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仁華：以和平來迎接暴力──1989年廣場上最後一幕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北京大學廿九號樓，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最後一次會議，與會者有王軍濤、王丹、老木、甘陽、劉蘇里、楊濤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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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北京城的氣氛已非常緊張，許多知識界知名人士已紛紛離開京城避風。

會議決定立即向天安門廣場增派一支特別糾察隊，任務是維護秩序，保護劉曉波、侯德健、高新等四位絕食請願的知識份子和廣場學生指揮部。於是，我和劉蘇里主動請纓，保證迅速組織並帶領一支特別糾察隊趕赴天安門廣場。

會議尚未結束，我與同校的青年教師劉蘇里即匆匆趕回中國政法大學，通過學生自治會廣播站，召集了四十多名男學生組成特別糾察隊。

下午三時四十分許，我們抵達天安門廣場，隨即接管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糾察任務。此前，這一帶的糾察線已經鬆弛得近乎消失，只有寥寥無幾的市民糾察隊員三三兩兩地散布着。

儘管局勢已經急劇惡化，但我們與所有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和市民一樣，赤手空拳，沒有任何防衛武器，因而我們的宗旨始終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在這個時候，我們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依然絲毫沒有以暴易暴的準備。

晚六時許，一群憤怒的學生和市民送來一名化裝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軍人。此時化裝進入廣場的軍人和員警為數眾多，任務是偵探廣場上動態，尤其是偵探學生指揮部的動態，並趁機製造混亂，以便於血腥鎮壓。這名軍人由於沿途一再受到學生和市民的譴責，已經驚恐得失去常態。我們急忙將他保護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西南角的帳篷里，並請來照料四名絕食知識份子的醫生，幫助我們穩定他的情緒。我們在對他進行一番有關八九民運的真相和宗旨的宣傳後，委託醫生伺機用救護車將他安全送離天安門廣場。

晚六時三十分，戒嚴部隊指揮部通過中央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發出第一項緊急通告，該通告使用了"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字眼，顯露出血腥鎮壓的苗頭。但是，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並未引起應有的警覺，一切仍按既定的計劃照常進行。

晚七時，廣場學生指揮部在紀念碑南側召開有關學生和市民被軍人和武警所傷情況的新聞發布會。學生領袖柴玲、李錄、封從德、吾爾開希主持出席了這次新聞發布會。

北京測繪出版社職員鄭魯濱的控訴發言令人印象深刻。鄭魯濱身為中共黨員，六月三日下午三時十五分在人民大會堂南側看見一群軍人用武裝帶猛抽學生和市民，便衝上去搶救一位被軍人擊倒在地的老人，因此，也遭到軍人的毒打，頭部被軍人用鋼盔擊破，血流如注，白襯衣幾乎全被鮮血染成了紅色。

廣場上的秩序有些混亂，雖然在六月一日經過一次全面的整頓，搭起了香港同胞捐的帳篷，表面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觀，但實際上的操作和管理仍然混亂，學生領袖們對管理廣場有點力不從心。我們這些要堅守到翌日中午的特別糾察隊員在晚八時後仍吃不上飯，而學生指揮部物資處卻將大量的盒飯供給以各種理由來到紀念碑底座的人員。我一方面安排安撫糾察隊員的情緒，一方面與物資處負責人交涉，甚至以撤走糾察隊相威脅，但依然無濟於事。直到很晚以後，我們才在香港物資供應站領到食物，每個人一個小麵包，每兩個人一小瓶軟包裝汽水。

晚九時五十分許，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出了第二項緊急通告，要求北京市民呆在家中，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門廣場，以保證生命安全。

該通告讓人聯想起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流血事件時，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吳德在武力清理天安門廣場前夕所發表的類似的廣播講話。回想當年，我曾可悲地信從了中共的宣傳，從內心裡擁護當局對所謂膽敢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首都藉機鬧事的反革命分子採取鎮壓行動。而今，我卻置身於所謂的反革命分子之列，真不知道應該算是我的光榮，還是應該算是中共的悲哀。

第二項緊急通告已經明白無誤地發出了血腥鎮壓訊號，任何只要稍具政治敏感的人，都應該能從中嗅到火藥味。但由於自從五月十九日北京城實行戒嚴以來，天安門廣場上一直迴蕩着"狼來了！狼來了！"的呼喚，而狼卻始終沒有出現。因而廣場上的大多數人並未對此項通知引起應有的警覺。

縱觀天安門廣場，依然人山人海，四十年來深受中共當局壓抑的群眾象往常一樣，尚在歡慶着盛大的節日。他們或是興致勃勃地觀賞着"民主女神"塑像，或是簇擁在紀念碑底座北側四名絕食知識份子的絕食棚前，齊聲而有節奏地呼喊着："侯德健出來！侯德健出來！"渴望一睹着名作曲作詞家侯德健之風采。當時的北京城曾流傳着一句話："先看女神後看猴（侯）"。

晚十時，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按原計劃在"民主女神"塑像下舉行開學典禮儀式，宣告正式成立，着名政治學者嚴家其、作家趙瑜等人出席並致詞。

晚十時十六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出了措詞更為嚴厲的第三項緊急通告，聲稱"解放軍部隊一定要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任何人不得阻擋。如遇阻擋，戒嚴部隊將採取多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罪惡的槍聲終於迴響了，時間是晚十一時許。當第一陣槍聲從西長安街方向傳入廣場時，人們無不受到強烈的震撼。

緊接着，從北京城不同方向陸續響起槍聲，而且越來越密集。眺望西長安街方向，熊熊火光沖天而起，染紅了那一片夜空。

槍聲揭開了中共當局蓄謀已久的血腥鎮壓的序幕，而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儀式則在槍聲中匆匆落幕。

此後，一些人陸續來到廣場學生指揮部報告軍隊在各處用真槍實彈屠殺和平學生和市民的情況。來者幾乎全都滿身血跡，或是自身受傷，或是救護他人所致。直到此時，廣場上的人們才如夢初醒，中共當局不僅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使用催淚彈、電警棍，而且使用真槍實彈、裝甲車和坦克。所謂的人民子弟兵開始血腥屠殺人民！

午夜十二時，廣場學生廣播台播出了第一名學生死亡於西長安街軍事博物館前的噩耗。這是八九民運爆發以來第一次公布學生死亡的消息，引起了在場學生的強烈反響，悲憤情緒迅速瀰漫。一位男生在廣場中唱起了蕭邦的《哀歌》："沉沉濃霧，慢慢地升起，迷住我雙眼和茫茫大地；有一支哀歌，在心中響起，我欲唱又止，把悲痛藏起……"如訴如泣的歌聲迴蕩在廣場的上空，數以千計的學生肅然端坐，唯有一行行淚水流淌着。

六月四日□晨零時三十分許，廣場中傳出吾爾開希哭訴一位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女生被射殺的經過，這名女生當晚隨他一起從北師大校園出發。吾爾開希由於過度激憤，聲音時斷時續，終致完全消失。只聽得廣播中傳來一陣忙亂的聲音，有人焦急地呼叫着救護車。吾爾開希暈過去了。

廣場學生指揮部在十二時過後作出了一項新的決定，副總指揮李錄通過廣播號召廣場上的學生有秩序地向紀念碑集結，團結一致，準備以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最後的抗爭。

集結到紀念碑一帶的學生約近萬人。紀念碑北側的人數最多，約有五、六千人，南側次之，約一、二千人，東西兩側人數不多，各有數百人。此外，在廣場四周邊沿地帶，尚分布着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市民，約在七、八萬之眾。在帳篷內，也還有數目不詳的學生睡覺休息。

在血腥鎮壓開始後，我親自接待了幾位來自屠殺現場的報訊者。

一位河北的十一歲的小男孩，來自虎坊橋一帶，哭訴他在京當民工的哥哥被軍人射殺。可憐的小男孩驚恐已極，怎麼也說不清在京的住處。我強忍淚水，安排人員護送他離開廣場。

一位北京大學好友來自西單路口，憤憤指控軍人殺人獸行。在西單路口，有一群約百名學生，打着兩面旗幟，一面是北京航太航空大學的正規校旗，一面是臨時自製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醫學院的旗幟。這群學生手挽手、肩並肩，對着殺氣騰騰的軍隊迎面而去，反覆齊聲呼喊着一句口號："為了可愛的祖國，我們已做好犧牲的準備！"勸阻軍隊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軍人先是朝天放了一排子彈，時隔不到一分鐘，即端槍向這群學生掃射。在密集的槍聲中這群學生先後紛紛倒下。景狀之慘烈，令兩旁目睹者無不悲憤萬分，不顧安危地怒斥軍人："畜牲！畜牲！"

一位北京市民來自五棵松一帶，他敍述說，當軍隊坦克向天安門廣場進發時，數以萬計的人試圖阻擋，但坦克毫不減速，沖向人牆。一名群眾躲閃不及被衝倒，他的弟弟正欲上前搶救，後繼的坦克依然全速前進，連續過了四十餘輛坦克，地上只留下一片肉漿，慘不忍睹。（事後查明，這名死難者是航空航天部的幹部。）

從屠殺現場不斷傳回的消息，對堅守在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造成強烈的刺激。一部分人忍受不了憤怒，準備奮起反抗，以暴易暴。他們四處尋找一切可以用作自衛武器的東西，包括石塊，汽水瓶子和從帳篷上拆除下來的棍棒。人們陸續離開廣場，沖向槍聲最激烈的西長安街。

在六四屠殺事件中，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以暴易暴的行動，是無需否認的曾經發生過的事實。不過，就時間而言，軍隊血腥屠殺於前，學生和市民的反抗於後；就因果關係而言，軍隊的血腥屠殺是因，學生和市民的反抗是果。

《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記載了中國的一群人、一組團體。您不僅可以看到1989年民主運動的關鍵人物和事件的真相，而且可以從這些自由主義者的心路歷程和所作所為，了解到這一事件的政治、社會、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歷史根源。(明鏡出版社)
六月四日□晨零點十五分，一輛裝甲車沿長安街從天安門城樓前由西往東急駛而過。數以萬計的民眾試圖築成人牆加以阻擋，但裝甲車毫不減速。緊接着，又有一輛裝甲車從同一線路快速駛過。憤怒的民眾紛紛撿起石塊投向裝甲車，並有不少人揮舞着棍棒沖向裝甲車，毫無懼色地抽打裝甲車。對於裝甲車這類鋼鐵怪物來說，這些舉動近乎唐吉訶德鬥風車，然而，這時並沒有絲毫的喜劇色彩，只有撼動人心的悲壯。

這是當晚最初發生在廣場視野之內的軍方行動。

零點三十分，又有兩輛裝甲車從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前門方向分別進入天安門廣場東西兩側大道，風馳電掣，橫衝直撞，圍繞着廣場轉了好幾圈，向學生炫耀武力。其中一輛在輾過交通隔離墩和廣場外沿的鐵柵欄、企圖進入廣場東北端時發生了故障，驟然停車不動。憤怒的民眾蜂擁而上，先是用棍棒撬砸，繼而用棉被鋪蓋上去燒烤。大火騰空而起，三名軍人忍不住高溫鑽出了裝甲車，頓時遭到民眾圍毆。在場學生竭力保護，將他們送到位於中國歷史博物館急救站。一位學生被群眾誤傷，頭破血流。

眼看着熊熊火焰迅速吞噬着裝甲車，我不知道應該為此感到高興還是惋惜，唯有廣場失守在即的感覺越來越清晰。

零點五十分許，無數顆照明彈和信號彈從四面八方飛向天安門廣場上空，偌大的廣場頓時被照耀得如同白晝，儼然成為決戰在即的戰場。

童年的記憶被喚醒。六十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全國性武鬥期間，我的家鄉溫州是全國聞名的武鬥地區，那時的我對槍聲和死亡已習以為常。使我驚訝的是，從未有過類似經歷的青年學生們，此時此刻也表現出異常的鎮靜，沒有人驚慌失措，更沒有人因為害怕而哭泣。

隨着槍聲的臨近，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面臨空前的考驗和挑戰。越來越多的學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進行殊死的抗爭，尤其是那些來自屠殺現場的學生和市民，情緒極為激烈，理智已被極度的悲憤所取代。他們破口大駡依然秩序井然地靜坐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你們難道坐在這裡等死嗎？你們難道還對那群野獸抱有幻想嗎？都到了什麼時候了，還不上去拼了！為了保護你們犧牲了多少人，你們知道嗎？"甚至有人揮舞棍棒威嚇學生。的確，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為了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北京市民的犧牲已經足夠慘重。這些斥責的話語強烈刺痛着在場每一位人的心，衝動的情緒像旋風般傳來。

一名渾身是血的北京大學學生瘋了似地衝上紀念碑底座，不斷大聲地呼喊着："給我機槍！快給我機槍！我要去殺盡那群畜牲！我要為死難同學復仇……"他根本無法如願，那些早些時候被學生和市民所搜撿到的軍人故意遺棄的無法使用的槍支，早已由廣場學生指揮部有組織地送交給公安部門。他只有失望地抱頭痛哭，神情令人心酸。

在廣場學生指揮部里，以柴玲為首的學生領袖們經受着巨大的壓力和考驗。一批批學生和市民衝進來，要求學生領袖們正視軍隊開槍屠殺和學生市民傷亡的現實，放棄不抵抗的宗旨，號召並帶領大家進行暴力抗爭。在持續的刺激下，不斷哭泣的柴玲曾一度衝動得難以自制，一把奪過廣播員的話筒，對廣場上的學生大聲疾呼：" 無恥的政府已經大開殺戒，同學們，我的同學們，你們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東西，到廣場邊緣去，準備自衛、準備反抗！"柴玲的舉動當即遭到在場青年教師的勸止。此時此刻，這些學生領袖的一舉一動，都將關繫到廣場上數以千計的年輕生命的安危，責任重大，遠遠超出了他們這般年齡所能承受的限度。

柴玲終於冷靜下來了，在最後關口，她和李祿等廣場學生指揮部的成員們，這些歷來被認定為激進派的學生代表人物，決定繼續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呼籲學生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被視為武器的東西。

學生領袖和各高校在場的青年教師紛紛下到學生隊伍中間，反覆宣講：我們的宗旨始終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我們曾為此作出過許多努力，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繼續堅持這個宗旨。讓我們以和平來迎接暴力，讓我們以平靜來迎接死亡，讓我們以理性來迎接愚昧。

我帶領糾察隊員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將一些石塊、汽水瓶子和棍棒等不是武器的武器收集到一起，集中管理，以防止個別人在激憤之餘有違和平請願的宗旨。紀念碑一帶的學生手中已經沒有任何可以稱作武器的東西，哪怕是一塊石頭或一個汽水瓶子，軍隊所面對的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和平請願者。

四周的槍聲越響越近，犧牲的氣氛籠罩了整個廣場和每一個人的心靈。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的帶領下，全體人員起立，莊嚴地宣誓："我宣誓，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真正的繁榮昌盛，為了偉大的祖國不為一小撮陰謀家顛覆，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喪生，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人民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緊接着，一陣悲壯的《國際歌》聲響起：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真正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歌聲蓋過了廣場四周密集的槍聲，也驅走了人們心中殘存的最後一絲恐懼和猶豫。

這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此時此刻，人們無不熱淚盈眶，熱血沸騰，洋溢着為真理而獻身的神聖情感。學生們紛紛前來與我緊緊擁抱，表示最後的情感。在生與死的臨界點許多學生不顧自身的安危，懇切地勸我離去，說："你是我們尊敬的老師，我們不願讓你冒任何生命風險。"

面對這些驚天地泣鬼神的年輕學生，我除了激動，只是感到悲哀和羞愧。悲哀的是，這些屬於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年青一代，卻將直面冷對血腥鎮壓的危險。羞愧的是，此時此刻，除了極少數與學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緣和地緣關係的高校教師之外，已見不到其他知識界人士。多年來，許多知識界精英分子一直對學生鼓吹民主，在八九民運期間他們也曾信誓旦旦地宣稱絕不背叛愛國學生用鮮血和生命所開拓的爭取民主的事業，絕不以任何藉口為自己的怯懦開脫，絕不再重複以往的屈辱，絕不向專制屈服，而如今，當真正需要為真理進行最後的鬥爭時，他們又身在何處？他們的道德勇氣又何在？

□晨一時三十分許，大批軍人終於殺出一條血路，沿西長安街抵達天安門廣場北面的天安門城樓前，集結在金水橋一帶。這支最先到達的軍隊是屬於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的所謂"紅軍團"。這支部隊在抵達天安門廣場北端之初，即大肆射殺集結在西觀禮台附近、長安街和廣場北端的學生和市民。數以百計的學生和市民為了躲避槍彈，慌不擇路地躲進了橫跨長安街的地下通道。

我久久眺望着天安門城樓上高高懸掛的巨幅毛澤東畫像，心情痛苦而複雜。四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那兒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如今，就在毛澤東的眼皮底下，共和國的人民卻一個個倒在所謂人民子弟兵的槍口下……

幾乎與此同時，在天安門廣場南面，近千名荷槍實彈的軍人途經永定門、宣武門，從前門方向抵達人民大會堂南側。大批學生和市民紛紛退入天安門廣場，向紀念碑一帶靠攏，有不少人先後中彈倒下。

另有一批軍人集結在紀念碑南側的"毛主席紀念堂"和前門箭樓之間，人數有三、四千之眾，配備着裝甲車和坦克。

在天安門廣場東面，近千名軍人集結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一帶。數以百計的學生和市民試圖接近他們，加以宣傳勸導，但受到軍人端槍阻嚇，未能奏效。一位年僅十五、六歲的少年在人群中大哭，訴說他的哥哥被軍人打死了，要衝上去與軍人拼命，被香港女學生李蘭菊攔住了。當李蘭菊再次發現這位少年時，他已全身鮮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懷裡，於是李蘭菊當場悲憤得暈過去，被送入位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臨時急救站。

在天安門廣場西面，一向緊閉的人民大會堂東側大門突然敞開，數以千計的軍人潮水般地湧出，源源不斷。在軍方安排的攝影燈光的映照下，只見一片密密麻麻、閃閃發光的鋼盔在晃動，猶如無邊無際的海洋。（據六四事件後解放軍總政治部編着的《戒嚴一日》一書透露，當時集結在人民大會堂里的軍隊是一個集團軍和一個炮兵旅。）這批軍人集結在人民大會堂東側一帶。

從人民大會堂里突然冒出如此眾多的軍人，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終於醒悟，中共當局血腥鎮壓計劃蓄謀已久，他們早已通過北京城地底下的戰備通道調兵遣將，將數以萬計的軍人送到人民大會堂、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等處，做好了武力清理天安門廣場的所有準備。至於連日來在大街上所進行的軍人赤手空拳徒步天安門進發的行動，無非是轉移人們視線，製造軍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既顯示了軍人仁慈克制的虛偽假像，又有利於尋找血腥鎮壓的口實。中共當局的陰謀狡詐，是常人所很難體察的。至此，天安門廣場已經完全處於四、五萬軍人的嚴密封鎖包圍之下，以武力清理並占領天安門廣場作為勝利目標的軍隊，開始將槍口直接瞄準紀念碑一帶的學生。

外界通常認為天安門廣場清場開始於□晨四時三十分，其實，在軍隊抵達廣場之初的□晨一時三十分許，清場行動即已開始，因為在軍隊抵達之初，即有許多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範圍內傷亡，陸續被送入位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前的臨時急救站。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研究生程仁輿就是在此時被槍殺身亡的。

緊隨着軍隊對天安門廣場包圍圈的形成，安置於人民大會堂處的高音喇叭開始播放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最後通牒式的緊急通告。該通告稱"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人民解放軍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

臨近□晨二時，集結在人民大會堂前的軍人開始對着紀念碑上空開槍，一排排子彈呼嘯着從我們的頭頂不遠處飛過。起初，我們總是下意識地放低身子行走，後來就習以為常了。一些記者開始撤離紀念碑底座。

兩名學生在廣場西北角受到槍傷，一位傷在手部，一位傷在眉部。這兩名受傷學生被及時地送入位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前的臨時急救站急救。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焦急地跑來告訴我，有部分政法大學的學生怎麼也不願離開帳篷。於是，我急匆匆趕到紀念碑東側的政法大學帳篷，裡面果真尚有十多名學生或躺或靠地在睡覺休息。情急之下，我利用教師的權威，呵斥他們集結到紀念碑一帶的隊伍中去。

來回奔走之際，我發現附近的帳篷里或多或少也有學生在睡覺。

□晨二時許，集結在金水橋前的軍隊派出一支特種部隊小分隊清理廣場北面邊沿地帶。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會總部首當其衝，帳篷起火，逐漸蔓延為沖天火焰。工自聯總部原先處在天安門城樓西觀禮台，在屠殺事件發生後，工人弟兄出於保護紀念碑一帶學生的考慮，將總部遷移到廣場西北角。

一位倖免於難的工人弟兄手提一隻黑色小箱子來到紀念碑底座，但因身分不明而遭到學生攔阻。我下去詢問，得知他想將小箱子交由學生指揮部保管。我告訴他，就目前情形看，學生指揮部並非安全之地，還是帶着它離開廣場為好。

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們，他們雖然文化素質不是很高，也不善於辭令，但是，他們卻在關鍵時刻表現出驚人的英勇無私精神。在八九民運中，最具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為了保護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他們用血肉之軀阻擋着武裝到牙齒的軍隊，浴血奮戰，奮不顧身。那一晚，有一隊為數三十來人的工人糾察隊與我們在紀念碑底座協同執行任務。當血腥鎮壓的槍聲響起後，這些工人糾察人員陸續奔向西長安街。大約在□晨一時許，一位渾身是血的青年工人回到紀念碑底座，泣不成聲地說，他是唯一的生存者，其他的工人弟兄都英勇犧牲了……。此時，這支工人糾察隊在紀念碑底座僅剩下的兩位女青年，甩掉披在身上的舊軍大衣，情緒極為衝動地就要衝向西長安街。我和學生哭勸她倆，不讓她倆前行。她倆撲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聲地說："弟兄們都死了，我們不能貪生不去呀……"最終她倆還是隨着那位渾身是血的小青年走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

繼工自聯總部之後，堅守"民主女神"塑像的學生也遭到戒嚴部隊小分隊的掃蕩。廣場四周再也見不到學生和市民，紀念碑已成為狂風巨浪的孤島，失去了所有的屏障。廣場學生指揮部放棄了原先的所在地--位於紀念碑底座下東北側的絕食團廣播站，撤至位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東南角的學運廣播站。

學生領袖們還在做最後的努力，通過學運之聲廣播站不斷地向四周的軍人發出呼籲："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採取武力……""廣場上的解放軍官兵們，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們是和平請願……"。

學生們在做和平抗爭到底的準備，有學生送來一桶桶水，讓大家將手中的口罩、毛巾放進水桶中浸透，以防護催淚瓦斯。另有一些人在搜集棉被、棉大衣，用來鋪在紀念碑周邊的地上，以阻止裝甲車和坦克前進。據說，裝甲車和坦克的履帶遇上軟綿綿的棉被和棉大衣會無法前進。這不知是誰的發明創造。

□晨二時三十分，廣場副總指揮封從德發表廣播講話："同學們，這是最後的鬥爭，我們必須以我們的勇氣和策略堅持到最後！此時，如果我們搞一些武力抵抗，勢必被法西斯政府找到鎮壓的口實，那麼，他們就可以欺騙世界，而我們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如果我們堅持和平請願，也許犧牲一部分人，但是，全世界都會徹底看穿這個政府的真實面目！"

緊接着，劉曉波等四名絕食知識份子也先後發表廣播講話，呼籲學生在最後一刻一定要堅持採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塊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

突然間，一名糾察隊員匆匆跑來告訴我，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南側出現了槍支，是幾位工人弟兄架設的。我聞訊急忙帶着幾名糾察隊員趕過去。侯德健、劉曉波也已聞訊趕至。只見一挺機槍架設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西南角，槍上覆蓋着棉被，槍口朝西。幾位元工人弟兄在旁嚴密監視着，不時用鋼管敲打槍身，警告誰都不許靠近，否則他們將以鋼管自衛。在我們猶豫之時，侯德健已上前抱住一位年約二十歲的青年，自我介紹說："我是侯德健。"也許是由於侯德健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那幫工人弟兄並未動武。那位被抱住的小青年喊了一聲"侯哥"，便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他哭着說，他們是一群最早也最堅決支援學生的人，為了阻擋軍車，保護學生，他們的許多夥伴都犧牲了，他自己也被打得遍體鱗傷。大家聞言都忍不住落淚。侯德健邊安慰邊把那位小青年拉走了。我和劉曉波等人留在原地繼續說服他的工人弟兄。

經過再三勸說，我們終於得到了工人弟兄的諒解，拿到了這挺從裝甲車上卸下來的機槍。另一位工人弟兄又主動交來了一支原先藏在附近帳篷里的步槍，這支步槍沒有子彈。

我們回到紀念碑底座北側，當着中外記者的面，由劉曉波將槍支在紀念碑的護欄上砸毀了。一位外國記者用攝像機錄下了毀槍的整個過程。

毀槍行動，再次重申了我們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向全世界宣告，我們是一群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者，即使面對殘酷的血腥鎮壓，我們仍然堅持和平請願的宗旨，我們願意以流血為代價，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堅持到底。

□晨三時許，在絕食棚內，四名絕食知識份子就當前的局勢繼續着緊張的討論。在座的有幾位高校青年教師。大家逐漸達成一個共識，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屠殺行動，不能再對結局抱美好的幻想了。血已經流得夠多的了，應當想盡一切辦法避免更多的流血，爭取和平撤離廣場。但是，他們一時還找不到切實可行的撤退方案。這時候，北京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建議，由侯德健等人出面在他們的陪同下乘救護車出廣場與戒嚴部隊談判，以爭取學生和平撤離廣場的許諾與時間。

隨後，劉曉波、侯德健等人匆匆走進學生指揮部，準備與學生領袖們商議撤離廣場事宜。因為請願靜坐的主體是學生，廣場的控制權在學生手裡，沒有學生領袖的參與，談判就沒有代表性。然而，學生領袖並不採納和平撤離廣場的建議，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輕易主動撤離廣場有違初衷，等於將先前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和市民的吶喊以及三千名學生絕食的成果付諸流水，這樣做，對不起已經流血犧牲的市民和學生；二是即使主動撤離廣場，還有秋後算賬的問題，歷史已多次證明中共並不是寬容大量之輩，與其以後束手待斃被清算，倒不如現在放手一搏，堅持到底。

時間已是□晨三時許，再也沒有什麼商議迴旋的餘地。四周的軍隊蠢蠢欲動，武力攻占廣場的行動隨時會發生。劉曉波等人只好放棄爭取學生領袖共同參與談判撤離廣場的努力，決定先由他們自己出面去與戒嚴部隊接觸談判，在取得一定的承諾後，再回頭繼續爭取學生領袖的認可，帶領學生主動撤離廣場。

□晨三時三十分許，侯德健和周舵作為絕食知識份子的代表，在兩位紅十字會醫生的陪同下，從紀念碑底座西側出口下去，尋找戒嚴部隊談判和平撤離事宜。

選擇侯德健當代表，主要是借重他的知名度，他那張臉在大陸就是最有效的通行證，也許可以在軍人面前增加安全係數。選擇周舵當代表，則是因為他那副文質彬彬的書生相，加上他說話慢條斯理有邏輯性，不像劉曉波容易情緒衝動，說話又結巴。

侯德健一行與戒嚴部隊接觸的經過不是我的耳力和目力所能及的，只好藉助侯德健本人事後的一段自述："才到廣場的東北角，我們就看見了，整條長安街都已擺好了衝鋒陣形的數以萬計的部隊，急救車立刻停住了，我們急忙下車往部隊跑去，當時我們停車的周圍已無人影，不知道部隊已在這兒待了多久了，一見我們跑來，立刻引起了一陣嘰嘰□□的子彈上膛聲，中間夾着叫駡喊住的聲音，我們立即停住了腳步，醫生急忙表明身分，並介紹我是侯德健，希望能與指揮官說話，激動的士兵稍稍緩和，也聽得見議論我的名字的聲音，聽不清楚，但感覺並無惡意。

"指揮官離我們不很遠，聽清我們的來意後，與四五個軍人一齊走上來，他看起來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見的那種四十多歲，曾經很結實而今略顯發福的三顆星的高級軍官，他與我們握手的時候，顯得很平靜，一點也不急躁，他的手很厚、很軟、也很熱，我覺得他認真地聽了我們的請求，剛開始時他有點嚴肅（不能稱凶）地要求我們先停止絕食，我和周舵回答他我們已然停止了，之後他的態度一直很溫和，他表示需要請求總部，就在他走回部隊中沒五分鐘，廣場上的燈突然熄了，我沒看表，不知是部隊清場的信號，抑或是日常慣例的清晨五點熄燈，因為當時我們驚恐極了，幾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來，扳動槍械，又開始叫吼，還有些迫不及待的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揀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無人的廣場邊緣，我們四個人站在空曠的廣場東北角上，極為突出，前後左右都不敢動，還是醫生比較鎮定，勸大家站着別動，一方面把雙手舉起來高聲喊叫請他們快一點，三分鐘不到，指揮官又來了，告訴我們總部已同意我們的請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東南口，在我們的詢問下，他告訴我們是部隊的政委，姓紀，番號我記不得了，因為我們需要這些材料去說服同學，在談判中我記得政委還曾經說過，如果我們成功地說服大家撤離廣場，我們將立下一個大功，我個人認為他這句話是真誠的沒有什麼其他含義。

有了保證，我們飛也似地跑回紀念碑上……"（見《時代周刊》第二三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