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錄（36）

人類基於本能而創造了語言，基於某一信念而發明了文字，此信念是：語言可以用一個符號體系記錄下來。 

創造是神的，發明是人的。這是語言和文字顯示給我們的道理。

創造是從無到有，是無中生有，這是造物主的專利；發明則是造物主把自己創造出來的珍寶放置在黑暗處，我們人用火把照見了這些珍寶。

科學理論在西方被理解為hypothesis，譯成漢語即是假說。漢字“假”幾乎是純粹貶義的，以追求真理為使命的科學居然自稱是假說，這是中國人難以理解的。自稱為假說，體現的是科學的謙遜和自知之明，但面對真理時的這種謙遜，更多地是讓中國人不滿意。在“馬克思主義是真理”掛在人們嘴邊的年代裡，誰要是說“馬克思主義是假說”，他會倒霉，儘管這兩種說法的意思沒有什麼不同。

中國文化對假深惡痛絕，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文化喜愛真理。隨機應變才是中國人追求的最高智慧。

如今，我們的領導人號召，要把我們的社會建立成創新型社會。這是一項艱巨的民族工程，但這個艱巨不在於讓每個人都去創新，而在於讓創新成為受到全民族尊敬的東西。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也就是一千萬人，去從事創新工作，那又是怎樣的一幅景象？這何止是創新？簡直是在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上帝隔三天光顧地球一次，每次他一定會困惑：“這是太陽系的那個地球嗎？”

如果是十幾億中國人都在創新，我們就需要一項偉大的創新，依靠這一創新，使得這種瘋狂的集體創新行為停止下來。

創新是一些人的人生樂趣之所在，用不着對這類人提倡創新，問題只是：這類人容易被自己的同胞目之為怪人。

怪人是困厄中的天才，天才是苦盡甘來的怪人。

今天的日常生活當中，一旦沒有了鐘錶，會是什麼樣子？

可以沒有時間，不可以沒有計量時間的鐘表。

張三：聽說最早是伽里略發現了擺子來回擺的規律，發現了同一個擺子每擺動一個來回，時間相同，所以，鐘錶被發明了。

李四問：伽里略是怎麼知道擺子每擺動一個來回，用的時間相同？

張三答：他靠的是手錶。

達爾文值得羨慕，不是因為達爾文發現了真理，而是因為達爾文有赫胥黎這樣熱情傳播真理的擁護者。

造物主為了每一個物種的利益而工作，這是進化論的基本原理。造物主不怎麼表現偏愛：鷹能夠飛行，造物主就不再用毒液來武裝它。既能飛又有毒的，是蚊子，唯有蚊子體現了造物主的偏愛。如果造物主讓所有物種投票，選出最可惡的物種，蚊子會脫穎而出。造物主用蚊子來顯示一條真理：偏愛一樣東西，到頭來便是害了它。

西方人在科學和藝術上取得成就之後，成為科學院院士或者皇家學會會員；中國對一個人的最高獎勵，是給他一個官做。

李白當過翰林，中國人就尊稱為李翰林；杜甫做過工部員外郎這樣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芝麻官，中國人不管杜甫本人樂意不樂意，硬要稱他為杜工部。

牛頓生前當過英國的鑄幣大臣，中國人至今還沒有稱他為牛鑄幣。

當過官卻沒有被人用官職來稱呼的中國文化名人，是孔子——孔子做過魯國的司寇，還沒有人稱之為孔司寇。

奶粉與咖啡相配，咖啡的苦味就消失了，用糖也難以達到這樣的效果——這是一項不小的發現。

但首先放進杯子裡的是咖啡還是奶粉，結果很是不一樣：首先放進的是咖啡，則幾乎不需要任何攪拌，倒進開水即溶化，否則，再攪拌，還是有一些團狀物。

“喜愛順序”原本是人的一種本性，自然界的一些現象似乎在證明順序的重要性。

對於愛因斯坦來說，科學能力主要表現為“識別出那種能導致深邃知識的東西，而把其他許多東西撇開不管，把許多充塞腦袋並使它偏離主要目標的東西撇開不管”。（《愛因斯坦文集·自述》）

上面的話可以濃縮為：從大量研究對象中分離出有價值的那一小的部分，是科學創新的第一步。這樣的科學才能固然需要錘鍊，但首先是所謂的稟賦。

一視同仁是道德上的善，卻是科學上的愚蠢。展示博學總有一絲一視同仁的意味，它也因此與深邃知識無緣。

有的天才是少年得志，有的是大器晚成。少年得志的人，靠的不是早熟的智力，而是早熟的人格。愛因斯坦“還是一個相當早熟的少年的時候”，“就已經深切地意識到，大多數人終生無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都是毫無價值的”。（愛因斯坦文集·自述））

如果愛因斯坦生活在古代的東方，他八成會成為佛教的一代高僧。當然，憑着超凡入聖的智力，愛因斯坦更有可能成為釋迦牟尼這樣的宗教創立者。愛因斯坦的宗教感情世所共知，但與其說是真理的發現催生了愛因斯坦的宗教感情，不如說是宗教感情推動愛因斯坦發現了真理。

科學即使算不上神聖文化，它也是超越世俗文化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