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出的第一步。毛澤東將之比喻為“進京趕考”。當時的中共，尚未忘記他們是為什麼而奮鬥至今的。他們不是第一代，也不是唯一的，無數戰友同志倒在半路上。一百年來，因為戰亂，因為帝國主義的干涉侵略，中國一直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現在這副擔子落在中共的肩上，百年強國夢，依舊只是一群精英的夢想，還是能真正邁開堅實的步伐，舉國觀望新政權的答案。

第一步，工業需要發展是共識，是被“船堅炮利”教訓出來的當務之急。另一方面，要不要全面或急於工業化，具體走什麼樣的工業化道路，是沒有共識的。非常奇怪的是，當年沒有什麼發達國家和專家，當真考慮過中國工業化這個問題。也許當時國際上對中國的印象還是餓孚遍地，要解決不餓死問題才是當務之急，其它都是奢談。發達國家對中國（民國）的援助，除了槍炮，就是麵粉衣服，都是救濟救急品。吃飯的確是個大問題，49年初，毛就說過“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被認為是抓革命促生產的最早起源）。但取得全國政權後，就不僅僅是眼前的吃飯問題，還有一個國家民族長遠前途發展方向的問題，一樣需要考慮和承擔起來。

只要沒餓死，就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林里有綿羊也有獅子，中國是繼續做一隻綿羊，只想着把自己養得更肥更大些，還是要脫胎換骨做一隻獅子，現在有機會選擇。在工業中重工業就是獅子：掌握了動力材料設備（母機）的生產，就有居上游的話語權；輕工業就是綿羊，生產消費品。受制於上游的設備材料供應。脫胎換骨的歷程會是很痛苦的，既沒有綿羊也沒有獅子，會支持一頭綿羊變成獅子。所以中國只能靠自己。中共一開始就堅定了建立完整工業體系的目標，所有工業門類都要建立。越是沒有基礎，越是要完整健全才能不受制於人。而且，需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先掌握上游。

毛澤東在其中的主導就是要加快這個過程，由國家主導。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不是沒有緩慢地現代化，但每次都被外來力量所中斷。急迫感也出於共軍長期用劣勢裝備和國軍日軍和美軍作戰的痛苦經歷。八路軍的半手工的黃崖洞兵工廠，還被日軍幾次突襲試圖摧毀。沒有足夠的工業，中國就無能力拒敵於國門之外。當工業化的水平達到對他人有威脅程度時，遲早會受到外界圍剿。必須搶時間在國外勢力沒有準備好實行扼殺之前，建立起足夠的威懾實力。才能阻止可能的入侵戰爭，保證完成工業化的全過程。

戰略目標是趕超，基礎是一窮二白，還要加速並貪大求全。第一個困難就是原始積累。中國近代一直處在食物鏈的最底端，沒有能力對外戰爭或殖民掠奪，只好靠內部積累。在一個本身已經很貧窮除了吃飯沒有多少剩餘的國度，要支持如此大規模的投資，只能靠國家統籌。儘管社會主義是個不錯的工具，僅靠制度還是來不及，不得不靠一場一場的運動式革命，才能支撐和維持這種建設速度和積累強度。我將毛澤東建國後抓的“革命”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與“原始積累”相關的，第二類則是與“戰略堅持”相關。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話，毛式革命，都是直接或間接“促生產”的。也就是說，根本上是為了將這個“加速全面工業化，趕超世界最高水平”的長期戰略堅持執行下去。

第一場“第一類革命”應是“三反五反”。在“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之前，還有一個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完成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新國家要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手裡沒啥經濟力量。於是着眼整合現有的工商業。過渡時期的設想和執行是以合營或贖買為主的。三反五反，不管起因是什麼，客觀上加速了這個過程，並降低了國家的整合成本。劉少奇講資本家“剝削有功”，是指資本家將利潤用於積累（再投資）。如果用於消費，就無功了。國家代替資本家，可以少了一層剝削，但這一層沒有給工人多少，大頭歸了國家。資本家的積累在工業化上可以起到與國家積累類似的效果，但私人資本的投資方向與國家長期戰略不會重合。國家掌握後，可以避免這些以輕工業和商業為主的企業影響戰略方向，和國家重點發展的重工業爭能源爭原料爭人力。

實際上當時的工商業規模不大，剩餘並不多。建國後一段時期的基本積累來源是剝削農業補貼工業。這在一個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業人口的國家幾乎是工業化的必經之路。開始時只靠剪刀差，後來的人民公社化，是讓國家省去與個體農民交易談判的麻煩，保證統購統銷無漏洞的關鍵措施。開始工業積累能力很小，而且國家重點發展的是基礎工業，或者說是工業基礎：能源礦山材料交通等，周期長見效晚，國防工業和有些為健全體系而發展的門類基本沒有效益。只有農業是最初積累的主要來源。

這種剝削是鮮明的，但無奈的。梁漱溟先生是對的，他指責國家對農民的剝削，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雖然誇張卻有所依據。只是他的這種“為民請命”，挑戰了當時的基本國策。當時國家既剝削工人也剝削農民，然而必須維持工人生活水平高於農民。歷史上在原始積累時期工人生活很容易陷入悲慘境地。否則，人人嚮往農村田園生活，是有悖工業化導向的。所以毛澤東出乎意外地不給老朋友一點面子，後來又直接反右。

毛澤東出身農民，取得政權靠的是農民，但為了這個長期戰略，他只有忍痛犧牲農民的經濟利益。也只有他敢對農民說：忙時吃干，閒時吃稀。在經濟利益上加重剝削，就要對農民適當在政治上作些補償。一個是國家主導的水利建設，減輕災害。再則在教育上和醫療上體現傾斜。但是，要向幾億農民提供免費的教育和醫療服務，同樣是國家承擔不起的，比讓農民吃飽飯還要昂貴。所以搞出了民辦教師、赤腳醫生等簡化救急版。農民急需被安撫，不然時間長了會造反。不過後來城市人口過剩時，毛又毫不猶豫地把知青包袱再次甩給農民，也決不讓過剩的勞動力衝擊工人地位。

毛澤東在積累類“革命”中最大的一項，還是消滅階級，讓社會扁平化。最理想的是國家直接面對勞動者，從而將中間消耗減少到最小。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原來他們占有的剩餘價值部分就直接歸了國家。不僅如此，他還大力壓縮那些不直接參與生產活動的部門和階層。同時，不斷縮小個人收入差別，雖然還無法完全平等。但無論是憑官位地位、教育學術、還是技巧頭腦，都不允許冒富從而出現新的經濟階層。他這樣做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出於平等理想，而是只有這樣才能把個人消費壓縮到接近最低必須水平，“節約每一個銅板”，最大化國家積累的力度。

毛成功地把全國工資水平基本凍結了二十年。陳毅曾經喊要當了褲子搞原子彈，毛的確勒緊了所有人的褲腰帶來工業化。這樣做一方面減低了工業化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壓縮了對消費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在經濟結構上維持了極度偏向重（基礎）工業，減少輕工業（生活消費品）的投資一個較長時期，而不出亂子。

毛澤東執着於這個趕超戰略，一方面傾國家之力，從最基礎扎紮實實做起，緊盯長遠目標，並不追求短期效益。顯示了經濟上理性的一面。但為此他不惜與政黨基礎的農民為敵；不惜與昔日盟友知識分子為敵；不惜與全體官僚的特權利益為敵；不惜與全國人民的飯桌錢袋子為敵，又顯示了政治上瘋狂的一面。這種情況下要長期堅持和維持下去，不斷地運動式“革命”，成了必須手段。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