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紅學”

有人說：曹雪芹一定有過大家族繁華生活的經歷，要不然就寫不出《紅樓夢》中那些奢華的場面。我們卻可以反駁：《西遊記》寫到了天廷，它的作者莫非去過天廷？

這樣的機智可以撇在一邊。我們可以這樣問：《紅樓夢》的價值在於它所展示的奢華場面嗎？更到位的問法是：作家的生活閱曆本身決定了作品價值之高下嗎？

這樣的問題不成其為問題，因為我們都知道作家的生活閱歷與作品的藝術價值是兩回事。但紅學家們一旦開始工作，似乎就忘掉了這個道理，於是乎，一百年以來，紅學家們在大多數時間裡只對曹雪芹及其祖宗八代的族譜感興趣。

近些年，紅學家們又將之推廣到了歷史和文化。最近，有一位重量級紅學家語出驚人：如果只把《紅樓夢》當做小說來研究而反對歷史考證，那麼，紅學的聲勢就會不知有多麼冷落。如此說來，單只為了業內的熱鬧，紅學研究也應該襟懷博大、直至藏污納垢。

這位重量級紅學家對於只把《紅樓夢》作為小說來研究感到不放心，究其實則是對於小說本身不信任，不相信《 紅樓夢》作為小說有什麼了不起。

這似乎不能一味責怪我們的紅學家，因為直到今天，詩學家們仍然沒有揭示小說（文學）的了不起，相反，詩學家們公開或不公開地都承認文學對於所謂現實生活的依賴性，這樣，研究作家的生平及其家譜就不是跑題，反而算是找到了本源啊。

紅學的革命將取決於詩學的革命。其實，《紅樓夢》本身無窮的趣味同紅學研究的瑣屑、無味，兩者間的反差，呼喚着詩學的革命。《紅樓夢》呼喚着與它相配的詩學。紅學家們不必急於根據各種已有的詩學去研究《紅樓夢》，而應當從《紅樓夢》去建立起某種科學的詩學。詩學建設本是詩學家的分內之事，只是今天的詩學家們被詩學史和空談拖住了雙腿。惟有《紅樓夢》這樣的作品才能為我們提供有意義的詩學問題。譬如，“寶玉挨打”故事中，前來救護賈寶玉的王夫人說了一句“若有你（指寶玉亡兄賈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這是王夫人的“心裡話”嗎？這句話引起了什麼樣的後果？王夫人到底為什麼說出了這句話？這樣的問題可能是有意義的。“蘋果為什麼從樹上掉到地上”，這在常人看來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牛頓卻從中悟到了萬有引力概念。

“說不盡的《紅樓夢》”，這是一句套來的名言。如果說《紅樓夢》真地是說不盡的，那是因為我們沒有拿《紅樓夢》當成小說。或許，這個世界上無休無止的東西只能是空洞的想象和乏味的聯想。如果說《紅樓夢》客觀上能激起人們無窮無盡的想象與聯想，那也不是《紅樓夢》的光榮。對於“蘋果從樹上掉到地上”現象，牛頓並沒有聯想到季節、蘋果的品種、以及病蟲害情況，而是抓住這個現象本身，最終發現了作為此現象之靈魂的萬有引力概念。科學可以認為多種現象是同一真理的不同顯現，而不能認為一種現象是多種真理的同一顯現。一句話，從科學的詩學之立場看，《紅樓夢》不可能是說不盡的。

直到今天，詩學上還沒有幾個科學概念。“性格”作為日常用語被直接引入到了詩學，關於《紅樓夢》各個人物性格分析的論文比比皆是，於是又有了紅學家們的不斷爭吵。只有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才會有性格。當我們認為《紅樓夢》中的人物也有什麼性格時，我們實際上把藝術當成了生活本身。

認為《紅樓夢》是悲劇、甚至是所謂“悲劇中的悲劇”，似乎已經成了紅學家們的共識，但“悲劇”直到今天仍不是科學概念，詩學家們的悲劇一詞只相當於日常用語中的“悲慘”。實際上，《紅樓夢》中大量的精彩片段，譬如“寶玉挨打”，並不包含絲毫的悲慘或悲觀之意味，相反卻是緊張而有趣、精力彌滿。中華文化的深厚性，用不着我們通過把《紅樓夢》封為“大悲劇”來加以證明。

紅學的歷史顯示了詩學的積貧積弱，但也似乎表明了詩學的可有可無：用不着任何詩學智慧，人們照樣可以年復一年地就《紅樓夢》說個沒完沒了啊。科學的詩學是《紅樓夢》研究的內在需要，卻可以說是紅學家們天敵：前面說過，科學的詩學要求對於《紅樓夢》達成各種科學的定論，而紅學家們仿佛出於天性地希望《紅樓夢》是“說不盡的”。所以，我們看不到歷史上的紅學家有什麼詩學建設方面的衝動。

紅學家的最高任務，並不是幫助讀者讀懂《紅樓夢》，而是幫讀者就《紅樓夢》而進入科學境界。萬有引力看不見摸不着，卻自我顯現為自由落體垂直墜落、越墜越快等現象。紅學家的最高任務，是指出《紅樓夢》中每一個精彩片段都是某個科學概念顯示自身實在性的方式或結果。

紅學在今天降溫了，這沒什麼可怕的。科學從來不是什麼轟轟烈烈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