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醫學的人

前垃圾債券大王邁克　米爾肯用了一年時間戰勝前列腺癌，又花了十年給癌症研究帶來了巨變。他延續了數萬名男士的生命，引起了各界領袖的關注

作者: Cora Daniels

講台後面的大屏幕上，是一幅巨大惡性腫瘤的圖片。演講者正在談論預後指征─這是醫生的行話，說的是長了這樣一顆腫瘤能活多久。分析結果不佳，患者預計只能活幾個月，連一年也到不了。演講者語氣冷漠，不過倒也沒什麼。這裡不是醫院病房，而是休斯頓著名的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屋子裡坐滿了前來參加前列腺癌研討會的醫生。在第三排，坐著一位又高又瘦、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頭頂上的頭髮已經掉光，眉毛也很稀疏。他的姓名牌上寫著: 羅伯特•海克爾（Robert Hackel）醫生。他滿腦子都在想，屏幕上的腫瘤有多大，因為他自己也長了這樣一顆腫瘤。

演講者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知名前列腺癌專家唐納德•科菲（Donald Coffey）。演講結束後，海克爾走到台前。針對科菲的發言，他足足問了 25 分鐘，提的全是研究與治療方面的技術性問題。這似乎是同行之間的友好交流，可最後，海克爾卻對科菲說: “我是邁克•米爾肯（Mike Milken），我想治好我的病。”那一年是 1993 年，科菲知道這個名字。幾年前，邁克爾　米爾肯還是如日中天的“垃圾債券大王”，因被指控觸犯證券法規，引起了廣泛關注，因而成了報上熟悉的面孔。他坐了 22 個月牢，兩周前才被放出來。他的姓名牌是假的，用的是中間名和岳父的姓。科菲很驚訝，不僅因為提問者的名字，也因為他的身份─他並不是醫生。歇頂配上暴齒的笑容，讓米爾肯看上去不像絕望的病人，倒有點像一位資深實驗室科學家。他的癌症生物學知識也不少。

米爾肯興致勃勃地談論起怎樣讓前列腺癌研究更受關注，怎樣啟動“攻克癌症的曼哈頓計劃”。這位金融家在此時略顯幼稚。科菲認為，真正的醫生更了解這些。他說: “實際上，那時對（前列腺癌）這個領域的研究非常少，其他進展也幾乎沒有。”不過，一位好心的醫生還是會禮貌地聽他講話。 11 年後，已經有許多人在聽他講話了，因為米爾肯給癌症研究機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當代，單是讓一種新藥上市，通常也得靠大型製藥公司才能辦到，可米爾肯卻顯著提高了公眾對前列腺癌的關注，大大加強了防治疾病的籌款力度，推動了創新性研究，為這一領域吸引來了新人，將大批藥品投入臨床試驗。完全可以說，米爾肯加速了這門學科的發展。米爾肯的慈善機構前列腺癌基金會（PCF，Prostate Cancer Foundation，原名“CaP Cure”）成立於 1993 年，到 2003 年已融資 2.1 億美元（最新審計數字），成了世界最大的前列腺癌研究私人贊助機構。

許多專家在接受《財富》採訪時都表示，米爾肯在各方面的努力，是前列腺癌死亡和發病人數下降的重要因素。進展確實激動人心。1993 年，約 34,900 名美國人死於前列腺癌。2004 年，儘管美國人口比那時增長了 11%，這一數字預計卻只有 29,900。也就是說，人均死亡率下降了 24% [考慮到人口老齡化因素，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對這一比率做了校正，結果是 26%]。尤為了不起的進展是，前列腺癌患者的患病年齡明顯升高，例如，70% 的確診病人在 65 歲以上。而今天 65 歲以上的人比十年 前多了 1,600 萬。過去十年，前列腺癌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是癌症總體死亡率下降幅度的 4 倍。

癌症研究人員、臨床醫生和病人權益維護者經常在前列腺癌上發生分歧。優先資助哪項研究、選擇什麼樣的療法、有了生物學上的發現該如何應用，都會讓他們吵作一團。可他們竟然一致同意，在這一主要殺手的防治過程中所取得的進展，一大半功勞要歸於米爾肯。美國最有名的前列腺癌外科醫生、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泌尿科主任帕特里克•沃爾什（Patrick Walsh）說: “在美國，邁克對前列腺癌研究的貢獻比誰都大。”科羅拉多大學癌症中心腫瘤學家邁克•格羅德（Mike Glod��^更是不待人問，到處說米爾肯的好話。一次，聽到有人無意中提到了米爾肯的名字，他馬上說: “前列腺癌研究比從前更受關注，在美國，沒有誰的貢獻超過邁克。”關於米爾肯，到處都能聽到有人言之鑿鑿地說出“貢獻最大”、“領導了抗癌運動”和“拯救生命”這些字眼，幾乎沒人提起他的往事。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主任安德魯•馮•埃森巴赫（Andrew von Eschenbach）說: “邁克　米爾肯改變了（醫學）研究文化，他向科學家灌輸緊迫感，使他們全力以赴拿出成果、縮短研究進度。他採用商業的思維方式，徹底改變了醫學研究。如今他的做法已成為模式。” 米爾肯模式，簡而言之，就是大幅縮短等待資金時間，向癌症研究注入大筆“快錢”，資助與療法有關的點子而不去資助基礎研究，讓受資助研究人員對研究結果負責，開展跨學科合作以及研究機構、私人企業、學術界之間的合作，以此加快研究。他的慈善範式正在推廣。青少年糖尿病基金會（Juvenile Diabetes Research Foundation）和膽囊纖維化基金會（Cystic Fibrosis Foundation）都在向米爾肯諮詢，以期改善其資助和融資機制。盧斯特加登胰腺癌研究基金會（Lustgarten Found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Research）仿照 PCF 制定研究計劃。一些慈善機構，如魯蓋瑞氏症計劃（Project ALS）、影星邁克爾•福克斯（Michael J. Fox）的帕金森氏症基金會，等不及向米爾肯的機構請教，便跟著它亦步亦趨，向合作研究提供快錢了。

當然，米爾肯不是對醫學有重大影響的唯一一位商界人物。越來越多有錢有勢的人青睞於全球消滅疾病活動中的所謂“風險慈善事業”。這些人不再簡單地給老式慈善機構每年填寫一張巨額支票，還給疾病研究帶去了他們解決問題的才能和與生俱來的操切心理（見附文《重要捐贈人怎樣推動其他醫療研究》）。比爾•蓋茨（Bill Gates）為了消滅瘧疾花了一億多美元，要求受資助的科學家每周通過電子郵件報告研究進展。李•亞柯卡（Lee Iacocca）的基金會一直在積極尋找和贊助最具創造性的糖尿病研究方法。亞柯卡的妻子 20 年前死於糖尿病併發症，他表示: “我原本打算在（糖尿病）教育方面大量投入，但後來改了主意，因為我的願望是征服這種疾病，我希望找到治癒方法。”《慈善記事報》（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編輯斯塔西•帕爾默（Stacy Palmer）說，傳統的醫學研究進展緩慢，科研突破要過幾十年才能轉化成實用的治療方法，商界捐贈人越發難以忍受，他們要看到他們的錢帶來具體成果，要求投資能產生回報。 可是，這些精明的捐贈者得到的投資回報率，沒有高過邁克•米爾肯的。昔日的垃圾債券大王確實重寫了醫學研究的投資規則。

記者撥通了魯道夫•朱利亞尼（Rudolph Giuliani）的電話。這位前紐約市市長、當今共和黨的紅人讚不絕口。“在米爾肯之前，沒人關心過前列腺癌。他是開創者，確實發起了一場運動，”他說。隨後，他壓低了聲音，好像要透露什麼秘密: “要知道，他出過事。”誰都知道他出過事。朱利亞尼當然也知道。他就是蹦昴俏灰蛉妹錐�侩U駒詒桓嫦�上而名声大振的检察官�? 上世紀 80 年代，米爾肯是華爾街最有勢力的人之一。正是他創造了被稱作“垃圾債券”的高收益債券市場。米爾肯坐在貝佛利山那張名聲極壞的 X 形桌子後面支配市場，為發行債券的公司尋找購買債券的銀行和機構。他做大了德崇證券公司（Drexel Burnham Lambert），也為自己聚斂了大量財富。小公司、少數族裔企業等融不到資金的公司都盛讚米爾肯具有遠見卓識。但新的融資方式存在副作用，它激發了敵意收購與合併的浪潮。公司掠奪者瘋狂出擊，常常使處境艱難的老企業員工突然間沒了工作。

後來，也是在突然間，米爾肯的工作也沒了。伸張正義的檢察官朱利亞尼蒞臨華爾街，宣布要剷除腐敗。最先垮台的是套匯高手伊萬•伯斯基（Ivan Boesky）。1986 年，他承認從事內幕交易。伯斯基供出了米爾肯。四年後，米爾肯承認六項涉嫌操縱市場的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他坐了近兩年牢，支付了 6 億美元罰款和罰金（還有一億的民事賠償），且終身不得從事證券業。J.P. 摩根（J.P. Morgan）時代以後，還沒有哪位金融家給美國企業界留下過這麼深刻的印記。各方立場截然對立，有人同情，有人鄙視，激起的關注之廣，也是後摩根時代任何金融家所不能及的。

大起大落結束後，又過了近 20 年，米爾肯身上已經找不到什麼傳奇色彩了。他已內斂了許多，簡直是毫不起眼。他似乎很“知足”（沒有更好的詞兒來形容了）。雖說現在他還能讓現場聽眾為他著迷，但他用來感染人們的是快樂的情緒，不再是那震懾一切的領袖氣質。他給人的印象是既隨和又充滿熱情。他仍然涉足一些行業，如教育、健康、營養食品等。像他和家人在教育玩具生產商跳蛙企業公司（LeapFrog Enterprises）就有很多被動型投資（最近 12 個月，公司股價下跌了 63%）。但就已知情況看，他在這些行業的投資影響都不大。對於在其他上市公司的控股情況，米爾肯總是閉口不談。 米爾肯大概真的已經討厭談論那些純為獲利的投資，要不然他早該侃侃而談了。他以能說會道聞名，對瑜珈、飲食、癌症等感興趣的話題，他能條理分明地即興講上幾個小時。在《財富》雜誌的一次採訪中，他滔滔不絕說了四個小時，要不是一位助手強行將他拉走，他還要說下去。Cedars-Sinai 醫學中心的斯圖亞特　霍爾登（Stuart Holden）說: “在走進我生活的那天，他已經日薄西山，快要燈盡油幹了─體力耗盡，精神崩潰，心如死灰。”霍爾登 11 年前成為米爾肯的泌尿科醫師，如今是他最親密的朋友之一。癌症讓米爾肯和昔日災星朱利亞尼又走到一起。2000 年，紐約市長被確診患上了前列腺癌，兩人很快通了電話（他們都說記不起是誰先打的）。米爾肯提供了一些治療和飲食指導，兩人成了至交。朱利亞尼說: “他懂的比醫生還多。我發現我從前並不了解他，現在我知道，他是能成大事的人，把經商的巨大天才用來治療前列腺癌。這樣的朋友，真是沒得說！”

許多著名前列腺癌倖存者都與米爾肯結下了這種同病相憐的患難之交，如參議員約翰　克里、新聞集團（News Corp.）董事長魯伯特　默多克（Rupert Murdoch）、英特爾（Intel）董事長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紐約揚基隊經理喬•托爾（Joe Torre），還有諾爾曼•施瓦爾茨科普夫將軍，前參院領袖鮑勃•多爾。許多傑出人物在知道自己得了前列腺癌之後，米爾肯是首先與之聯繫的人之一。從他們對第一次聯繫的評價看，米爾肯懂得該說些什麼。托爾說: “他解除了我對癌症的恐懼。”托爾已和米爾肯成了好友。

六屆環法自行車賽冠軍得主蘭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也對米爾肯和他的成就深表欽佩。阿姆斯特朗於 1996 年被確診患有睾丸癌，已經擴散到肺和腦，但後來他奇蹟般康復。1997 年，他在一次午宴上認識了米爾肯，同年創辦了慈善組織蘭斯　阿姆斯特朗基金會（Lance Armstrong Foundation），向人們提供癌症存活知識（他倆開玩笑地爭論誰的彩色腕帶能募到更多的錢。阿姆斯特朗基金會賣出了 2,200 萬條黃色手環，籌集了同樣多美元的慈善基金。自 1996 年以來，職業棒球聯盟球員都戴著米爾肯的藍色腕帶參加 PCF 舉辦的本壘打挑戰賽。這一賽事已經為癌症研究募集了 2,000 萬美元）。

1993 年，米爾肯出獄沒幾天，就發現自己得了癌症。當時，他的好友、時代華納公司（Time Warner）董事長史蒂文•羅斯（Steve Ross）剛死於前列腺癌，他在體檢時要求醫生做前列腺特異抗原（PSA）化驗，測定前列腺特有的一種抗原。正常和癌變的前列腺細胞都能製造這種抗原，但健康腺體的抗原極少滲漏到血液中。因此，PSA 升高（大多數人的正常讀數在 0~4 之間）便是警告人們要做進一步檢查，通常是活組織檢查（麻煩的是，有些前列腺癌患者 PSA 讀數並不高。見附文《前列腺癌須知》）。當年米爾肯 46 歲。醫生說他還年輕，不會得上這種癌，拒絕做 PSA 化驗。米爾肯堅持要做: “照我說的做吧，我出得起錢！”化驗結果，PSA 指標高達 24。活組織檢查結果更壞，核磁共振等掃描顯示，癌細胞雖尚未擴散至骨骼，但已到了淋巴，已無法靠手術去除全部腫瘤。他和妻子羅莉（Lori）從小學七年級起就認識了（在大學四年級，米爾肯坐在他的福特獵隼車前排座上向羅莉求婚）。羅莉回憶說: “他跑遍了全國最有名的醫院，和所有人談過了，可找不到什麼辦法。”米爾肯收到的消息是活不過一年半。有位醫生勸他安排好財產，他的日子到頭了。兩周后，米爾肯出現在休斯敦會議上。

那時，前列腺癌在醫學研究中還是死水一潭。癌症研究同所有學術領域一樣，都有吸引政府和私人研究資金的熱門科目。儘管前列腺癌相當普遍（1/6 的美國男性最終會得此病），但在上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關注這一領域的人卻不多，研究資金更少。霍爾登說: “我幹這一行很長時間，沒看到任何進展。我們可謂是……”他為了找個合適的詞兒停頓了一下，接著說: “舉步維艱。”威斯康星大學綜合癌症中心（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腫瘤內科醫生喬治•威爾丁（George Wilding）原本從事乳腺癌研究，1988 年轉行研究前列腺癌。他一再說到，那時的學術環境“非常令人沮喪”，國家癌症研究所撥款很少。這種情況持續了多年。對新近的理學和醫學博士來說，那時研究前列腺癌是拿職業生涯冒險。威爾丁說: “看到前列腺癌研究資金這麼少，我腦子裡只是想，我選錯了科研方向，甚至入錯了行。”在 2000 年到國家癌症研究所任職之前，馮　埃森巴赫曾在安德森癌症中心長期從事泌尿科疾病治療。他也有相似的回憶: “我們處在一個寂靜角落裡，沒人願意與我們相伴。”

問題倒不在於癌症界無視數萬男性正在走向死亡。說來也怪，情況差不多相反: 問題在於患者從確診前列腺癌到死去要經過很長時間。雖然這種癌症在男性（特別是年輕男性）中流行很快，但多數人是在晚年患上的，在腫瘤擴散之前，便死於其他疾病了。潛伏期過長反而增加了研究難度，重大突破鮮能出現。

患者病情的巨大差異，也使得治療手段五花八門，有根治手術、放射治療、注射激素的“藥物去勢”，或是這幾種方法相結合。至於對患者該用什麼方法，醫生們爭論十分激烈。對療程也幾乎沒有一致的看法，有人甚至認為一些療程加重了癌症。

由於缺乏資金，這一領域吸引不到年青科學家推進研究、分析臨床數據。由於沒有激動人心的進展，它的研究又很難吸引到更多的資金。前列腺癌研究實際上處於停頓狀態。紐約市斯隆－凱特林癌症紀念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泌尿生殖腫瘤學研究主管霍華德•舍爾（Howard Scher）說: “人們不願去嘗試，因為任何療法都會受到質疑。”

得到研究撥款需費時多年，足以令人氣餒，也讓研究前景更加黯淡。申請聯邦政府資金本身就成了一門學問。向國家癌症研究所申請某癌症研究基金的建議，要由該領域一流研究人員組成的委員會進行評級。但在 90 年代初，即便有些癌症研究計劃在評審中得分頗高，也常常得不到資助。比如在 1990 年，乳腺癌得到的撥款是前列腺癌的六倍。科菲說: “沒有邁克，我們都要餓死了。”

還有一個重大障礙是公眾的意識。這一疾病沒有代言人，沒有公眾面孔。相比之下，90 年代初婦女把乳腺癌防治變成了強大的社會政治運動。包括前第一夫人貝蒂　福特在內的乳腺癌患者抱病走到公眾中間，成功地激起了人們的理解、同情和資助。但前列腺患者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他們隱瞞病情。這種病不適合公開討論，因為它似乎顯示患者性能力和生殖能力有問題（在 1996 年 5 月出版的《財富》雜誌中，安迪　格魯夫如實講述了與前列腺癌做鬥爭的詳情，文中披露的個人隱私深深打動了讀者）。人們會認為得這種病的人存在缺陷。

米爾肯對 Cedars-Sinai 醫院的醫生說，他需要一個快速有效的療程清除淋巴結的惡性腫瘤，防止它們擴散到骨骼。這就意味著要採用激素療法，給病人服用“雌性激素”或“抗雄性激素”藥品，干擾人體製造前列腺癌擴散所必需的男性激素─睾丸酮。一連幾個月，米爾肯都要每天服用三次藥物，每次兩片，每月還要打一次針。此後，他又接受了八周放射治療。米爾肯決定徹底改變飲食習慣，不再攝入脂肪。作為對西方醫學的補充療法，他還學習修煉、做芝麻油按摩、接受芳香療法（他相信有些香味可以增強免疫系統）和練習瑜珈。“沒人相信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所說的原力（指科幻電影《星球大戰》中天行者所擁有的力量─譯註），精神高於物質，所以我立刻去嘗試。”他說這話不全是在開玩笑，“我什麼方法都不想錯過。”很快，他的 PSA 就降到零，病情得到了緩解。米爾肯的基金會位於加州聖莫尼卡，辦公室很豪華。此刻他正坐在一張巨大會議桌旁與記者交談。“我認為……”他開口說。話還沒說完，私人廚師古斯闖了進來。廚師身穿制服，沒戴帽子，給他端來了一小碗豆制飲料。碗是銀制的，飲料顏色深紅，散發著石榴香。米爾肯自稱以前好吃垃圾食品，如今特別注意營養。他每天早上都要喝含有多種抗氧化劑的飲料，成分有發酵綠茶、檸檬皮、維生素E，還有一種叫異黃酮的微量營養素，含在一些豆類食品里。它喝起來就像喝果味泡沫飲料，米爾肯主張每個人都要飲用。據說，魯伯特　默多克也跟著喝上了，每到揚基隊比賽第五局，喬　托爾也要來一杯。這個配方是從營養學和癌症研究中得出的，這些研究有不少是由受 PCF 贊助的科學家做的。

米爾肯喝了一大口，接著對我說: “我認為人若等著條件成熟、萬事俱備，恐怕就死定了，因為他等不到那時候。很多商人都必須在信息不夠全面完備之時就根據已知情況做出決策。在我幹過的那行，拿主意十秒鐘都嫌長，你得決定哪種債券你買還是不買，賣還是不賣。現在有人說: ｀天哪，時間太短了。＇我說: ｀不短。＇為做那樣的決定，我準備了一輩子。我覺得擺脫決策時的惰性，對做事非常有幫助。”

90 年代初，米爾肯在癌症界所看到的正是這種惰性。研究人員埋在數據和理論里，沒有人行動起來。米爾肯發現，推動科學探索的政府資助機制近乎癱瘓。申請資助的程序十分繁瑣，不利於科研。比如申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資助，光是搜集數據和背景研究資料就要至少花一年的時間，申請材料和相關數據常常有幾百頁厚，政府審查又要花一年。何時撥錢，還得看聯邦政府預算周期，很可能又要等上一年。這一通煎熬之後，受資助的研究人員被鎖定在自己提出的研究課題里，而問題是，科學在這三年的發展通常已超越了當初的設想。

對科研如此投資得不到治病救人的回報，大好“投資”良機因此喪失。1982 年以來，米爾肯的醫療和教育慈善機構米爾肯家庭基金會（Milken Family Foundation）已經捐獻了數百萬美元，他發現“光給錢已經不行了”。癌症機構需要找到全新的辦法，才能開展有前景的研究工作。

他認為解決辦法是簡化資助申請程序。於是 PCF 向癌症科學家公開證詢最有創新性、最不尋常的提議。PCF 首席科學家、負責資助程序的霍華德•索爾（Howard Soule）說: “我們要求人們拿出最好的點子，而不是他們自認為能得到資助的穩妥主張。”還有一點米爾肯也做了改進: 申請時間不再漫長，表格僅有 5 頁。報酬也是大多數科學家沒聽說過的，提議通過後，他們在 90 天內就能得到 75,000－15,000 美
元全額贈款。

不過，這便宜可不白得，科學家收了 PCF 的錢，就必須分享成果。贈款的唯一條件就是受益人必須趕在同行、競爭機構、甚至私人企業之前，在米爾肯的年度科學會議上提交成果。他們必須在一年內做到這點，通常還不能將成果發表在醫學刊物上或是給新藥上專利。研究人員永遠都想保護自己的點子和試驗數據，所以一開始，他們對
米爾肯這條要求望而卻步。第一年，PCF 只收到了 85 件資助申請書。但那時聯邦政府研究經費緊張，這種資助機會令人難以拒絕。於是有大批醫生和科學家前來申請。1994 年有 200 件。一年以後，PCF 收到的資助請求達 600 件。克利夫蘭醫療中心（Cleveland Clinic）泌尿科主任埃里克•克萊因（Eric Klein）說: “我們過去不願和別人分享，是米爾肯改變了這一切，現在人們都以得到 PCF 資助為榮。”

資金迅速到位、研究環境寬鬆，不光圓了研究人員的夢，也能使受癌症折磨的病人獲益。1998 年，一位叫朱利安•亞當斯（Julian Adams）的化學家聲稱得到了有益的發現─一種蛋白質降解體，他推測這種物質可以殺死癌細胞。但他從事研究的生物技術公司 Proxxxx 正瀕臨破產，資金匱乏，所以他拼命尋求資助。亞當斯承認: “我有理論但沒有臨床數據，很多人以為我瘋了。但有的點子需要去驗證，不能找到點理由就把它們否決了。”

他的研究引起了安德森癌症中心著名前列腺癌專家克里斯托弗•洛戈特提斯（Christopher Logothetis）的注意。1998 年春天，幾位研究人員一起去見米爾肯和索爾。亞當斯說: “他們懂行，我們並沒費勁去說服他們。”

六天后，他們拿到了 75,000 美元支票，足夠小型一期臨床試驗的費用（PCF 不資助私人企業的科學家，因此亞當斯掛靠洛戈特提斯的實驗室進行研究）。1999 年 10 月，研究人員開始在患者身上測試藥劑。在 PCF 提供啟動資金五年後，亞當斯的蛋白質降解體（現在叫做“Velcade”）獲得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許可，用於治療多發性骨髓瘤（一種血癌）。美國對 Velcade 與化療結合治療晚期前列腺癌的評估試驗也在進行當中。亞當斯說: “PCF 的資助是關鍵。此藥的研製本有可能和其它藥一樣半道擱淺，可我們比預想提前一年開始了臨床項目。這使我們公司活了下來，也挽救了這種藥品”[在多出的那一年，Proxxxx 得以被千禧製藥公司（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收購，該公司借臨床試驗爭取 Velcade 的長期研究資助]。

前列腺癌基金會（PCF）側重於提供研究的啟動資金，它的投資涉及 1,100 個項目。當今前列腺癌絕大多數有重大意義的研究工作，或多或少都有它的一份。有分析師說，假如過去十年 PCF 占有與它相關的項目，那麼它資助的研究工作所帶來的產品可使它成為世界第三大生物技術公司。可是米爾肯的基金會既不同於生物技術公司，甚至也不同於學術贊助人，它一無所取。米爾肯說: “我們不打算創辦公司，只想解決問題。我們的目標是關門停業。”

癌症的起因，據認為是影響細胞分裂周期的關鍵基因發生變異，導致細胞發育異常。細胞不僅在該死亡時不聽從死亡指令，還無法執行自身的功能。在癌症早期，一般看不出什麼異樣，很多前列腺癌患者就沒有任何早期症狀 [長腫瘤的前列腺可能變得異常堅硬，但這要醫生做數字直腸檢查（DRE）才能發現]。這種無體徵的特點最為致命。前列腺癌若任其發展，可能會擴散到淋巴結和骨骼，儘管這種情況不一定發生。

米爾肯很僥倖，及時發現了癌症（醫生說癌症會反覆，接受激素療法的患者有可能 10－15 年後再次患病）。但太多的人對危險渾然不知。所以，最大問題並非研究進展不大，而是公眾意識缺乏。更糟的是，最危險的群體─黑人，大多不知道他們的前列腺癌發病率比白人高 65%，死亡率也是白人的兩倍。

米爾肯正好知道如何吸引公眾的注意。治療結束幾周后，他飛到華盛頓去找奎西•弗姆（Kweisi Mfume）。來自馬里蘭州的弗姆當時是國會議員和國會黑人同盟（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的領袖，說話直率。米爾肯從未見過弗姆。但兩人在弗姆的辦公室一見面，米爾肯便開始遊說，為新成立的癌症基金會爭取政治支持。他十分動情，據弗姆（現任美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主席）說，他覺得米爾肯“隨時都要掉眼淚”。米爾肯也承認這一點，他笑著說: “弗姆對我說，他不能不答應，因為他不想我在他辦公室哭起來。我承認，我感情豐富。但人有了激情才什麼事都能做成啊！”

隨後幾年，為了讓前列腺癌走進公眾視野，米爾肯無所不用其極。1993 年底，他在國會山主持盛大集會，邀請有影響的國會議員、名人，以及重要的醫生、研究人員出席。他的想法是讓前列腺癌研究變得有“魅力”。這次活動極受歡迎，成為群星薈萃、一年一度的盛事 [去年的活動由影星伍比•哥德堡（Woopi Goldberg）在華爾道夫飯店主持，還舉行了一場雪兒（Cher）個人演唱會，吸引了 1,100 人，籌到 500 多萬美元]。

在很大程度上，米爾肯干的是他過去一直幹的事，就是動用人脈關係、藉助權力槓桿達到目的。這類方法對醫學影響十分驚人。李•胡德（Lee Hood）就為此感到不可思議。胡德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著名分子生物學家，他的成就之一，是發明了對繪製人體基因組極為重要的設備 DNA 測序機。1995 年，他和許多研究人員一樣，也在尋找和前列腺癌有關的基因（幾年前，與乳腺癌有關的基因已經找到了）。要減少可能致病的基因數量（估計在 20,000－25,000 之間），最簡單的辦法是跟蹤患者的家族。然而，尋找願意接受研究的家庭是項費時費力的工作。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為了研究前列腺癌的遺傳性，花了十年才招到 90 個家庭。

米爾肯聽了胡德團隊的難處，語氣平靜地向研究人員建議到有線新聞網（CNN）上訴說。研究人員一片訝然，唯有低聲表示贊同。胡德回憶起當時的想法: “真荒唐，誰聽說過到拉里•金（Larry King）談話節目上呼籲治一種病？”不過話說回來，CNN 能有今天，米爾肯確實出過力。上世紀 80 年代，泰德•特納（Ted Turner）就是靠垃圾債券為特納廣播公司（Turner Broadcasting）及其新聞電視台提供資金。後來特納把公司賣給了時代華納（Time Warner，《財富》雜誌的母公司），那一年米爾肯正好擔任他的顧問。這筆交易讓公司創始人特納增加了數十億美元財富，還當上了世界最大媒體公司的副董事長。所以說，上 CNN 的節目對米爾肯來說是可能的。

於是米爾肯打了幾個電話。胡德說，研究人員“穿戴整齊，做了一個小時的拉里　金訪談”。那一期節目都是關於前列腺癌的，還採訪了新確診的病人諾爾曼　施瓦茨科普夫。將軍在電視上對朋友米爾肯表示支持。節目徵求志願者參加研究，有 3,000 人打電話進來。僅用了三周時間，研究人員就找到了 300 個符合條件的家庭做樣本。“邁克的想法總是很有創意，”胡德說。聽口氣，他已經成了米爾肯的信徒: “他改變了前列腺癌的研究方法，改變了積極消滅疾病的思路。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

分析了從拉里　金訪談節目召集的家庭的 DNA 後，科學家發現了與前列腺癌變產生有關的幾個基因。但是，與這些發現相關的療法，最快也要好幾年才會出現 [2000 年，在米爾肯合作方法的啟發下，胡德離開了華盛頓大學，創辦了系統生物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生物學家、數學家、化學家和技術專家在研究所里共同合作，研究利用基因預防疾病的方法]。

和召集受試者參與人體研究一樣，癌症研究工作也很費時，包括要在顯微鏡下連續多個小時觀察細胞。載玻片上的細胞來自組織標本，也就是腫瘤的超薄切片。可是令人吃驚的是，在 90 年代中期，並沒有搜集、分類、保存人體組織標本的標準流程。沒有一家癌症中心、政府實驗室、大學考慮過制定這樣的標準。米爾肯感到難以置信。1995 年，PCF 召集四大前列腺癌研究中心開會，美其名曰“人體組織銀行峰會”。這四家中心是安德森癌症中心、波士頓的達那•法貝爾癌症研究所（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四家（後來密歇根大學也加了進來）不僅制定了有關標本的通用規則，還同意協調各自的努力。

下一步是讓大型醫療機構共同制定有數百甚至上千名患者參加的大型臨床試驗。PCF 將八家主要癌症中心組織成一個治療團體，並提供大量資金（上一年提供了 320 萬美元）。米爾肯還請甲骨文公司（Oracle）首席執行官拉里•埃利森（Larry Ellison）免費將參加研究的醫院聯網，讓研究人員能夠跨機構檢查病人數據。米爾肯又施用了那條規矩: 醫院必須將獲得的信息彼此共享。這個主意誰都能想到，可問題是，以前從來沒人這麼做過。 就在那忙碌的 1995 年，米爾肯又突發奇想。他發現，竟然從沒有人想過利用美國千百萬癌症患者及其家庭的巨大政治影響力。於是他開始想方設法，組織聲勢浩大的向華盛頓進軍活動。為組織這次活動，他和其他維護癌症患者權益人士竟花了整整三年時間。他們要召集數百家癌症機構，包括美國癌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等大慈善機構、小型維權團體、專業醫療組織，每家機構各有研究計劃。而這次活動所做的，就是改變業界四分五裂的狀況，讓大家用一個聲音說話。

活動在 1998 年舉辦，十分成功，在 200 個城市舉行了遊行。活動耗資約 1,000 萬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米爾肯和瓊斯服裝集團（Jones Apparel Group）的悉尼•金梅爾（Sidney Kimmel）捐贈。有六百家機構參加了活動，超過 15 萬癌症倖存者聚集在華盛頓國家廣場。約旦國王侯賽因不顧醫生禁令，也從馬約醫療中心（Mayo Clinic）飛來參加遊行，但由於病情嚴重，他坐在貴賓席上無法起身，妻子諾爾王后代他發表講話。不到一個月後，他死於癌症。

1998 年大遊行的功績在於，它開啟了為癌症研究擴大融資的時代。在隨後五年，國會給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資金增加了 70%。

從雷諾機場開車上玫瑰山，經過一段漫長而崎嶇的路程，就到了塔霍湖邊的凱悅飯店。這裏海拔 2,000 米，是內華達州有名的清幽之地。冬天很早就來了，公路兩邊清出了一堆堆積雪，步行道上也結了冰。這兒的海拔似乎讓科學家們有點不適。

2004 年 10 月，數百位科學家聚集在此，參加 PCF 一年一度的科研靜修─激動人心的科學交流會議，重點討論前列腺癌研究的最新進展。要找一個標準來衡量米爾肯在癌症界受歡迎的程度，就得算這個只有受邀才能參加的活動了。一流的科學家對這樣的會議從不拒絕，製藥公司的代表無不渴望參加。四天的會議安排十分緊張，報告一個接一個，組織者把上廁所的時間都取消了。2003 年，有位泌尿科醫生開玩笑說，前列腺癌研究人員膀胱的大小，已經成了與會的資格。

會上，有些傑出科學家想結識以色列科學家亞倫•切哈諾沃（Aaron Ciechanover）。2004 年，切氏憑藉其對蛋白質分解途徑的研究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自 2002 年以來，他的研究工作就受 PCF 資助。還有些人想巴結英特爾董事長安迪　格魯夫 [會議還常邀請科技領域以外的傑出思想家出席，如在 2003 年的會議上，與會名人是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加里•貝克（Gary Becker）]。但會上最受關注的，還是米爾肯本人。從前他是垃圾債券之王，每年都在貝佛利山舉辦豪華的交易洽談宴會。如今，他又成了教父式的人物，他舉辦的醫學會議也仿佛是當年“掠食者集會”盛況的再現。

會上的討論十分活躍，發言者常遭到同行及競爭對手的詰問。一些會議的常客說，不知怎的，這個會議能讓人精神集中，別的醫學會議就做不到這一點。在房子裡只有沒完沒了的會議，而打開窗簾，就可以看到美國最美麗的風景─雪山環繞著的史前湖泊，可是科學家們好像誰也不去想那些。自 1998 年 PCF 為 Velcade 提供資助起，亞當斯已出席了好幾次會議。他說: “感覺棒極了，我第一次去都掉眼淚了。它就像一個思想庫，你能遇到所有你需要見的人。你會情不自禁產生緊迫感，想回到實驗室更努力地工作。”

而米爾肯似乎在越來越多的事情上產生了緊迫感。妻子羅莉說，他的睡眠時間不多，因為電話總在響。“總有人給他打電話，問他醫學方面的問題，不只是前列腺癌，還有別的疾病和別的問題，”羅莉說，“誰的電話他都接。”

米爾肯最近的努力是推動醫療記錄公開（為了保護患者隱私，以編號代替姓名），把數百萬份病歷提供給醫生研究。眼前這樣做還不可能，因為國會在 90 年代制定了健康保險攜帶和責任法案（HIPAA），保護病人的隱私（相關規定十分嚴格，醫生在進行臨床實驗時，甚至難以從自願參加實驗的患者那裡收集到信息）。

然而，若想讓醫生和科研人員找出疾病的生物標誌，抹去醫療記錄上患者的名字、編纂成巨型數據庫是簡單又不昂貴的辦法。從前，股市的數據庫就讓米爾肯加深了對債券融資的了解，所以對他來說，這又是一個誰都該想到的主意。別光想著前列腺癌，再推想一下，要是所有醫療研究都這麼做，該會怎樣？

近來，他經常這樣推想。2003 年，他在華盛頓特區成立一家名為“快速治療”公司（FasterCures）的思想庫，旨在通過檢討（必要時還得改變）可能阻礙科研的公共政策、政府規章、技術缺陷，加快尋找主要疾病的治療方法。一開始，該公司致力於解除五種主要疾病在法規或習慣方面的瓶頸，包括阿爾茲海默氏症、乳腺癌、癲癇症和青少年糖尿病。其思路是，從這五種病的“個案研究”中吸取教訓，再應用於整個醫學。米爾肯為快速治療公司聘來了格雷格里•西蒙（Gregory Simon），西蒙曾任前副總統戈爾的經濟、科學和技術首席內政顧問。他還讓幾位大思想家進了公司董事會，包括諾貝爾獎得主貝克和加州理工學院的院長戴維•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為了擠出更多時間從事自己鍾愛的新事業，米爾肯將 PCF 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給了萊斯利•米切爾森（Leslie Michelson）。此前不久，米切爾森剛當上 Acurian 公司的管理人，該公司為臨床試驗招募患者。

米爾肯在前列腺癌方面的努力表明，各領域加快治療的方法其實相當簡單。這裡面有四個關鍵因素: 改進技術（他說: 只要給癌症研究人員的工具像技術公司所採用的工具那樣先進，我們就能更快地找到療法）; 改寫愚蠢的政策; 讓科學家去思考大問題，別把時間花在求人給錢上; 最後，讓人們將得到的信息彼此共享。米爾肯說: “我覺得這四個要素就好比四人接力賽，人們都認為這四人應該按次序一個個跑起來，為什麼就不能讓他們同時起跑呢？也許第四個人在走，第二個在狂奔，第三個人在慢跑。但你至少讓他們都在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