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象牙塔到工業園--美國的教授企業家 |
|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6月07日12:31:49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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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競爭和自由創業為特點的美國經濟為企業家的成長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環境,因而成功的企業家在美國層出不窮。他們中的頂尖人物享有世界級的知名度,“鋼鐵大王”、“汽車大王”、“石油大王”、“零售業大王”等大企業家都進了歷史教科書。美國有一本名著叫《關鍵的幾個人》(The Vital Few),專門講述美國建國以來每一代企業家領軍人物如何促進了美國經濟和社會的進步。最近幾十年,美國高科技行業迅猛發展,造就了一大批企業家新貴,他們的傳奇故事充斥於媒體和暢銷書。其中最知名的包括微軟公司的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蘋果電腦公司的發起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Jobs),以及戴爾電腦公司的發起人麥克爾·戴爾(Michael Dell)。蓋茨、喬布斯和戴爾都沒讀完大學就投入商海了。近些年中國的大學裡也時常傳出大學生輟學辦企業的消息,大概就是受了蓋茨等人的故事的影響。蓋茨、喬布斯和戴爾的經歷證明,企業家的素質不一定是從學校學來的,企業家的成功也並不取決於學歷。但是這些企業家的經歷並非說明高學歷與創業相牴觸,因為在美國同樣有大批高學歷的大學教授創辦企業。這些創業者就是本文所研究的“教授企業家”。 大學教授的創業活動為新技術從科研單位向市場的轉移提供了一條便捷的渠道。近些年,我們常聽到“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這一提法,因為世界各國經濟的知識含量都在迅速上升。因為大學是生產與傳播知識的地方,所以大學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引起學者們的重視。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斯坦福大學對美國硅谷的形成及其在高科技行業的巨大成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麻省理工學院對促進波士頓地區的發展,杜克大學、北卡羅萊納大學以及北卡州立大學對當地經濟的貢獻,也是學者們關注較多的案例。不但正面的例子有學者研究,反面的例子也是分析的對象。比如馬里蘭州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對地方經濟的貢獻與它的學術地位極不相稱,這也成為學者們研究的典型。 一個好的大學可以從多個方面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比如,聚集人才、培養高素質的畢業生、教授們對相關行業的諮詢服務、科研成果向企業的轉讓等,都有利於本地經濟的發展。而教授們創辦企業,更是促進經濟的最直接的方式。教授們在科研單位開發的技術,如果通過市場來轉讓往往速度緩慢。而且有些知識是“心照不宣”的知識(tacit knowledge),難以通過書面或口述的方式轉移。而教授創辦企業,正好可以將在科研單位開發的技術及時而直接地轉移到行業中去,從而形成經濟效益。 美國知名的教授企業家很多,儘管不是所有人都有象蓋茨或戴爾那樣的國際知名度。生物科技行業的例子最多。位於南舊金山的Genentech公司是全球第一家生物科技企業,是由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教授Herbert Boyer與風險投資人在1976年聯合發起的。當今全球第一大生物科技公司Amgen,是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分子生物學家Winston Salser在1980年與人合辦的。美國另一家大型生物製藥公司——波士頓地區的Biogen,是由一群著名學者在1978年創辦的。兩位Biogen的創始人——哈佛大學的Walter Gilbert和麻省理工學院的Phillip Sharp,先後獲得了諾貝爾獎。另一家有名的生物製藥公司Chiron,則是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舊金山分校的三位科學家聯合創辦的。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1作者感謝宋雪與孫速對本文初稿提出的建議,以及Nikesh Patel在整理數據方面提供的幫助。Ray Valentine創辦的Calgen公司也曾名噪一時,因為它是美國第一家生產出轉基因食物(轉基因西紅柿)的生物科技公司。 計算機行業也不乏知名的教授企業家。Jim Clark幾乎可以說是硅谷地區最富傳奇色彩的企業家。在創業之前,Jim Clark先後做過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的教授。他創辦的Silicon Graphics Inc.(SGI)是20世紀80年代硅谷最成功的企業之一。到了1990年代中期他更是一發而不可收:先與人聯合發起了著名的網景通信公司(Netscape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率先推出了圖形界面的網絡瀏覽器,後來又創辦了Healtheon、myCFO及Shutterfly.com等公司。 網絡搜索引擎的早期歷史也與教授企業家有關。在雅虎(Yahoo!)出現之前,搜索引擎的傳奇是由Lycos公司創造的。Lycos創辦於1995年6月,10個月之後就上市了,上市當日的市值達到了3億美元。Lycos的創辦者是卡耐基-梅隆大學的計算機專家Michael Mauldin。 微機操作系統的歷史也可以追溯到一名教授。在個人電腦行業的初期,壟斷操作系統軟件的並不是比爾·蓋茨,而是硅谷地區的Gary Kildall。Kildall創業之前任教於美國海軍研究生院。當年IBM決定打進微機市場時,本來先派代表找Gary Kildall表達了購買操作系統軟件的意向,但是Kildall沒有意識到這是畢生難得一遇的重大商機,很隨意地將IBM的人打發走了。IBM的代表於是轉向比爾·蓋茨。而當時蓋茨的微軟公司根本不做操作系統軟件。但是蓋茨是個精明而幸運的商人,他花了75000美元在附近買了一份Q-DOS操作系統——實際上只是Kildall的CP/M操作系統的仿製品。蓋茨把它改名為MS-DOS操作系統,就成了微軟的產品,而微軟的騰飛正是得力於這份產品。Gary Kildall這位教授企業家一直到死仍然為敗給蓋茨的這一招而耿耿於懷。 涉及法律、醫藥、反壟斷等方面的諮詢行業對專業知識要求很高,也是很多教授創業的領域。不過這些行業的公司大多規模較小,所以聞名的不多。 那麼,哪些學科的教授更傾向於創辦公司呢? 因為有關企業家的數據很少,所以很難對企業家的特點與行為進行系統的研究。下面我們用VentureOne公司提供的數據對教授企業家做一些描述。VentureOne是一家跟蹤美國風險資本(Venture Capital)投資走勢的公司。它的數據庫包括了全美國從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的每一筆風險投資,以及每個接受風險投資的新興公司(startup)的信息,其中就包括新興公司發起人的簡歷。 這個數據庫內一共有10530個企業家。從他們的簡歷看,903人(占總數的8.6%)曾經在大學裡正式工作過(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人員被排除在外)。這903人中的40人(占4.4%)儘管曾在大學裡任職,但並不是教授。如思科公司(Cisco)的兩位創始人以前都在斯坦福大學做計算機系統管理員,不是教授。但是,由於我們的研究目的是衡量大學對經濟的影響,而這些人創辦企業顯然也起到了技術轉移的效果,所以我們把凡是在大學裡正式工作過的統統寬泛地稱為教授企業家。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的數據只包括得到風險投資的企業家,並不反映全體企業家,所以有些結論不能推廣到全體企業家。 表1給出了教授企業家的學術領域。在903名教授企業家中,有669人的簡歷明確地反映出他們的學術領域;其他234人的專業無法確定,所以沒列在表內。從表1可以看出,得到風險投資的教授企業家主要集中在工程和生命科學領域。在工程領域又以計算機和電子工程最為普遍。可以斷定,這些人創辦的企業知識和技術含量很高。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教授們辦企業的相對較少,當然也有可能表1隻是說明他們很難拿到風險投資。 表1 教授企業家的學術領域分布 學術領域 教授企業家人數 占總數的百分比
再看教授企業家的行業分布(見表2)。在整個數據庫中,有8.6%的人屬於教授企業家,但這個比例在不同行業之間差別很大。比如生物製藥行業的企業家總人數並不多,遠遠低於通信、消費性服務或商業服務、信息、軟件等行業的企業家人數,但是生物製藥行業中的教授企業家的人數卻是最多的。在生物製藥行業的618名企業創始人中,有252位曾是大學裡的教授或研究員,比例高達40.8%。軟件業企業家總人數最多,教授企業家人數僅僅低於生物製藥行業,但是軟件業教授企業家的比例卻只有7.6%,低於全體行業的平均數。教授企業家比例明顯較高的行業還包括特殊材料或化學品、醫療器械和醫藥信息服務等技術含量極高的行業。 表 2 教授企業家的行業分布 行業 企業家總人數 教授企業家人數 占行業總數的百分比(%)
為什麼生物製藥行業的教授企業家的比例遠高於其他行業呢?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醫藥行業產品市場巨大。美國人每年在健康方面的花費占整個國家GDP的14.9%,其中10.5%(約1600億美元)花在藥品上。也就是說,一旦誰能研製出一種高效藥,就不愁沒有市場。而很多其他行業並不具備這一特點。比如信息技術行業,往往出一種新產品並不難,難的是開拓市場。教授們的比較優勢在於開發高、精、尖的新產品,而不在於開拓市場。因此,市場巨大、新產品難開發的生物製藥行業正好適於教授們創業。很多教授創辦的醫藥行業的新興公司,幾乎將全部資源用於產品開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企業的行為跟在大學裡做研究差別不大,只是更注重於應用方面的研究。 第二,生物技術知識含量高而且難於傳播。很顯然,一種技術如果不難掌握而且能迅速傳播,在技術的發明者還沒意識到它的商業價值之前,別人可能已經搶先將它推向市場了。比如微機領域的以鼠標點擊圖標和下拉式菜單為特點的圖形界面技術,是施樂公司的帕洛阿圖研究中心(PARC)的科學家發明的,但發明者沒有馬上意識到它的商業價值。蘋果公司的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在一次參觀過程中接觸到這些技術,於是把這些技術應用到蘋果計算機上。後來,微軟公司受到蘋果公司產品的啟發,放棄了自己的MS-DOS,開發出了圖形界面的視窗操作系統。這些技術的原創人不但沒有得到商業利益,連他們的名字都鮮為人知。公司里的科學家尚且如此,大學教授發明的技術就更容易被別人搶先實現商業化了。畢竟大學教授的主要精力用於科研和教學,他們對商機沒有實踐領域的人那麼敏感。但是在生物科技領域這種現象不容易出現,因為生物技術更複雜、不易於掌握,而且絕大多數生物技術都申請了專利保護。因此,生物技術的原創人更有機會辦企業來開發這些技術的商業價值,這些原創者也自然以大學教授居多。 第三,投資市場信息的不對稱。由於生物技術本身的高度複雜性,投資者很難判斷它的可行性。大學教授因為有學術聲譽,往往可以比其他人員更能讓風險投資人相信某一技術的可行性。另一方面,生物科技公司經常需要幾年的時間和大量的投資才能開發出一種新產品,此後還要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層層審查才能進行生產和銷售。整個過程往往耗時十年以上。在這個過程中,生物科技公司沒有銷售收入,更別說利潤了,因此新興的生物科技公司主要靠投資人和合作企業的支持。而風險投資人經常在企業還沒有利潤的情況下,就需要讓它上市募集大眾投資。普通大眾跟風險投資人相比就更難判斷一項生物技術的可行性了,因而,風險投資人必須考慮,在沒有利潤的情況下,如何才能讓普通大眾相信公司的前景併購買它的股票。教授企業家的學術聲譽無疑又是一大賣點。所以風險投資人更願意投資給教授創辦的生物科技公司。如此一來,我們就看到生物科技行業的教授企業家比例很高。 那麼哪些大學創業的教授最多呢?原因又是什麼?表3列舉了我們的數據庫中教授企業家人數最多的25所大學和各個學校教授創辦的企業數。教授企業家人數和他們創辦的企業數不一定相等,因為有時候兩個教授合辦一家企業,有時候一個教授創辦多家企業。 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排在最前面,不出所料。斯坦福大學對硅谷地區高科技行業的貢獻,以及麻省理工學院對波士頓地區的貢獻,是學者們所熟知的。這兩所學校有長久的創業傳統。這一傳統並不局限於它們的畢業生中,也反映在他們的教授群體內。麻省理工的近鄰哈佛大學以及斯坦福大學附近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緊隨其後,排在第三第四。有趣的是,很多學者在稱讚斯坦福大學的創業精神時,常常拿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當反面的例子作對比;在討論麻省理工學院對當地經濟的貢獻時,也拿哈佛大學作對比。從我們的數據來看,哈佛與伯克利並不應該成為反面的例子,他們比上不足,比下還是綽綽有餘的。 表3 美國職員創業人數最多的前25所大學 大 學 教授企業家人數 教授創辦的企業數
卡耐基-梅隆大學排在第五位,大概與Lycos在股市上的巨大成功有關。前面已經提到,卡耐基-梅隆大學計算機專家創辦的搜索引擎Lycos一年之內就上市了,並創造了3億美元的市值。這所大學有美國頂級的工程學院,其計算機系在美國的排名經常進入前三。可以想見,Lycos的成功一定激發了別的學者走同樣的路。卡耐基-梅隆大學的24名教授企業家中至少有15名是計算機系的(其餘9人中有的專業無法確認)。在這些教授創辦的一共19家企業中,有18家是在1996年5月以後創辦的,而Lycos是在1996年4月2日上市的。就是說,這18家企業的創始人都是在目睹了Lycos的暴富之後才“下海”的。 從表3還能看出,教授企業家最多的學校都是比較強的研究型大學。事實上,在全部903名教授企業家中,只有不到10個人來自不注重研究的文科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但是普林斯頓、康奈爾、賓州大學等科研實力極強的長春藤名校排名並不靠前。排在25名之外的還有研究聲望卓著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約翰·霍普金斯擁有世界聞名的醫學院以及相當出色的工程學院,該校每年花掉的研究經費經常比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經費之和還多,但是約翰·霍普金斯創業的教授卻廖廖無幾。有研究這所大學的學者指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有悠久的“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而早期幾個教授企業家的失敗更使這一傳統根深蒂固。 為了弄清楚決定一所大學的教授企業家人數的最主要因素有哪些,我們進行了嚴格的回歸分析。我們想看看一個大學的特徵,比如說科研經費的多少、院士的數量、博士畢業生人數、博士後人數、本科生質量等,能不能解釋該大學的教授企業家人數。同時我們還加入了本地風險投資額、風險投資公司數量等自變量。分析的結果出人意料。我們發現:一個地區的風險資本豐富程度與當地大學獲得風險資本的教授企業家人數並不相關,而一所大學的國家科學院院士數量是惟一能解釋該大學教授企業家人數的變量。這似乎說明,一所大學的研究質量是決定它的教授企業家數量的根本因素。本地缺少風險資本關係不大,如果你有真正高質量、具有市場潛力的研究成果,遠處的風險資本也許會找上門來。 有人懷疑創辦企業的教授大概都是學術上前途暗淡的學者,以為這些人一定是在科研上搞不出成績,才去“下海”撈錢的。我們的數據庫沒有教授企業家學術成就方面的信息,所以無法系統地分析到底什麼樣的教授更有可能去創業。但表3顯示,教授企業家數量較多的都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想必這些學校的教授們在學術上應該不是等閒之輩。回歸分析還顯示,越是美國科學院院士多的學校,教授企業家的人數越多。即便創業的教授們不是院士,但作為院士的同事,他們也應該有不錯的學術成績。另外,在我們前面列舉的教授企業家的例子中,也不乏名教授。比如,Genentech的創始人Herbert Boyer是轉基因技術的發明人之一,是當之無愧的20世紀最重要的生物科學家之一;Biogen的創始人都是一流的科學家,其中有兩人獲得了諾貝爾獎。 為了檢驗學術成就高的教授們是否有很多人參與創業,我們瀏覽了諾貝爾獎官方網站,並利用互聯網對相關信息進行搜索。搜索的結果出乎意料。僅在醫學和化學這兩個領域,在1993至2002這10年間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就有15人曾經獨創或合辦過企業(見表4),其中一位曾經創辦兩家企業。有的獲獎者在提交給諾貝爾獎官方網站的自傳中特意提到了他們創業的經歷,可見他們確實投入了精力,而且並不羞於提及這些“不務正業”的創業行為。也許有人懷疑這些諾貝爾獎獲得者在獲獎後名望劇增,因此辦企業只是利用名氣賺取風險資本,從而使個人收益最大化。但是對照表4的第三和第四列可以發現,超過2/3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在獲獎之前就創辦了企業。至少對這些人來說,選擇創業與諾貝爾獎帶來的名氣無關。表4中的結果並不全面,但是它已經足以表明,即使是在學術上最優秀的科學家群體裡,創辦企業的行為也是司空見慣的。 表4 創辦過企業的諾貝爾獎獲得者(1993~2002) 諾貝爾獎獲得者 所屬科研單位諾貝爾獎項(獲獎年份) 公司(發起年份)
教授們創辦的企業與一般企業有何不同呢?我們的風險資本數據庫含有大量關於新興公司融資和營運狀況的信息,例如,每個新興公司在每一輪風險投資過程中得到的投資金額、該公司是否已經破產、上市以及它的雇員人數。此外,這個數據庫里還有每個企業的創始日期、所屬行業、融資時間等信息。這些信息使得我們可以通過回歸分析來考察教授們創辦的企業是否有別於其他企業。 我們的分析結果顯示,教授企業家在融資、上市和雇員人數方面沒有明顯的優勢或劣勢。換句話說,一個企業是否由教授發起對它的融資額度、上市機會以及雇用人數沒有重大影響。但教授企業家對公司的生存機會有正面的影響:教授創辦的企業存活率比較高。在我們的數據庫里,由大學職員創辦的新興公司有94.4%的仍在運營,而由其他人員創辦的公司只有87.8%的生存了下來。 當然,教授創辦的公司的存活率可能與教授們進入的行業有關。不同行業的產品生命周期不一樣。比如在生物製藥行業,新興公司常常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才能開發出可銷售的產品。在這段漫長的產品開發期,企業的存活只取決於它的研究進展情況、與它的利潤狀況基本無關。這樣,即使是以失敗告終的生物製藥公司,它的生存時間也會延續很多年。在產品生命周期短的行業,往往一兩年就足以看出一個新興公司的前途,不可行的馬上就會破產。而教授企業家正好進入的多是產品生命周期長的行業,因此他們的企業生存時間較長也可以理解;生存時間長意味着企業不易破產,自然就表現為很高的存活率。 但是,即使控制了行業的影響,回歸分析仍表明教授企業家創辦的公司顯示了更高的存活率。這可能有兩種原因:一種可能是行業內部的企業之間產品生命周期仍然差別很大,而教授企業家在每個行業內創辦的是產品生命周期更長的企業;另外一種可能是教授企業家創業的機會成本比較高。美國的學術職位、尤其是名校的教職是極難取得的,而且內部的競爭極其激烈。一個人如果在學術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就很難放棄學術而轉向其他職業;即便是並不放棄學術而只做兼職企業家,機會成本也很高。這就意味着,教授們選擇創辦企業,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慎之又慎的。如果他們的創業計劃不是很可行,他們是不會貿然行事的。也就是說,能讓教授們投入精力去經營的商機,一定是很有希望成功的。這可能也是導致教授創辦的公司存活比率高的原因。從事區域經濟發展研究的學者非常關注教授企業家行為的積極作用。毫無疑問,教授們辦公司會加速高新技術從科研部門向市場的轉移,從而創造就業、促進經濟的發展。從學校的角度來看,教授辦公司可以為本校學生提供更多的實習和就業的機會,成功的教授企業家也經常對本校慷慨捐贈。技術的商業化也會給學校增加專利費方面的收入。比如在2000年,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乙肝疫苗專利就給學校帶來2.6億美元的收入,該校的基因分離專利也有279萬美元的收入。這些巨額收入與該校教授通過創業把這些專利推向市場有很大關係。 但是也無法否認,教授辦企業也有很多負面效應。最明顯的問題是,教授的企業家行為會在諸多方面造成利益衝突。從法律上講,科研人員在學校取得的專利成果的所有權屬於學校。一旦科研人員創辦了企業從事產品開發,哪些成果屬於學校、哪些成果屬於公司就難分清了;尤其是很多教授沒有脫離學校而只做兼職的企業家,那問題就更多了。比如一個教授企業家可能在學校的實驗室為個人的企業做研究,人在學校但時間花在自己的企業上,可能把研究生當廉價勞動力使用並讓他們為自己的企業服務。再比如,一個成功的教授企業家可能已經脫離了學術研究,但仍然把持學術職位,或藉助於自己的經濟實力對學術方面的決策施加影響。這些問題需要有健全而公正的學術評價機制,以及嚴格而細緻的教授職業操守規則來規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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