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坦蕩蕩——胡適與周家兄弟

胡適，魯迅，周作人都是中國文化界的頂級人物，胡，魯應在最高級，周稍差些，他們都值得尊重，都是大師。可是他們每個人都有太多政治色彩，如魯迅，一度被推上神壇，雖不是一句頂一萬句，也是支言片語，就能致人死地，如一句“四條漢子”就讓四個步入老年的相識一死三殘。毛澤東御筆硃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焉然一位魯聖人。胡適在大陸曾被罵得豬狗不如，但在海峽那邊，可也是一尊巨神。老蔣親筆輓聯雲，“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而周作人更不必多說，一個漢奸的帽子，足以壓他半死。所以我來談這三個人，首先就是想先剝了他們的種種外衣，去除金粉黑漆，權當三個從青年相識的才子，最後都成大名的文人，從他們一生的交情，恩怨，看看各自為人的特點而已。

胡適與魯迅和周作人的交往，始於1918年，他們同在北大，他們從相識到友好，是朋友。倡導新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很有共同語言，特別是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他們密切配合，互相呼應。有時胡適首先發難，魯迅緊緊跟上，有時兩人同時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某一問題作深入的論述。胡象個帥，魯象個將，而周作人自嘲，敲敲邊鼓。三人應是關係不錯，但不知因背景不同，還是別的，魯迅對剛認識不久的胡，從頭就懷有戒心。他多年後說，大意是，辦新青年時，陳獨秀象個開着的房間，說內有武器，刀叉劍戟看得分明，胡適象個關着的門的房間，門上寫着內無武器，總讓人生疑。魯的話很奇怪，所有認識胡的人，幾乎都會夸胡的坦率性格，為什麽只有魯迅有此疑心。看來魯的防人之心不可無，比常人要強烈許多。

胡適對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歡，他一生可能說的最多的讚揚的話就是對周家兄弟。魯迅發表了《狂人日記》以後，胡適便給予熱烈的讚賞與高度的評價，稱譽魯迅是 “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胡適在日記中還寫道：“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與創作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作較少。”胡適是最早認識魯迅小說價值的人之一。他對於魯迅前期雜文也表示了極大的讚賞。如《隨感錄?四十一》關於“學學大海”、“擺脫冷氣”、“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段寓意深刻的話，胡適說，看了這段文字，感動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另外，胡適曾經曾經想做一部《中國小說史》”，一直放在心裡，幾年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出版了，胡適對此不是心懷嫉妒，而是報以熱情的誇獎，認為“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

胡適對周家兄弟只落得個一往情深，1926年胡遭到周家兄弟的一次莫名其妙絕交。胡適與周家兄弟在辦《新青年》時，有過意見分歧，但只是很小的磨擦，沒什麽可結仇的事。1926年5月，魯迅、周作人和陳源（西瀅）在《晨報》發生激烈筆戰。當時徐志摩正主編該報副刊版，勸了幾次無效後，停登雙方文章。胡做為大家的朋友，出於好意給周家兄弟寫了封勸說信，言詞懇切，勸雙方停打此無意義筆仗。沒想到，周家兄弟從此與胡絕交。魯迅此後再沒和胡來往。周作人則於 1929年主動與胡和好。胡適為此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對周家兄第寫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話：“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遠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胡和周作人在疏遠了三年多，至此完全和好。過後不久，在周作人的囑託下，胡幫助他弟弟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找到工作。

魯迅不僅沒與胡適和好，從三十年代初，開始不時在文章中挖苦，漫罵胡適，以“正人君子”之名影射胡，極盡苛薄，狠毒之能事。例如，1931年魯迅在《知難行難》一文中寫道：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向；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關於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召見胡適是1922年5月的一個趣聞，溥儀宮裡剛安電話，打着玩，打到胡適家召見胡適。胡適在 1922年7月發表了《宣統與胡適》一文。其中說：“陽曆5月17日清室宣統皇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了5月30日（陰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着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稱我‘先生’，我稱他 ‘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舊詩，近來也試試作新詩。”溥儀要見見胡適，胡適就去了。今天看來，這算不得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兒。而當時，卻沸沸揚揚，議論紛紛，有的說“胡適要做帝師”。害得胡後來解釋說：“這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寂寞中，想尋找一個比較也可稱得是一個少年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國人腦筋里的帝王思想，還沒有洗刷乾淨，所以這樣本來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異的新聞了。”沒想到這些無聊的無稽之談，成為魯迅攻擊胡的藉口。

此後，魯迅在多篇文章中，臭罵了胡適，尤其以一條不實新聞報導，說他為日本侵略者獻策。比如，以“何家干”的筆名發表的《出賣靈魂的秘訣》，後來魯迅將其收入《偽自由書》一文中說：“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胡與魯迅是老朋友，互相有了解。能用這樣惡毒的話嗎？魯迅在提到胡適時，雖然直接的和尖銳的人身攻擊不多。但旁敲側擊、含沙射影和冷嘲熱諷，卻很多。而且，魯迅從未正面對胡適對新文化運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地位和作用，進行過肯定。

反之，對於魯迅，胡適始終保持着好意，有機會的時候，總要為魯迅說幾句公道話。1936年魯迅去世後，女作家蘇雪林寫長信給蔡元培、胡適，對魯迅進行了攻擊。當時的魯迅罵胡適盡人皆知，而胡適在回信中則盡力為魯迅辯護。胡適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對魯迅的漫罵，在魯迅生前，胡適則一律採取“老僧不見不聞”的態度，從不公開應戰。魯死後，也從沒發過惡聲。讀過魯迅書的人，不免對其人產生敬意，也有人崇上他的硬骨頭精神。但很多人喜歡魯的文章的人，同時表示，不敢交這樣的朋友。魯迅死前有一句著名的話：一個也不寬恕。但不知對胡適這樣，一直對他友好的人，是否領一絲情？

魯訊死後，胡一直和周作人保持友好關係。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胡帶領北大師生南下，周留在北京。1938年，胡出任駐美大使途中，聽到周作人在日本統治下的北大出任校職，給周寫了一封意味深長的信，苦苦勸說老僧不要入世，趟日本人的水。但周作人不僅沒聽，反擔任了北平偽政府的教育總督辦，和文化委員會主任等偽職，淪為漢奸。抗戰勝利後，胡回到北大再次出任校長，而周則囚在了南京老虎橋監獄。在全國對漢奸一片喊打的情況下，胡適在極大壓力下幫了周作人一把。他用北京大學的名義給法庭出具了一份證明，說日偽期間北大校產未遭破壞，圖書設備還有增加。為此，胡在報上挨了不少罵，說他避護老友。而周在這份證明下，確有減輕量刑。周的心中是明白的。

1962年胡適在台灣去世。周作人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寫了一篇回憶胡適的文章，這篇文章可稱得上是絕世的精品。當時，胡適在大陸已被批的臭不可聞，更是晚年回到台灣而死，說他一句好話就會有不測之災。而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竟在大陸做出了懷念之文，真是奇蹟。他的文章對胡一句好話沒講，而是細數了由胡幫助出了幾本書，幾篇文，得了多少錢，分毛清楚。而且特別說起，拿某筆錢，買了墳地，埋了母親，女兒，至今念念不忘。這可能是胡適死後，大陸僅有的一篇紀念文章。看着周作人隱晦的文字，深藏的苦心，我幾乎潸然淚下。他什麽都明白，什麽都記得。他無話能說。所以我覺得，周家兄弟還是有一個對得住胡適的，儘管他生前沒聽到。

朱學勤有一段話，我很喜歡，將它做個結尾。“胡適始終以一種從容的態度批評着那個時代，不過火，不油滑，不表現，不世故。仔細想想，這樣一個平和的態度，竟能在那樣污濁的世界裡堅持了６０年，不是聖人，也是奇蹟。胡適的性格，與這一性格生存的６０年環境放在一起，才會使人發現，也是一件值得驚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