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學術研究文化主要是指學者、研究人員在進行學術研究時對自己所從事的研究以及他人的研究成果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學術研究文化是一個抽象的整體概念，但是每一個學者或研究人員的態度以及受這種態度支配的行為卻構成了這種文化的實際內涵。由於高等院校的教師們通過身傳言教的方式將學術研究文化傳導給學生們，他們就構成了學術研究文化主體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高薪招賢”不是提高我國高校師資水平的上策。要提高我國高校師資的整體水平，並不是用高薪請回來幾個海外學者就能辦得到的事。從實踐中看，引進外國教師並非近年之事。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我們沒能建立一個高層次的學術研究文化環境？因為沒有人認識到，引進的外教、回國的留學生都是某一個具體領域裡的專家，他們對於提高“學術研究文化”並沒有引導性的貢獻。建立高層次的學術研究文化不是花錢就可以解決的事！

　　到海外“高薪招賢”是基於一個很難被國內廣大高校教師和各界學者所接受的假設（Assumption），那就是，國內已經無賢可招了！姑且不論這個假設在多大程度上會損害我們的“士氣”，僅就國外是否確有賢才可招來看，這個假設亦未必能夠成立。國內國外之間的根本區別不是學者的智力和學術功底，而是在於不同的“學術研究文化”。那麼，如果我們將國外的人才以高薪請回來，這些學者取得的成果與國外的學術研究文化環境密切相關，環境一旦變化，他們還能夠成就斐然嗎？由此看來，“高薪招賢”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有一個不應迴避卻被忽略了的問題：是首先創造一個理想的學術研究文化環境，然後再請海外賢士回來呢？還是將創造環境的這一重任交給海外賢士？這實際上就是人們幾千年來無法回答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一）海外學者的狀況。

　　海外的“招賢對象”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大類（不包括正在讀書的留學生）。

　　第一類是在海外留學，而後在大大小小的公司中默默工作的中國人。他們已經建立了一種舒適的生活方式，回國探親、旅遊是通常的生活選擇，但他們一般是不會回國定居的。而且，這一類的“前留學生”通常不具備在大學教書的水平，不在“賢士”之列。

　　第二類是在國外大學裡教書的“前留學生”們。這一類人的情況相對比較複雜。他們中的大多數要教上幾門課，還要搞學術研究，想辦法評上Tenure。在大學裡，教師每年只有九個月的工資。如果在暑假期間講課，會另加錢。如果將他們作為“招賢對象”的話，這一類學者至少每年有三個月的空閒時間可以回國去作貢獻。但是，如果打算請他們長期回國工作，舉家回遷，動作比較大，考慮到家屬的工作安排，孩子的教育，問題甚多。這些可能就是我們的“高薪”所要瞄準的地方。

　　前面這兩類人都屬於“經濟動物”範疇，考慮問題比較實際。

　　最後一類就是那些決心學成之後要回國報效的人。從理論上講，第三類人不用高薪吸引也還是要回去的。

　　我們知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數只占海外華人的很小部分。這樣一來，那份高薪就很可能被束之高閣。

　　（二）海外的中國學者“值”那麼多錢嗎？

　　為海外的中國學者提供上百萬的年薪是一種很大方的做法，使人倍感祖國的誠意。但是，這種開價方法也令人感到決策者對“效果—成本”之間的關係不太了解。對於一個在美國大學裡教書的中國人來講，年工資（九個月）大概會在5萬到10萬美元之間。在一般的州立大學裡，已經拿到Tenure的美國教授的工資也就在這一水平上。計算機專業或者商學院的教授，其平均工資會比政治學或者教育學的教授高一些。

　　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在“高薪招賢”時如何計算海外教師的工資。如果僅僅將海外教師的工資乘以當時的匯率，然後發給人民幣，那麼我們支付的就太多了。比如，一個有7萬美元年薪的教授，到中國，年薪就是58萬多元人民幣（匯率：$1=RMB8.35）。就中國目前的生產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來看，不能簡單地用美元來計算工資。從“效果—成本”的角度看，這位教授創造的東西不會值那麼多。換句話說，這位年薪7萬美元的歸國教授不值58萬多元人民幣。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的大學能夠支付幾年這樣的高工資，一年、兩年還是三年？

　　從那位歸國教授的角度看，如果這種高工資僅僅能持續一到兩年，那之後又怎麼辦呢？即便是那些有綠卡的“賢士”，兩三年後回到所在國再找工作是很困難的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還願意回來嗎？“高薪招賢”政策的制定似乎忽略了這些具體細節。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我們高校教師的工資待遇就那麼不好嗎？近三年來，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表率，在高校實行“崗位津貼”的工資改革。嗣後，全國的部屬重點院校和一般條件的地方院校也陸續進行改革。依照北大、清華的標準，教師崗位津貼最高可達每年5萬元（稅前）。如果再加上固定薪金與單位創收的部分收入，年收入可達7—8萬元。以這樣的工資待遇與社會一般水平相比較，顯然已經高於中等收入，雖不富有，亦可“小康”矣。

　　最後，在制定“高薪招賢”政策的時候，還有其它因素應該考慮到。比如，現有的教師們會不會接受這些高薪從海外招回來的賢士？海外賢士的質量是否符合預期？能否服眾？一張哈佛大學的畢業證究竟意味着什麼？是否就是真才實學的證明？

　　與引進“外援”相比較，似乎應該更注重與國外大學的交流，將交流保持在院系的水平上，而不是在個人的水平上。建立了合作關係就要充分利用，不要簽了字，上了報紙，領導互訪後，就算完了。授予某人（外教或海外學者）名譽教授的頭銜，就要好好利用。請人家回來為我們的學生和教師上課。派我們的教師到國外去上課（不是去考查），上課成績可算為將來評級的依據。我們應該考慮請外國合作大學中的教授為我們指導研究生。

　　這些事宜都應該寫到合作意向書中。與美國的大學建立實質性的合作關係是不需要很高費用的。美國有各種各樣的基金，如果需要，美國院校一方會去積極申請。即便我方為外教負擔全部費用，或者支付我們教授出國的費用，也遠遠要少於“高薪招賢”的費用。從技術細節上看，在今天互聯網技術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利用互聯網進行的，幾乎無費用的跨國即時遠程教育已經成為現實。從研究生班的小課，導師與學生之間一對一的談話，到交作業、論文都可以在互聯網上進行。音像圖形的傳送都已不成問題，唯一要考慮的是中美兩國之間的時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