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故事呢，其實講完了，咱們聊點題外話。

小時候讀《格林童話》，大拇指湯姆混在乾草里被牛吃下肚，然後牛被殺了牛胃扔到了糞堆上。。。震驚了！那麼好吃的毛肚就那麼扔了？好吧，作為吃貨，進一步去了解，中世紀歐洲農民不僅經常吃牛肉，內臟基本都不吃扔掉。讓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和別的民族，原來是生存在完全不同的資源環境中。大冬天清晨去拾糞，腳趾頭差點凍掉。又不禁羨慕人家印度泰國，天氣暖和不說，還不用施肥田裡就蹭蹭地長莊稼。生產力低下，大家只是過得都窮些。但如果生產力低下再加上資源耗盡，則是深深地絕望。

咱們中國人幾乎什麼都吃。酸的苦的腥的臭的有毒的，都發明各種烹調手法做成能夠入口的食物甚至美味，與其說是聰明才智，不如說是被世代飢餓逼出來的。廣東人是最典型的代表，已做到這一步，還是不夠。只能上船飄洋過海。所到之處，看起來都比故土更容易養活自己。後來他們來到北美，這是一個資源富足到變態的地方。白人騎着馬帶着來福槍，在大草原上一次殺死成千上萬頭野牛，一塊肉都不要，只把皮扒走了事。

修鐵路的華工成了野牛肉唯一的買家。儘管有說法是“幾乎每一根枕木下都埋着一個華工”，吃着世世代代都吃不着的便宜牛肉，華工依然覺得這地方要比老家強太多。但真的當他們需要安家置業時，白人開始燒殺搶再加法律，決不允許華人擁有一塊北美土地。黃禍論的根源思維，就是絕不能把龐大的中國人口放出來，他們會很快讓其它地方的資源度向中國平均化。所以，華人要突破本土資源約束，向外尋求時，豬仔裸奔看來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有本事和實力。

美國人有理由驕傲。他們從開始的一船難民，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可以宣稱這是我的土地，不是你的土地。美國之路，離不開所宣稱的“邊疆效應”，或“開拓者精神”。這些，其實都是不斷攫取新資源的婉轉說法。當土地資源限定後，美國又憑藉工業和金融能力將全球市場變成它的“新邊疆”。但等到所有“邊疆”消失後，美國立刻顯出頹勢。中國人前一次“邊疆效應”是“闖關東”。棒打狍子瓢舀魚的黑土地突然對漢族人開放。後來東北成為全國農業和工業最發達的地方，就是出於這個效應。但對中國數億人口來說，東北還是太小。人多了後又和其他地區混同了。

突破資源約束的途徑有兩條，其一是科技。科技能全面從深度廣度和效率上拓展資源開發和利用。但科技不能改變人口和資源分布的相對不平衡，所以另一必要途徑就是參與到全球的資源再分配中去。早期的征服吞及殖民方式今天已經不可行，剩下的是通過貿易和金融，包括商品交換和其中的規則體系。對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一切都非常不利。當時中國沒有科技優勢，沒有軍事優勢，也沒有製造能力，從而也沒有規則話語權。

當年的中國非常絕望，願意嘗試各種方法。歷史的記憶讓中國人覺得“盛世”都出現在土改後，所以土改成了一個全民心結。而且社會矛盾激化，壓力大到了箭在弦上。但到了二十世紀的中國，均田式土改不是最差也是一個非常糟糕的選項，不僅不解決根本問題，還是一種飲鴆止渴。歷史上，土改只有在戰亂後人口大幅減少時才有一定的效果。唐初的授田，實施了大約兩代人。每個中男分到一百畝，可以保證三代人的繁衍維生。基本奠定了唐朝一百五十年的繁榮。明初的軍屯衛所制，因為田少一些，三代後就敗壞了。

任何土改，只能有短期時效。歷史上的土改，與其說是為了民生，還不如說是為了國家收稅。而清末民國時，根本不具備唐明開國時的條件。從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產黨的實際土改，都只會是一個戰爭動員工具或政治奪權口號。都忽略了人地比例問題。從清朝中後期人口突破界限，以後國家就沒有消停過。但經歷百年戰亂，人口卻一直沒有實質減少。到49年前後的那場土改，實際穩定效果，可能連一代人都維持不了。

49年時，全國有90%以上，四億多農業人口。一共十四億多畝耕地，一次分光，人均三畝。這些田的良莠不齊，旱地遠多於水田。當年大部分地區，三畝地的產出，僅夠養活一口人。田分到一家一戶，沒有提高生產力，還會阻礙生產力的提高。十幾畝地的一戶小農，別說機械，就是養一頭牛，都是有很大財務風險的負擔。新作物、新種子、新技術，以及投資水利項目等，雖然理論上有好處，但小農們不敢冒也承擔不起不確定性風險。這種日子，只會越來越糟，多了一口人就少了一口糧，沒有什麼發展餘地。

土改讓農民少了地主一層剝削，感覺到的生活水平提高的效應，也會很快消失。龐大的人口在有限的土地里刨食，生活水平必然有下降趨勢。因為現代社會生活方式改變加快。當年盤尼西林一兩黃金一支，沒人因此感到窮，這玩意兒根本不在農民的生活中。小病靠扛，大病吃兩把香灰。但等到青黴素降到幾毛錢一支，農民卻看不起病了。這時大家有病，會連夜趕幾十里路，把病人抬到縣醫院。這類東西現已上了生活必需品清單。而我們的生活必需品單子就是這樣一天一天變長。如果收入增加不夠快，就會感到越來越窮。

建國後幾十年，農民突然覺得，這日子怎麼好象還不如解放前？這是部分原因。即使普及教育讓孩子上學，也會增加農民的貧困。因為少了必要的輔助勞動力，使得養豬養牛養雞積肥等，都成了很困難的事。免去了學費，難免還是增加了一些與讀書有關的開支。兩邊一算，動員農民送孩子上學，即使在文教傳統悠久的中國，也是蠻困難的。農民能想到的改善生活的辦法，就是能不能從鄰居那裡多弄幾畝田過來；而農民遇到天災人禍，除了土地，沒有其它值錢的東西來支付。所以，土改並不能實質上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連感覺上的效果，也不能維持多久。

當時唯一的出路就是工業化，而且要加速工業化，趕在人口爆炸帶來的崩潰前見效。其一是要把全國的大部分人口從農業轉移到工業生產中來；其二是農業生產方式本身要工業化；其三，需要工業化支持國防，從而保衛自己的資源並具備向外拓展資源來源的能力。這個過程需要大量的投資，包括資金資源產品等。而在那種資源約束下的分田式土改，窒息了整個社會的積累和提高能力。每戶分到的田，基本維持正常生活，支持下一代的發展都沒有能力，遑論支持國家工業化了。

如果用政治法律手段，定死了土改成果，不允許土地兼併。效果上，就會把中國長期固化在一個農業國的地位。連帶國家也沒有多少發展能力，因為對遍地貧困小農，國家沒法徵收多少稅。而像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靠外來借貸和援助搞工業化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會警惕並阻撓你加入本來已經很殘酷的資源競爭。出現這個狀況，還不如有大地主存在。大地主有剩餘，有積累，對發展工業還有一線生機。只不過地主階級由於自身的局限性，並無能力和見識承擔全國工業化的任務。

歷史呼喚一位超級地主，出來作為完成地主時代的終結者。土改後不久，國家就意識到像這樣把地分給農民，無異於慢性自殺。國家現在急需做這個最大的惡霸，把租子收上來搞建設，完成國民經濟的轉型。而且迫在眉睫，慢慢吞吞就會錯過歷史機遇。然後走向合作化一直到人民公社，都是有一定的必然性。一來是不改變制度土改的神話就很快要破產了；二來，國家要徵收“重租”。但如果都是一個個單戶就會面臨和當年地主一樣的收租成本，損耗太大。國家來做地主的好處，不僅僅是少了眾多地主們的消費消耗。而是可以不計成本地投資於長期沒有經濟效益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因為中國的長期目標不是賺錢，而是要增強實力走向世界爭奪資源。所以一定要能全面壓倒其它強國，從而必須從基礎做起。

中國前三十年的趕超工業化，奠定了當今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強國的基礎。但由於當年中國人口將資源撐成了死局，經濟幾乎毫無迴旋餘地。註定這會是一條血肉鋪就之路。開始的積累幾乎全部來源於農民的口中糧。“剪刀差”還不夠快，繼之於統購統銷。剝削程度，不亞於當年的地主。這種政策下，一遇到荒年，搞不好就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

毛澤東做了這個惡霸，他勒緊全國人民的褲帶，硬着頭皮搞了幾十年的工業化。從他批判為農民請命的梁漱溟可以看出，他是鐵了心要把惡霸做到底的。當然，他做的手段比地主們高明些。在政治上文教上衛生上向農民作些補償。另外，同時也在水利農機種子科技等方面，努力提高生產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到1979年是個大豐收年，糧食產量也就比1952年翻了一番，算起來還超不過人口增長率。如果這些年間光顧着吃飽飯，可想而知今天我們依然是個忙於糊口的農業國。

中國農業的問題，關鍵不在土地所有權是在地主、在公社、還是在農民自己手裡，而在於生產力的提高。工業化水平到了，一切水到渠成。1949年，中國化肥用量，平均到每畝只有幾克，尚不及一枚小戒指重。前面說過79年糧食產量比52年翻了一番，但同期化肥施用量增加了150倍至1086萬噸。僅從1977年到1980年的三年時間，用量就翻了一番。九年後又翻了一番。農藥除草劑機井地膜大棚，更是日益普及。當那貧瘠的土地，撒再多的汗水也換不來豐收時，我們可以往裡面灌石油、輸電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田野里冒出來的希望，是靠大慶大港勝利渤海等油田產品澆灌的。

自從八十年代中國工業化基本完成後，農業就再也沒出過問題。今天，中國農田裡澆灌的，更多的是中東南美西伯利亞來的石油。同時，澳洲的鐵礦，南美的銅礦，加拿大的木材，美國的紙漿，都在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國。資源約束已經被強大的工業製造能力徹底突破。而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飼料進口國，棉花進口國，畜產品奶製品進口國。相當於土地限制也被突破。這一切都來源於當年的強制工業化。徹底全面的工業化，讓中國有了自己的優勢，占據了全球資源瓜分鏈上的有利地位。

到胡大大徹底取消了農業稅，農民終於再也不用交一粒租子。因其收入逐步低到國家財政歲入的百分之一以下，稅款都不足徵收成本。農業的重要性，已經降到了歷史最低點，還在繼續降低。今天大惡霸仍然處處有，卻已經對農民沒太大的興趣。對此話題有興趣的讀者，有空的話可以讀讀《中國之路—從抓革命促生產到改革開放》。多謝大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