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倫·巴菲特因兩件事而聲名遠揚。首先，他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有天份的投資家之一，積聚的財富在美國排名第二；其次，雖然擁有410億美元的財富，但如果不是絕對必要，他花每一分錢都很仔細。他拒絕向自己的孩子贈送財產，既不買遊艇或賽馬，也不願意將大筆財富用於耗錢的事業上。一個生前如此吝嗇的人過世後有可能變成最大的慈善家，這看起來似乎有些矛盾。這件事還得從2004年7月份說起。那時，巴菲特的妻子蘇茜，一位樂善好施的女士，突然死於中風，享年72歲。現在，蘇茜名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價值25億美元）將轉入她與沃倫共同擁有的一個基金會，該基金會是一個支持人口控制和削減核武器的小組織，位於奧馬哈城。該基金會在多數情況下是秘密運作的。蘇茜的捐贈把沃倫推上了第三屆《商業周刊》美國50位最慷慨的慈善家年度排行榜中第三名的寶座，2003年他的排名為第26位。（《商業周刊》出於排名考慮，通常將夫婦作為一個整體看待。）

2004年有不少數額驚人的大筆捐款，蘇茜·巴菲特的遺贈只是其中的一筆。大量破紀錄的捐款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股票牛市中所獲得的大筆收益至少有一小部分正在回流社會。

2004年的另一位捐贈額超過10億美元的是排名第一的比爾·蓋茨和梅琳達·蓋茨。蓋茨夫婦是目前最慷慨的國際捐獻者，他們把2004年從微軟公司獲取的預計30億美元的紅利捐獻給了基金會，這是歷史上捐贈者在有生之年進行的最大的單筆捐款之一。根據我們的排名，這筆捐贈要比美國最富有的家庭——沃爾瑪公司創始人薩姆·沃爾頓及其後代在有生之年捐贈的所有善款還多3倍。

榜上其他一些捐贈者的捐贈數額也均為上億美元。排名第二的是英特爾公司的創始人之一戈登·穆爾和他的妻子貝蒂·穆爾，他們承諾捐出2.75億美元，用於海洋研究和資助世界級護士培訓以徹底消除醫院的失誤（後一項捐贈是因為貝蒂自己在醫療機構中曾遭遇過誤診）。新上榜的醫療設備巨頭艾爾弗雷德·曼向以色列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療研究機構捐獻了2億美元。曼說：“金錢的價值取決於你用它做了什麼。否則，它什麼也不是。”曼的父親是一位移民至美國的雜貨商，78歲高齡的曼仍然從事全職工作並計劃將其全部140億美元的財產捐給慈善事業。

教育捐贈

2004年的大筆捐贈中還有大量善款流向大學，其數額之大前所未有。酒類進口大王、慈善家排行榜上的新上榜者悉尼·弗蘭克出生於康涅狄格州一個果農家庭，讀布朗大學前，他一直睡在用麻布袋縫起來的床單上。2004年9月份，他向母校捐獻了1億美元的助學金基金，為130名學生提供1年的學費，這些學生的家庭無力擔負每年3.1萬美元的學費和8500美元的食宿費。弗蘭克做這筆捐贈是因為他在大學一年級後因無力支付學費而被迫綴學。這是布朗大學有史以來收到的最大一筆學費捐款。另一位向教育界捐贈的是Related Cos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斯蒂芬·羅斯。他沒有進入前50名慈善家的行列，但他承諾向密執安大學羅斯商學院捐贈1億美元。這所187年歷史的大學從未收到過如此巨額的贈款，美國其他任何商學院也從未收到過這樣昂貴的禮物。

在2004年度的前50名慈善家中，許多人並沒有把他們的巨額財富“貯藏”起來，而是更加慷慨地用在慈善事業上，因為他們越來越相信，在今天解決一些問題比等他們死後再將錢遺贈出去更有價值。通過加快捐贈速度和增加捐贈額，他們將有更多機會改變社會。麥肯錫公司負責研究非贏利事業的董事保羅·詹森說：“這種信念激勵着他們捐出更多的錢。”

專家說，隨着這一信念的傳播，特別是隨着歷史上最大一批跨代財富開始轉移，大慈善家的隊伍一定會不斷壯大。波士頓學院的約翰·黑文斯和保羅·舍維什預測，到2052年，至少有41萬億美元財富將轉手，其中6萬億美元預計會被投入慈善事業。慈善家排行榜上最年輕的捐贈者也融入了這一趨勢，加快了捐贈速度，增加了捐贈數額。例如39歲的邁克爾·戴爾和40歲的蘇珊·戴爾，他們於1999年和2001年承諾捐贈近3億美元，用於兒童慈善事業；2003年承諾的捐贈額又增加了1倍多。53歲的謝里爾·薩班與丈夫海姆·薩班位列第46位，她說：“為一家醫院購買一台去纖顫器，比給自己再多買一塊萊儷水晶要快樂得多。”

前50位最慷慨的慈善家在他們的有生之年，已經給慈善事業投入了令人吃驚的650億美元巨額捐贈，其中許多資金被用於解決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這一問題正威脅着美國社會、全球穩定和世界和平。全球化的深入和“9·11”事件後的政治氣候促使一些慈善家將其捐贈投向海外。不過整體而言，慈善家們的國際捐贈額只占其捐贈總額的2%。JP摩根私人銀行全球慈善部主管馬林·赫斯說：“人們已經更加意識到，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夠賺到錢，那麼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安全。”

這顯然符合特德·特納的觀點。儘管他在美國在線與時代華納的合併中損失了70多億美元，但這位昔日的媒體巨擘仍然在繼續兌現他向聯合國做出的10億美元捐贈的承諾，只是將兌現期限由10年延長到15年。由於對3萬枚核彈頭一觸即發的威脅感到不安，特納最近將其慈善事業的重點對準減少現有核彈頭數量並防止新核彈頭擴散上。特納說：“這些問題現在就需要解決，而不是等到20年以後。如果我們在未來50年中採取的行動都是正確的，我們將生活在天堂里。否則就有可能灰飛煙滅或生活在一個灼熱燃燒的地獄中。”
大額捐贈還有助於減輕基金會和其他非贏利組織的負擔。在經濟衰退期，這些組織沒有得到多少捐贈。布什政府對社會保障開支的進一步削減使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棘手。由於存在龐大的聯邦赤字，華盛頓不可能很快增加社會開支。這便意味着個人捐贈者將會繼續承擔巨大壓力，特別是那些超級慈善家。美國全國慈善委員會的副主席傑夫·克里赫利說：“慈善事業和整個非贏利行業都面臨着空前的挑戰。”

為了找出2004年排行榜的新上榜者，也為了建立我們的整體排名，我們分析了一些公開資料，並對社區基金會、非贏利行業專家、億萬富翁、募捐者以及財富觀察家進行了數十次採訪。要躋身慈善家前50名，必須在過去5年中已經捐贈或承諾捐贈至少1.16億美元，這個標準比2003年的最低值提高了2100萬美元。這樣一來一些捐贈者就被排除在外了，例如網景公司創始人之一詹姆斯·克拉克和CyBer公司創始人菲利浦·伯爾伯及其妻子唐娜。莫里斯·奇科·薩巴赫和他的商業夥伴在同意支付4億美元以了結欺詐指控而中止了其進一步的捐贈活動後，也被擠出了排行榜。現在，他們的債權人正在試圖迫使薩巴赫把他向美國希伯來學院所做的1億美元捐贈承諾用於還債。這家學校是美國第一家非東正教的猶太人寄宿學校，位於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保羅。

2004年新上榜的慈善家還有：羅伯特·阿特金斯博士的遺孀韋羅妮卡·阿特金斯，她承諾將其全部5億美元財產捐獻出來，用於研究糖尿病和肥胖症；奧普拉·溫弗里是第一位上榜的美國黑人和第二位靠自己創業成功的女性（第一位是凱瑟琳·雷諾茲，她靠助學貸款而致富）。溫弗里說，她致力於教育慈善事業是因為自己幼年時的經歷。在她12歲那年，母親告訴家人，家裡連買一件聖誕禮物的錢都沒了。正當溫弗里準備度過一個沒有禮物的聖誕節時，有3位修女帶着火雞和玩具出現在她家門口。她回憶說：“我還記得當時的感受，覺得自己竟然很重要，這意味着她們還記得我。我並沒有被忘記。在那之前我從未遇到過這些修女並且時至今日仍不知道她們的名字。”

在2004年的慈善調查活動中我們還發現了一股新的力量，它很可能像eBay公司對商業模式所產生的影響一樣震憾慈善事業。這並不奇怪，eBay的創始人皮埃爾·奧米迪亞正是這一潮流的縮影。他在從事慈善活動時並不是先找到一項事業，然後制訂一個策略，而是採用一種相反的方法，允許個人決定項目和方向，這與用戶在eBay網上的做法相同。

捐獻：不要遲疑

大慈善家們每年都拿出大筆資金捐獻給慈善事業，這同美國各種基金會形成鮮明對比。批評家和立法者指責基金會每年只花費5%的資產用於慈善事業，其中還包括管理成本。這使它們能保住“本金”，並能夠得以永遠運轉下去，對此批評家說，它們能負擔更多的支出。詹森和戴維·卡茨最近為麥肯錫公司進行了一項關於社會福利支出拖延的研究，他們發現，這些基金會總是把現金擱置起來，而不是花出去，這使基金會解決問題的能力降低了一半。

在排名前50位的慈善家中，有許多人實際上幾乎將其全部資產都捐獻給了慈善事業並且是在有生之年做這件事的，這與其他類似的財富擁有者形成對照。占美國人口1%的富人卻擁有美國2/5的財富，但每年僅捐獻出收入的2%，而美國有6%的家庭屬於最低收入階層。相比之下，AMF保齡球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威廉·古德溫和他的妻子艾麗絲則將其財富的3/5捐獻給了癌症研究和教育事業；穆爾夫婦已經將其幾乎2/3的收入捐給了資源節約和科學事業，美國世紀公司的創始人小詹姆斯·斯托爾斯及妻子弗吉尼亞已經將其2/3的財產資助給了堪薩斯城的斯托爾斯研究所，用於開展醫療研究工作。

然而，這些慷慨解囊的個例還不足以讓每個人都相信富人們已經做得足夠好了。娛樂業巨頭薩班對那些緊緊把守着自己金庫的富人提出了批評。雖然好萊塢的許多人都進行過捐贈，但他認為娛樂業應該做出更多貢獻。薩班在位於比佛利山莊的家中接受電話採訪時說：“我認為像（維亞康姆公司董事長）薩默·雷德斯通這樣身價80億美元的人，應該從錢罐上爬下來，施捨一些，而不是從早到晚在那裡數錢。”雷德斯通的一位發言人說：“與其他一些人不同，雷德斯通先生更願意進行私下裡的捐贈。他是艾滋病和癌症治療以及燒傷治療計劃的主要捐贈者。”

這並不是說大筆捐贈永遠都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如果沒有周全的計劃和實施方案，它們會變成負擔，特別是在慈善機構缺乏足夠的設施來消化這麼多資金的情況下。有些慈善家附加了一些條件，使慈善機構難以應付。瓊·克羅克2004年2月份向 “救世軍”這個救助機構捐贈了15億美元，這使得該組織疲於應付，因為它事先幾乎不知道會有這筆捐款。吸收這筆資金一直具有挑戰性，特別是克羅克規定資金必須用於建設和管理30個新社區中心。這意味着這筆錢不能用於現有的1400個社區中心，而這些中心有許多急需翻新。有時則是慈善機構附加了條件。多年來，曼一直想向他的母校——位於洛杉磯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捐贈1億美元資助一個醫療研究所。曼在兩年前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附加了如此多的限定和條款（有5項協議在律師間傳來傳去），開始只有50頁的文件最終增加到了數百頁。曼說：“我無力再應付它了，於是把協定放進了抽屜。”不過，儘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不讓步”，但他仍沒放棄有一天讓這筆捐贈變成現實的希望。

大筆捐贈也是蘇茜·巴菲特的心願。2004年5月份，在她去世前不久，她接受了查利·羅斯的電視採訪，在採訪中透露了她與丈夫在慈善捐贈方面意見不一。蘇茜喜歡前往印度從事慈善事業並在布滿灰塵的墊子上睡覺，她想在有生之年把更多的財富捐出去。而沃倫則認為應該集中精力積聚財富，以便死後留下最大的捐款。現在，蘇茜·巴菲特的大筆捐贈意味着她最終實現了遺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