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華人學者都可以來競聘北大的教職，那將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6月5日，本版發表了有關對北京大學教師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持反對意見的文章；這期我們組織了六位學者專家全盤支持北大方案的基本原則和精神。

　　六位學者專家在國際上的一流大學讀書、取得博士學位、執教甚至擔任重要的管理職務，他們熟悉國際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的運作體制，了解內地大學的情形。他們對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對大家關心的問題提出了看法。

　　　　　　　廣州—香港、美國報道

　　《21世紀》：北大在教師聘用和晉升中引入競爭機制。有人批評它是“叢林規則”；學術研究和教育具有特殊性，競爭會破壞人文精神。您怎麼看？

　　孔憲鐸：任何改革只要是往好的方向走，假使他是一個強者，就會歡迎比賽；假使他是一個弱者，覺得自己會敗下來，就會反對比賽。一個橘子若沒有壓力，永遠不會變成橘子水。人的最大的潛力是在最大的壓力之下產生出來的。當然壓力有很多的形式，要講究比賽的規則公正合理。

　　任何行業都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大學要有名，要在這一行里做到最好，就要找最好的人，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很多，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通過公開競爭。

　　所謂北大的人文精神，就是說在從前，北大曾經有全國最好的人才在那裡，建立起來這個精神。

　　假使現在沒有一個淘汰機制，張王李趙都來的話，沒有選擇，人就不是最傑出的，那麼北大的人文精神也就沒有了。只有“醬缸精神”才害怕外面來了人與他競爭，會壞了他的得過且過；真正的人文精神，外邊來了人競爭，只會進一步高揚。

　　丁邦新：我並不覺得競爭規則會破壞人文精神，而且國際上許多著名的大學都用這個方法。一個好的大學應該求進步，精益求精，這就要求對於教師怎麼樣晉升、怎麼樣聘用、怎麼樣評審他們的成果，都要有一個正常的淘汰程序。對於人文方面，作為一個一般性的方法，我覺得北大方案的原則沒有問題，當然細則可以討論。

　　比如，對於人文學科，我不贊成量化，數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可以量化，每年寫幾篇文章在什麼雜誌發表，但是人文方面不一定，人文學者可能要三年寫一本書，我們要容許這種情形存在。但是“優遊自在”地做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你積累的學問總要有所“表現”吧，你總要寫文章寫書吧。一個人的創造力，在年輕時候是很強的，“壓力”只會增加學者的成就，不會損壞人文精神。

　　北大絕對不只是現在北大人的北大，她至少是一個中國人的北大。我生在台灣，連我都受到北大精神的薰陶。我從“台灣大學”畢業到“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台大”最好的校長就是傅斯年，他也是“史語所”的所長，他就是北大的，他的精神就是北大的精神。北大精神是什麼？是兼容並蓄，是精益求精，是做到最好。

　　我覺得，如果這次北大改革能讓整個中國甚至全世界的華人學者都可以來競爭北大的“教職”，那將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北大作為中國教育界的龍頭，能夠做這麼一件事情，我覺得了不起！

　　《21世紀》：有人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在“領導”，不僅要改革教師人事制度，更要改革“幹部”人事制度。您怎麼看？

　　孔憲鐸：在上個世紀，一個大學要有名，主要靠校長。北大有蔡元培，清華有梅貽琦，南開有張伯苓。為什麼要靠校長呢？靠校長的名譽、聲望、資歷去影響、招聘、留住好的教授。蔡元培在北大做了些什麼事情呢？他請來了胡適之、傅斯年這樣第一流的人才，而這些名教授來了以後，又像滾雪團一樣，帶來了更多的人才。所以，北大有名，從名義上看，最是靠校長。但一個好校長的結果還是要找來很多好的教授。一個學校有了好的教授才有好的學生，有好的學生，有好的教授，再加上有好的校長，就是一流的學校。

　　現在世界的主流，任何一所好的大學之所以出名，主要不靠校長，而是靠她的名教授、名研究員。無論加州大學也好，哈佛也好，他們第一個要講的話，是我這個學校里有多少個教授拿了諾貝爾獎，或其他著名的獎項，或者呢，我這個學校里有多少個科學院院士，占全國的百分之幾。這表示為學校爭得榮譽的是教授。從趨勢看，以校長出名、以校長為號召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即使在那個以校長為主的時代，號召力最後的結果還是要請來好的老師。現在的時代，好大學完全是因為有好的老師。

　　改革的時候，一個大學從不正規化走向正規化，好像開一部車從崎嶇之路走向平坦大道，這要靠校長來引導。引上大路以後的發展，要靠教師們。改革要靠領導來推動，因為改革是把壞的東西去掉，把好的東西引來。改革是一個新的事物嘛，在這個環節上，“領導”的作用非常重要。

　　現在，我正在鼓吹並且試圖推動，中國的大學校長不要公派，可以組織一個遴選委員會，有全校代表性的，然後向全國乃至全世界公開招聘。

　　《21世紀》：要讓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華人學者都有機會來競爭北大的教職，就需要北大教職有空缺。如果沒有淘汰機制，怎麼會有空缺呢？

　　丁邦新：一方面可以有一個強制的辦法，比如說由講師晉升不成副教授的，就淘汰。另一方面，該退休的人到了一定年齡就退休，空出來的崗位統統對外開放。這樣，經過一個五年或者十年的過渡期，空缺整個都出來了。

　　我是覺得，似乎不應該硬性規定副教授這一層有四分之一的人應該離職，講師這一層有三分之一的人要離職；似乎應該保留若干的彈性。

　　《21世紀》：北大改革方案希望把自己的永久聘書（Tenure）定在正教授這一級。如果一個講師經過兩次（共六年）晉升不成副教授，一個副教授經過三次（共九年，人文社會學科有四次共十二年）晉升不成正教授，得不到永久聘書，但都不離職，哪裡能來空缺？

　　丁邦新：這個可以討論。像哈佛大學就一定要正教授才有永久聘書，副教授沒有。北大也可以這麼做。但是大部分的美國的大學，是副教授就有永久聘書，他有了永久聘書以後，即使晉升不成教授，也可以留在副教授職位上，作長期的學術研究規劃。

　　但是，如果副教授甚至正教授得了永久聘書以後，就不怎麼做研究了，一輩子就那樣。怎麼辦呢？這個恐怕要用一點“資本主義”的辦法了，就是各個人的薪水不同，同樣是教授，你干不好你的薪水就停在那裡，你的同事的薪水可以比你高一倍。

　　當然，這些講師、副教授離職以後，是不是要離開北大，這個也可以討論。我想北大還有很多相關的、非正規的課，例如成人教育、教外國人學中文等等，他們可以換一個工作單位。學校可以設計一些出路，減輕這些老師在職業上的憂慮。

　　《21世紀》：有人提出，像中國的文史哲等專業，有很強的民族性和本土特色，無法“與國際接軌”；如果聘請海外教授來作評審，會很荒唐。這個似乎涉及中國學術研究的方法、規則和標準進入國際學術舞台的大問題。

　　孔憲鐸：你要進入國際學術舞台，第一個你要知道國際學術舞台的標準是什麼，“門”在哪裡。假使你達不到國際的學術標準，你就上不了舞台。國際學術界的標準，不是你定的，是國際上定的。當然中國的學者在參與國際學術交流過程中，可以對國際的標準做出自己的貢獻。但首先你得能夠走向國際的學術舞台，這就要求我們的學術研究進行更多的國際交流，不能關起門來自己跟自己玩。

　　請國際上的名教授對本校的教師聘用、晉升作評審，不一定要全部專業都這麼做，但要有海外的華人或者純粹的洋人學者參與。因為我們要找國際性、公平性。在這個問題上，國內大學搞近親繁殖，找身邊的人評審，已經出了很多問題；解決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國際同行來參與。

　　丁邦新：文史哲的研究有一定的區域性，這方面教師的聘請或晉升，可以考慮有不同的評審條件。但是，聘請海外或校外的學者來作外部的匿名評審，完全應該堅持。

　　說到歷史，譬如說思想史，余英時先生是權威，他是華人，難道北大的晉升材料不能送給他評審嗎？再譬如說研究陶淵明的詩，受到民族語言很強的限制，但是不要忘記，在外國的漢學家中間，也有很好的專門研究詩的專家，他對詩學的一般性的認識可以有很高的水平。

　　說到我的專業，研究中國方言，我們跟國外的交流真是太多了！資料是中國的資料，是中國的方言，但是研究的方法、標準，以及研究現在到了一個什麼水準，都可以交流。外國人尤其是歐洲人很奇怪，做漢學的人不多，但有兩三個人，做的研究很前沿，很精，面也廣。這種人很難得，我們請他來作評審，他做研究的方法，他的眼光，絕對可以讓我們大受裨益。

　　我們香港科大請人來作評審的時候，通常會問一個問題：這個人要晉升為教授了，在你看來，如果他在你的大學裡，他可不可以晉升？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我們請國際上的學者來評審，他們都是我們仔細找來的，都是哈佛、斯坦福或其他大學的名教授。我們問這個人在他的大學裡能不能晉升，他一回答，就有了一個標誌性的基準。當然我們也可以問，這個人在“一流大學”可不可以晉升？這也是一種基準。

　　就北大的教師晉升而言，我覺得應該問，這個人在最好的大學可不可以晉升？要找漢學家或海外教授來作評審，當然很好；如果沒有，委員會應該整個地想一想，校外有哪些專家可以勝任？我們請人寫評審的時候，評審人要附他的履曆書，上面有他發表的研究成果。你一看就知道他夠不夠資格來作評審。

　　海外華人圈這麼大，台灣的、香港的、新加坡的，歐美的，大有夠資格來給內地大學的教師晉升作評審的學者。現在中國內地已經有一大批出去留學、學有成就的人了。別的不說，我知道的，僅北大畢業出國留學、拿到學位、現在在外國教書的人，就有好多，這些人難道不夠資格來評審北大現在的教師的晉升嗎？所以說，境外學者來作評審，絕對可行。

　　丁學良：我想接着兩位先生的話稍作補充。

　　中國的高教和科研走向國際學術舞台，牽涉到中國教育的整體素質。在國際上，我們去作學術報告——咱們撇開語言因素不談——它牽涉兩個東西。第一，我們自己做研究的水平如何？而這個研究的水平，其衡量的標準，應該得到國際學術界大部分人的認同。譬如說，我們研究中國的歷史，不管是古代史、現代史或當代史，不管是經濟史、宗教史或政治思想史，在廣義的歷史學上，國際學術界跟我們是有共同的對話基礎的。不要以為中國的歷史只有中國人或者只有華人在研究。

　　在當今世界，全世界研究中國歷史的洋人學者不知道有多少！其中大師級的人物也是群星燦爛！

　　我們不能說在這些領域，中國學者跟西方學者不具有可比性。

　　第二，外國學者做研究做得很深入很專門，就是因為自近代以來，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絕大部分領域裡，學術的規範、研究的訓練等等，一直是在西方最重要的大學裡面“生長”出來的！他們的這個學術傳統沒有中斷過，積累起來的研究方法的素質非常堅實！他們的語言也許比不上國內學者的地道，有些資料或許掌握得還不夠多，但是他們的研究方法卻久經磨練。成名學者的功力，真令人佩服。

　　所以，如果有國內學者認為，中國歷史只能由中國人來做研究，在國際舞台上跟外國學術界（遑論海外華人）不具有可比性，這只可能是兩種情況：第一，他實在對國際學術界太少了解了；第二，他可能了解一些但不願意承認，因為一旦承認，他就沒有優勢了。

　　我們就講二十世紀中國研究國學的幾個大師，包括陳寅恪和胡適，也包括現在在香港的饒宗頤教授，他們的學術成就一樣是在海外、在國際學術舞台上得到承認的。他們研究的中國“古董”那麼偏，連我們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都看不懂，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國際同行中找到有鑑別力的知音。

　　我以上講的只限於文史哲即人文學科。若論到社會科學，像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國際關係等等，國際上能夠對中國國內學者研究成果作出評審的學者，更是數不勝數！一句話，不是找不着外部評審人，而是你敢不敢找外部評審人。

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