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可以来竞聘北大的教职，那将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6月5日，本版发表了有关对北京大学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持反对意见的文章；这期我们组织了六位学者专家全盘支持北大方案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六位学者专家在国际上的一流大学读书、取得博士学位、执教甚至担任重要的管理职务，他们熟悉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运作体制，了解内地大学的情形。他们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提出了看法。

　　　　　　　广州—香港、美国报道

　　《21世纪》：北大在教师聘用和晋升中引入竞争机制。有人批评它是“丛林规则”；学术研究和教育具有特殊性，竞争会破坏人文精神。您怎么看？

　　孔宪铎：任何改革只要是往好的方向走，假使他是一个强者，就会欢迎比赛；假使他是一个弱者，觉得自己会败下来，就会反对比赛。一个橘子若没有压力，永远不会变成橘子水。人的最大的潜力是在最大的压力之下产生出来的。当然压力有很多的形式，要讲究比赛的规则公正合理。

　　任何行业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学要有名，要在这一行里做到最好，就要找最好的人，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很多，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通过公开竞争。

　　所谓北大的人文精神，就是说在从前，北大曾经有全国最好的人才在那里，建立起来这个精神。

　　假使现在没有一个淘汰机制，张王李赵都来的话，没有选择，人就不是最杰出的，那么北大的人文精神也就没有了。只有“酱缸精神”才害怕外面来了人与他竞争，会坏了他的得过且过；真正的人文精神，外边来了人竞争，只会进一步高扬。

　　丁邦新：我并不觉得竞争规则会破坏人文精神，而且国际上许多著名的大学都用这个方法。一个好的大学应该求进步，精益求精，这就要求对于教师怎么样晋升、怎么样聘用、怎么样评审他们的成果，都要有一个正常的淘汰程序。对于人文方面，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方法，我觉得北大方案的原则没有问题，当然细则可以讨论。

　　比如，对于人文学科，我不赞成量化，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可以量化，每年写几篇文章在什么杂志发表，但是人文方面不一定，人文学者可能要三年写一本书，我们要容许这种情形存在。但是“优游自在”地做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你积累的学问总要有所“表现”吧，你总要写文章写书吧。一个人的创造力，在年轻时候是很强的，“压力”只会增加学者的成就，不会损坏人文精神。

　　北大绝对不只是现在北大人的北大，她至少是一个中国人的北大。我生在台湾，连我都受到北大精神的熏陶。我从“台湾大学”毕业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台大”最好的校长就是傅斯年，他也是“史语所”的所长，他就是北大的，他的精神就是北大的精神。北大精神是什么？是兼容并蓄，是精益求精，是做到最好。

　　我觉得，如果这次北大改革能让整个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可以来竞争北大的“教职”，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北大作为中国教育界的龙头，能够做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了不起！

　　《21世纪》：有人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在“领导”，不仅要改革教师人事制度，更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您怎么看？

　　孔宪铎：在上个世纪，一个大学要有名，主要靠校长。北大有蔡元培，清华有梅贻琦，南开有张伯苓。为什么要靠校长呢？靠校长的名誉、声望、资历去影响、招聘、留住好的教授。蔡元培在北大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他请来了胡适之、傅斯年这样第一流的人才，而这些名教授来了以后，又像滚雪团一样，带来了更多的人才。所以，北大有名，从名义上看，最是靠校长。但一个好校长的结果还是要找来很多好的教授。一个学校有了好的教授才有好的学生，有好的学生，有好的教授，再加上有好的校长，就是一流的学校。

　　现在世界的主流，任何一所好的大学之所以出名，主要不靠校长，而是靠她的名教授、名研究员。无论加州大学也好，哈佛也好，他们第一个要讲的话，是我这个学校里有多少个教授拿了诺贝尔奖，或其他著名的奖项，或者呢，我这个学校里有多少个科学院院士，占全国的百分之几。这表示为学校争得荣誉的是教授。从趋势看，以校长出名、以校长为号召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使在那个以校长为主的时代，号召力最后的结果还是要请来好的老师。现在的时代，好大学完全是因为有好的老师。

　　改革的时候，一个大学从不正规化走向正规化，好像开一部车从崎岖之路走向平坦大道，这要靠校长来引导。引上大路以后的发展，要靠教师们。改革要靠领导来推动，因为改革是把坏的东西去掉，把好的东西引来。改革是一个新的事物嘛，在这个环节上，“领导”的作用非常重要。

　　现在，我正在鼓吹并且试图推动，中国的大学校长不要公派，可以组织一个遴选委员会，有全校代表性的，然后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开招聘。

　　《21世纪》：要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学者都有机会来竞争北大的教职，就需要北大教职有空缺。如果没有淘汰机制，怎么会有空缺呢？

　　丁邦新：一方面可以有一个强制的办法，比如说由讲师晋升不成副教授的，就淘汰。另一方面，该退休的人到了一定年龄就退休，空出来的岗位统统对外开放。这样，经过一个五年或者十年的过渡期，空缺整个都出来了。

　　我是觉得，似乎不应该硬性规定副教授这一层有四分之一的人应该离职，讲师这一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离职；似乎应该保留若干的弹性。

　　《21世纪》：北大改革方案希望把自己的永久聘书（Tenure）定在正教授这一级。如果一个讲师经过两次（共六年）晋升不成副教授，一个副教授经过三次（共九年，人文社会学科有四次共十二年）晋升不成正教授，得不到永久聘书，但都不离职，哪里能来空缺？

　　丁邦新：这个可以讨论。像哈佛大学就一定要正教授才有永久聘书，副教授没有。北大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大部分的美国的大学，是副教授就有永久聘书，他有了永久聘书以后，即使晋升不成教授，也可以留在副教授职位上，作长期的学术研究规划。

　　但是，如果副教授甚至正教授得了永久聘书以后，就不怎么做研究了，一辈子就那样。怎么办呢？这个恐怕要用一点“资本主义”的办法了，就是各个人的薪水不同，同样是教授，你干不好你的薪水就停在那里，你的同事的薪水可以比你高一倍。

　　当然，这些讲师、副教授离职以后，是不是要离开北大，这个也可以讨论。我想北大还有很多相关的、非正规的课，例如成人教育、教外国人学中文等等，他们可以换一个工作单位。学校可以设计一些出路，减轻这些老师在职业上的忧虑。

　　《21世纪》：有人提出，像中国的文史哲等专业，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本土特色，无法“与国际接轨”；如果聘请海外教授来作评审，会很荒唐。这个似乎涉及中国学术研究的方法、规则和标准进入国际学术舞台的大问题。

　　孔宪铎：你要进入国际学术舞台，第一个你要知道国际学术舞台的标准是什么，“门”在哪里。假使你达不到国际的学术标准，你就上不了舞台。国际学术界的标准，不是你定的，是国际上定的。当然中国的学者在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可以对国际的标准做出自己的贡献。但首先你得能够走向国际的学术舞台，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术研究进行更多的国际交流，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玩。

　　请国际上的名教授对本校的教师聘用、晋升作评审，不一定要全部专业都这么做，但要有海外的华人或者纯粹的洋人学者参与。因为我们要找国际性、公平性。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大学搞近亲繁殖，找身边的人评审，已经出了很多问题；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国际同行来参与。

　　丁邦新：文史哲的研究有一定的区域性，这方面教师的聘请或晋升，可以考虑有不同的评审条件。但是，聘请海外或校外的学者来作外部的匿名评审，完全应该坚持。

　　说到历史，譬如说思想史，余英时先生是权威，他是华人，难道北大的晋升材料不能送给他评审吗？再譬如说研究陶渊明的诗，受到民族语言很强的限制，但是不要忘记，在外国的汉学家中间，也有很好的专门研究诗的专家，他对诗学的一般性的认识可以有很高的水平。

　　说到我的专业，研究中国方言，我们跟国外的交流真是太多了！资料是中国的资料，是中国的方言，但是研究的方法、标准，以及研究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水准，都可以交流。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很奇怪，做汉学的人不多，但有两三个人，做的研究很前沿，很精，面也广。这种人很难得，我们请他来作评审，他做研究的方法，他的眼光，绝对可以让我们大受裨益。

　　我们香港科大请人来作评审的时候，通常会问一个问题：这个人要晋升为教授了，在你看来，如果他在你的大学里，他可不可以晋升？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请国际上的学者来评审，他们都是我们仔细找来的，都是哈佛、斯坦福或其他大学的名教授。我们问这个人在他的大学里能不能晋升，他一回答，就有了一个标志性的基准。当然我们也可以问，这个人在“一流大学”可不可以晋升？这也是一种基准。

　　就北大的教师晋升而言，我觉得应该问，这个人在最好的大学可不可以晋升？要找汉学家或海外教授来作评审，当然很好；如果没有，委员会应该整个地想一想，校外有哪些专家可以胜任？我们请人写评审的时候，评审人要附他的履历书，上面有他发表的研究成果。你一看就知道他够不够资格来作评审。

　　海外华人圈这么大，台湾的、香港的、新加坡的，欧美的，大有够资格来给内地大学的教师晋升作评审的学者。现在中国内地已经有一大批出去留学、学有成就的人了。别的不说，我知道的，仅北大毕业出国留学、拿到学位、现在在外国教书的人，就有好多，这些人难道不够资格来评审北大现在的教师的晋升吗？所以说，境外学者来作评审，绝对可行。

　　丁学良：我想接着两位先生的话稍作补充。

　　中国的高教和科研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牵涉到中国教育的整体素质。在国际上，我们去作学术报告——咱们撇开语言因素不谈——它牵涉两个东西。第一，我们自己做研究的水平如何？而这个研究的水平，其衡量的标准，应该得到国际学术界大部分人的认同。譬如说，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不管是古代史、现代史或当代史，不管是经济史、宗教史或政治思想史，在广义的历史学上，国际学术界跟我们是有共同的对话基础的。不要以为中国的历史只有中国人或者只有华人在研究。

　　在当今世界，全世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洋人学者不知道有多少！其中大师级的人物也是群星灿烂！

　　我们不能说在这些领域，中国学者跟西方学者不具有可比性。

　　第二，外国学者做研究做得很深入很专门，就是因为自近代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绝大部分领域里，学术的规范、研究的训练等等，一直是在西方最重要的大学里面“生长”出来的！他们的这个学术传统没有中断过，积累起来的研究方法的素质非常坚实！他们的语言也许比不上国内学者的地道，有些资料或许掌握得还不够多，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却久经磨练。成名学者的功力，真令人佩服。

　　所以，如果有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只能由中国人来做研究，在国际舞台上跟外国学术界（遑论海外华人）不具有可比性，这只可能是两种情况：第一，他实在对国际学术界太少了解了；第二，他可能了解一些但不愿意承认，因为一旦承认，他就没有优势了。

　　我们就讲二十世纪中国研究国学的几个大师，包括陈寅恪和胡适，也包括现在在香港的饶宗颐教授，他们的学术成就一样是在海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得到承认的。他们研究的中国“古董”那么偏，连我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都看不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国际同行中找到有鉴别力的知音。

　　我以上讲的只限于文史哲即人文学科。若论到社会科学，像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等，国际上能够对中国国内学者研究成果作出评审的学者，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不是找不着外部评审人，而是你敢不敢找外部评审人。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