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客人喝“黑湯”？
——錢學森的保姆

因為錢學森先生特殊的身份和工作，他家的保姆是經過中央層層審查的，不過幾道政審關就進不了錢先生的家門，好幾個保姆都在嚴格的政審過程中被“卡”掉了。

同住特樓的郭永懷先生的夫人李佩聞知此事，正好她單位里一位老電工的愛人還賦閒在家，就推薦上去，一輪輪篩選下來，就正式到錢老家報到了。

新來的保姆顯然對錢先生的“洋習慣”很不適應。“來了客人，為什麼讓我給人家端上
一杯黑乎乎的湯呢？”保姆皺着眉頭，一臉的不解，“聽說喝起來還特別苦”。
後來日子久了，她才漸漸弄清楚，原來這種“黑湯”名字叫“咖啡”，幾個月下來，保姆煮咖啡的技術也越來越嫻熟，錢先生帶回來的美式咖啡壺成了她每天都要擦拭的東西。錢先生的夫人蔣英是品咖啡的行家，當濃郁的咖啡香氣從廚房飄進客廳的時候，連蔣英也禁不住誇獎起來。

不識字才能當保姆
——錢三強的保姆

上世紀６０年代初，錢三強夫婦身肩研製原子彈的重任，孩子又小，家中的保姆幾乎成了不可或缺的人，但找保姆又是個大問題。

為了方便工作，家裡難免會存放一些機密的資料和數據，要“保密”就不能要“保姆”，何澤慧奶奶幽默地說，如何才能二者兼得呢？當時夫婦倆人着實費了一番心思。
思來想去，找個不識字的保姆才是上上策。

何澤慧院士上班的地方遠在郊區，中午不回來吃飯，保姆只需要給錢三強先生一個人做午飯。“保姆比我還了解錢先生。”

錢先生每天下班之後，都是保姆主動接過他脫下的大衣和手中的提包，天長日久，錢老已經習慣了這個簡簡單單的動作，偶爾保姆因為休息暫時不在家，錢老依然在門口等着有人接過大衣，等着等着就陷入了對某個研究問題的沉思，許久才反應過來，連自己都笑了。

為一家做了半個世紀的保姆
——貝時璋的保姆

在１４樓陰暗的樓道里，記者拾階而上，不期然碰上了一位正在下樓的老奶奶，典型的寧波口音，讓人云裡霧裡不知所云。後來我們才知道，她就是貝時璋老人家的保姆，被家裡人稱為“李媽”。１９５４年隨貝老一家來北京，屈指算來，已經四十多年了，真應了賀知章的那句詩：“鄉音未改鬢毛衰。”

李媽２８歲的時候經人介紹，來到貝家，今年７０多歲，仍然沒有“下崗”，中間因為家務事離開過一年半載，但貝家和李媽都很念舊，過不多久就又回到了貝家。
“李媽真是好福氣！”貝老的女兒告訴記者，“她１８歲結婚，現在已經做太奶奶了，四個曾孫子，四個曾孫女。”李媽聽到之後，笑得臉上的皺紋都擠到了一塊。

“李媽的廚藝沒得說，我們天天都吃她做的菜。這還不算，我父親幾乎吃了一輩子她做的菜，換個旁人，他恐怕還真不適應了。”貝老的大女兒說。２００３年的元旦，貝老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個團圓飯，掌勺的還是李媽，她雖然腿腳已經不利索了，但穩穩地站在灶火前，依稀還能看到她３０年前的影子。“寧波人都很勤快。”貝老自己也是寧波人，“做學問也要勤快，這是互通的。”

金牌保姆
——陳家鏞的保姆

陳家鏞院士家的吳桂英堪稱整個特樓里的金牌保姆，她曾經在幾位部級領導家中工作過，多少見過些大世面，不過做到最後，她還是最懷念在陳先生家做事的日子，因為陳先生夫婦從不挑剔，待人又和氣，感覺像為自己家做事一樣。

有人問她：“你家主人可是留過洋的，他們這樣的資產階級家庭，是不是特別腐化墮落？”吳嫂是個不善言辭的人，但問到這裡，她有點着急地說：“你可不能冤枉我們家的先生，他待人可好了，如果這也叫資產階級的話，那些部長的老婆們就更資產階級了，所有的衣服都要熨燙……陳先生一家從來不這麼講究的。”

可能是在陳先生家平等慣了，到了部長家裡，天天都要仰視，成天還要看部長夫人們的臉色，呆不多久，她就辭了工，另謀出路。

離開陳家多年之後，吳嫂依然和陳家鏞老兩口保持着親密的關係。有什麼苦水都找他們來訴一訴，“能力所限，雖然不能真正給她做主，但至少可以為她分擔些煩惱。”陳家鏞先生的口氣永遠是那麼溫和。直到現在，吳嫂做的“硝肉”還讓特樓里長大的孩子念念不忘。

三年困難時期，１５樓的柳大綱先生，身為中國化學界的一代宗師，卻依然囊中羞澀，不得不打報告申請中科院化學所，每月代交６０元錢以請保姆。

特樓里幾乎家家都有保姆，保姆密度之大恐怕無樓能及。隨着時間的推移，科學家們或者過世或者相繼離開，特樓里再難見到保姆們匆忙的身影，關於保姆的故事就像發黃的老照片，掩在科學家們的舊相冊中，雖然斷了線，但用回憶串起來，一如往日的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