復興至現代早期的轉型特點。耶穌會士的中國著述和同時代中國的相關寫作皆很適合這個發展。事實上，不僅在耶穌會士的文字與中國的新書之間，而且耶穌會士與歐洲歷史學之間，都存在着多維互動；它發生在各個層面上，涉及到時間概念和變化概念。

……近代以前的歐洲，時間和變化諸概念似乎沒有意義。人們能知道……中國是線性和循環概念的共存。……在跨文化的意義上，當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返回歐洲時，他不僅帶來全新的歷史（時間概念：《中國上古史》），它比“聖經洪水”更早；而且還帶來了全新的地理（空間概念：《中國地圖志》）……。由此，從中國傳入歐洲的歷史知識構成了時代挑戰的部分……。

……（耶穌會士）表述中國古代歷史，這些文稿把一個全新的世界獻給廣大的歐洲觀眾，也就強化和細化了歐洲人的歷史認同。

……耶穌會士把中國編年史與歐洲體系交織起來，革新（西方）古代時間和（基督教）普世編年（universal chronologies），使之變得適中。……由於“發現”中國古代歷史，便在地理上和時間上擴大了（歐洲的）“全球歷史”的視野。耶穌會士的著述對歐洲編年史的衝擊這一情況，已經被廣泛的研究……。這兒，我只想簡明地提出問題，強調在這個（歐洲）編年史上，中國的原始資料和歐洲文稿的互相作用。

……由於（西方）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神學的歷史，《聖經》便成為主要的參考。除了“創世紀”，被相信發生在諾亞時代的洪水也是重要的計算參數。鑑於諾亞及其家庭是洪水滅除人類之後的絕無僅有的倖存者，現今人類應該是諾亞和他的三個兒子及其妻室的子孫。

17世紀中葉的歐洲湧現出眾多的編年史，主要分為兩類：一是詹姆斯·烏雪（James Ussher, 1581—1689年）的著作為代表的。它是基於“希伯來聖經”的拉丁文譯本；按照該編年史，世界被創造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引者按：“創世紀”——開天闢地——僅是幾千年前？何等荒謬！），洪水發生在1,656年之後，即公元前2348年。這是被天主教會普遍接受的編年史……。二是伊薩卡·福修斯（Issac Vossius, 1618—1689年）的著作為代表的，基於更早的“希伯來聖經”的希臘文譯本（七十士譯本），……按照該編年史，世界開始於公元前5622年，洪水發生在2,256年之後，即公元前3366年。

問題是由中國引起的，以衛匡國的著作為發端，因為中國資料顯示了洪水之前的歷史記錄。既然諾亞洪水已滅除萬物，為什麼還有歷史記錄呢？根據衛匡國，真實可靠的中國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952年（伏羲），……然而無論如何，中國的記錄是非常可信的。在衛匡國的書出版之後的75年，杜赫德（du Halde, 1674—1743年）闡明了中國編年史令人信服的理由：它是持續的和詳實的，它不像希臘和羅馬的古史為神話，它是對基於天文觀測的數據的驗算，其古代歷史是出自同時代的史官之手……。由此，中國編年史對歐洲來說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如果古代歷史果真如此，那麼，聖經的編年史就是值得質疑的，洪水不是滅除一切了嗎？

……伏爾泰把世界編年史的開始置於中國，因為他認為該國的準確歷史記錄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編年史著作的存在，其通達和六十年循環的方法（天干地支），極大地便利了歐洲人的編篡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