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們親歷了改變歷史的高考

《中文導報》編者按：

77級大學生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也是從十年動亂後首次通過正式考試邁入大學之門的知識精英。恢復高考這一重大改變發生在1977年，改變了當時在全國荒廢的、混亂的人才選拔制度，使國家從“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荒謬時代向“尊重知識、嚮往文明”回歸，成為國家復興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為此，“77級”的涵義，遠遠超出了一屆大學生的指稱，演化成時代的象徵和重要的歷史符號。

今年是恢復高考40周年，《中文導報》編輯部邀約了幾位旅日77級大學生，聽他們撫今憶昔，回憶了自己度過的難忘歲月和無悔年華。

李擴建：四十年彈指一揮間
(北方交通大學77級大學生)

當年的高中班主任范上燕老師和同學們，歡送李擴建赴北京上大學留影。

我是太原市文革後的第一屆高中生，也是中國恢復高考後被大家稱之為“77級”的第一屆大學生，也是77級畢業後的第一屆正式碩士研究生。

文革後，77年恢復高考。當時，我在山西省清徐縣楊房公社楊房生產大隊第三生產小隊經歷了兩年上山下鄉的知青生活，還在太原鐵路局機械修造廠機床大修車間作為“機械鉗工”學徒兩年多了，已經21歲。

在工廠報名後，通過了政審等手續，順利取得了《准考證》。到高考前一天，我們一直堅持每天照常上班。我在工廠跟的賈福有師傅，是個非常純樸的四級鉗工。高考僅剩下一周時間，他讓我在廠內宿舍里，準備高考。

我的高考地點是太原市五一路小學，交通工具與上班一樣騎自行車，自己一人騎車去騎車回。當時，每天上班都是帶飯，高考的兩天中午吃飯也和上班一樣，是從家裡帶飯。

為了參加高考，單位給了兩天時間，高考後一天也沒有休息，照常從享堂騎着自行車去“皇后園”車站附近上班。

回想起來，我上小學五年級的1966年，文革開始，之後幾年除了學習毛主席語錄外幾乎沒有學到任何東西。1971年，我從西安的秦川機械廠子弟學校八年級（九年一貫制，相當於高二）調回到太原，當時太原市剛剛恢復高中，只有一年級，我就被插入到了太原市第九中學校高一班。我屬猴，班裡最小的同學都比我大兩歲屬馬，還有幾位屬龍的。

太原市第九中學校高一，二班是文革後的第一屆高中生，配置了最強教師陣容，數理化老師除了使用全國統一教材以外，還採用了文革前的教材為我們授課。我們學到了不少東西，這對高考成功起了決定性作用。

當時班裡傳說大學招生也要恢復，極大地激發了大家的學習幹勁。後來由於白卷英雄張鐵生出現，同學們知道沒有考大學的可能性了，學習的積極性也就減少了許多。

我們高中一畢業，正好趕上了太原市第一批“上山下鄉”熱潮。為了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馬上高高興興地報了名，按照山西機床廠（國營247廠）的安排，214人一起到了清徐縣楊房公社楊房大隊插隊落戶，當了農民。

期間，村里一位“右派”私下借給我一套線裝本的《古文觀止》，我很高興，晚上沒電，我就在被窩裡用手電筒照亮，將《古文觀止》抄寫到一個筆記本上。時值“批林批孔”運動高潮，同屋的知青將我告發到了公社領導，說我在“克己復禮”。每晚大隊部里幹部開會，我是知青大隊長，當然要參加。公社黨委副書記在會上詢問我看古書之事，我靈機一動說，我想知道孔老二在說什麼，這樣才好去批判他啊。這樣，這件事就算過去了，但是這對我們缺乏的古典文學知識有所提高，也對日後的高考起了作用。

高考之前，高中數學老師黃德興借給我一本數學題選，在工余時間裡複習數學，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考完第二天上班，大家都很關心地問，考得怎麼樣？我說考得不理想，準備明年再考吧！後來知道，考完後說考得不錯的人反而名落孫山了。

從工廠得到北方交通大學（現為北京交通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以後，黨委書記專門找我談了一次話。他和我說，今後五年的工農兵大學生的推薦計劃都有了，其中沒有你。恢復高考，使你變成了一條漏網之魚。在太原鐵路局裡，向機械修造廠這樣有技術的工作崗位並不多，也是一個非常難進的單位，路局分局幹部子弟很多，推薦大學生自然就沒有我的份了。

從機械修造廠考上大學有兩位，我考到了北京交通大學，另外一位進入了山西醫學院。

以中央決定恢復高考，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道路的第一步，我們77級大學生也就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批受益者。

最後用一首五七五漢俳結表達我的感慨：考後四十年，真像彈指一揮間，感慨超萬千。

趙新為：我是大學生了，不是夢
(天津大學77級大學生)

趙新為當年與高中班主任留影

今年是恢復高考40周年，各種紀念活動又讓我的思緒回到四十年前，回到1977年冬天的那場改變人生的高考的點點滴滴。

我出生在河北農村，小學上得早，高中畢業時還不到16歲。畢了業就要回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在娘肚子裡的時候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生下來就先天不足，那時也身小體弱，農村的重活是干不來的，就當了個民兵隊長，每天背着一支步槍和幾個下鄉知青巡邏。在農村半年後，有一天高中班主任路過來看我，一個月後我就被調到一家高中當民辦教師，教一年級數學。那時，農村孩子上學一般比較晚，我的學生里有一半歲數比我還大。當老師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折，也對我複習考大學幫助甚大。

轉眼就到了1977年夏天，同事裡開始傳說要恢復高考，大家都是將信將疑。文化大革命後期知青上山下鄉，要接受再教育兩年後才有資格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我畢業不到一年，沒有資格被推薦，心想就是考試也得先勞動兩年再說，所以沒把這事兒放在心上。等到正式公布人人都可以參考、按成績擇優錄取時，離12月15日考試只剩下了一個半月。我所在的中學組織了夜校，為想報考的人開班，我還擔任了十個課時的平面幾何。我白天上課，下午改作業，晚上講課，複習的時間很有限。學校當時剛搬了新校舍沒有電燈，只好在蠟燭下工作，我的眼睛就是從那時開始近視的。

隨着招生簡章的公布，選學校填志願成了一件頭疼事。我起初打算報考中文系，家裡卻持不同看法。文革的餘悸猶存，在政治動盪不已的中國有一技之長才算是鐵飯碗。最終我決定報考理科，而且是正在興起的電子學門類。文革十年沒有招生，當時的信息十分匱乏，哪個學校哪個專業好不清楚，更不知道各個大學的招生標準，也不知道自己所在地的教育水平。第一年是先報志願後考試，更不敢照着知道的幾個名校來填，萬一考不上明年說不定就沒有機會了。當時在農村只要是“吃商品糧的”，那可是駿馬得騎美女任選，而考大學是擺脫農村戶口的最佳途徑。我們那兒文革前沒出幾個大學生，有一個是北京輕工業學院的，算是小地方的大秀才了。

我最終決定報天津大學，卻和上述考慮關係不大，而是取決於同事老師的一句話。他說，毛主席曾四次視察該校，校名也是他親筆題寫的。我就這樣把天大在河北招生的唯一專業做了第一志願。我入學後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知道了信息不足的可悲，其實還有那麼多的選擇。但是不管怎麼說，那場高考改變了我們這一代無數人的命運，所以當時的點點滴滴還可以記憶猶新。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後悔自己選錯了專業，而是一直在這一行里耕耘。

第一年高考，河北省理科考四門：語文、政治、數學和物理與化學，不考外語。語文作文的題目是《記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師》，現在看起來幼稚得可笑，但在那個年代這也是一個不容易的題目，因為我們上學就沒學什麼東西。我答完卷後去看了那位把我從農村調去當老師的班主任，在他的辦公室里發生了一件令我至今都忘不了的事，有時會覺得冥冥之中真的有命運之神在主宰你的一切。

我到老師辦公室時他正在打電話，就示意我先等一會兒。恰好在桌上有一份當天的《人民日報》，頭版是“兩報一刊評論員”文章：《論毛主席的三個世界偉大理論》，我就隨意瀏覽了一下標題。沒想到下午的政治考試題里，就有一道論述三個世界理論重要意義的。我在答卷時就像眼前有一張立體的報紙在那裡一樣，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我想，多三分五分的效果還是有的。河北有一句土話叫“風吹草帽扣鵪鶉，時氣上來不由人”，人生中總會有這麼幾次讓你暗自叫好的機緣。

考大學也不全是好事，考完後我病了一場，住了人生第一次醫院，眼睛也開始近視。有傳言說，健康問題會直接影響錄取，我當時的視力大概有1.0，體檢那天我把視力表的下面幾行全背下來了，結果是1.5，算是一個小小的作弊。我上了大學就開始戴眼鏡，一直到現在。

2月11日夜，我背着母親做的鋪蓋卷，登上了駛往天津的火車，告別了我生活了十七年的小村莊，開始了一種在那以前絕對不敢想的生活。火車裡暖氣不足、我更沒有睡意，也生怕這是一場夢，醒了又會回來，就這樣閉着眼睛思緒萬千。火車咣咣噹當走了一夜，到達天津時已是第二天的清晨，出了車站，迎着滿天朝霞、望着初升的太陽，呼吸着冷冽的空氣，我對自己說這一切都是真的，我是大學生了。

吳小玲：我又哭又笑報告了錄取喜訊
(蘇州絲綢工學院77級大學生)

相隔40年，吳小玲與當年的同窗合影

40年！真不是一個短暫的時光！況且一個人成年後的40年、那將是永遠的記憶。40年前的1977年11月，中國開放了關閉十年的大學高考大門。據說那時有570萬人報名考試，最終錄取了27萬名大學生。我幸運地成為其中的一員。

我是1976年高中畢業，隨後按毛主席指示下鄉勞動，被分配在湖北省浠水縣的一個知青點。“知青”這個名詞、代表了一代人所經歷的“苦難”和“磨鍊”。我們的知青生活，是每天面臨着一望無際的田野、漆黑的灶台、分配的大米和免費的井水；我們的夢想就是如何早日回家……

當國家公布恢復高考制度時，最激動的是我的父親。他沒日沒夜地為我收集複習資料，成疊地抄寫過去的考試題。我父母都是家裡的長子長女，因為家庭條件不好，為了弟妹都放棄了考學機會，所以特別期待我能抓住這個機會。那是冬季，知青點沒有電燈，我記得拿着手電筒在被子裡看題目，那些苦難而又充滿着希望的日子真是我一輩子生活學習工作的動力。在父親的指導下，我參加了湖北省高考。

40年前參加高考時的吳小玲

我非常幸運，那天我接到了省里寄給我的錄取通知書！我極度興奮，應該是高聲地叫了起來！一會兒又聽見知青點同學的哭聲，我想她們一定為自己的將來在擔心。那時村里沒有電話，我找到去縣城的拖拉機，從縣城郵局給媽媽單位打了長途電話，那時的我又哭又笑地報告了我被錄取的喜訊。

1978年3月5日，我再次離開家鄉、離開父母、去蘇州絲綢工學院（現蘇州大學）報到。那時鐵道還不發達、我是乘着長江輪船去上海再轉火車去蘇州，花了兩天三夜。

大學四年，為我們這批幸運兒奠基了人生！為祖國發展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每一位同學都珍惜來自不易的大學時代。今天，我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了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

高考制度開放了40年！我衷心感謝鄧小平時代的正確決議，我感謝我的父親，我感謝四年的各位教師，我感謝同窗的學友們。我們工作得出色、生活得美好、多多貢獻社會，才是對大家的最好回報！

馮革：感謝參與那場變革的所有人
(四川大學77級大學生)

馮革的高中畢業留影

77年高考那一年，我正在成都的一家國營冶煉廠當學徒工。早中晚三班，一個禮拜輪換一次。自打知道恢復高考的消息後，我一直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還好，高中課本沒有被扔掉，於是自主地開始了複習。

工廠三班倒，最喜歡上中班，下午5點上到半夜12點，下班後在廠里宿舍樓一覺睡到早上8、9點鐘，睡醒後立馬投入到考前複習中。承蒙工廠領導開恩，在臨考試前給報名參加考試的職工放了兩個星期假，讓大家抓緊時間複習。

我們廠報名參加高考的工人總共36名，有66、67、68年的老三屆高中畢業生，也有像我一樣的73、74、75年畢業的新三屆高中畢業生。年紀最大的35歲，多數人都在26、27歲上下，像我這樣十幾歲的占少數。但不管怎樣，大家從內心裡都感受到了恢復高考對自己的意義，每個人都憋着一股勁拼命地複習，爭取考出好成績。

記得最後，我們廠考生收到體檢通知書的一共只有五位，最後獲得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只有我和另外兩位老三屆高中畢業生。後來聽說，另外兩位獲得體檢通知書的考生考試成績非常好，但因為政審不過關，沒能在當年的考試中得到進入大學學習的機會。那個年代，政治因素還是衡量一切的首要標準，很遺憾我的兩位工友沒能如願。

記得收到錄取通知書那天，下着一場小雨。我因為頭天晚上夜班正好回到家裡休息，朦朧中有人敲門把我叫醒，說柵欄門外有人找我。於是我下樓到鎖着的大柵欄後門去，只見同車間的師傅（恕我已記不得他的名字了）正站在門外雨中。看到我後，他笑眯眯地從包里拿出一封信透過鐵柵欄的空隙遞給我，說“你的好消息”。我接過信，“你已被四川大學錄取”幾個字樣躍入眼帘，那一刻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隨後連連地對工友說“謝謝！謝謝！”飛身朝家裡跑去。

彈指一揮間，77年恢復高考，不僅改變了我們個人的命運，事實證明後來它也改變了整個國家的命運。每念及此，不由地要衷心感謝那個變革的時代，以及領導和參與那場變革的所有人。

波濤：大學生活留下永遠思念
(東北師範大學77級大學生)

77年，我高中已經畢業，正在父親工作的一家縣醫院做臨時工。當時有政策規定，留在父母身邊的唯一子女可以免除上山下鄉，但也不能馬上分配工作，只好做臨時工混日子。

在恢復高考前上大學要靠推薦，表面上規定只有“政治思想過硬”的人才能被推薦上大學，其實還是要靠人際關係。

我想像我這樣的人上大學恐怕無望，這樣做臨時工也是浪費青春，不如學點什麼，正好身在醫院，就近水樓台學點兒醫吧。

學醫要背生理解剖、藥理，學中醫還要背《湯頭歌》《四百味》等等，這麼多的東西哪裡背得下來？於是我就開始學習各種“記憶法”。你別說，這“記憶法”還真管用，讓我背下了許多厚厚的醫學書。

打倒“四人幫”後宣布恢復高考，使我們這些可以參加高考的適齡青少年振奮不已。本來我是準備考醫的，但是當地政府突然說是要做一次“預選”，在參加正式高考前縣裡先刷掉一批。聽了這個消息我有點急了，因為我還沒來得及複習物理、化學等，只好該攻文科。後來“預選”被上面叫停，但是我已改攻文科，只好考文科了，而文科基本就是一個背，我學醫時的“記憶法”大顯身手，高考成績下來，我的成績高出入取線近70分。

我考進了東北的一家師範大學中文系。那時師範大學不僅免除學費，伙食費都不要，不像我後來的留學時代那樣需要整天為衣食奔忙，因此一心一意地學習就可以了。同學們也都是這樣，盼望已久的學習機會得來不易，每天都爭着搶着到圖書館占地方，邊學習邊讀書。

那時正處於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動時代，“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新詞不絕於耳。中文系學生更處於新文學思潮的衝擊中，各種新作品、新理論層出不窮，我們每天都處於探求與激動之中。

“朦朧詩”帶來的嶄新的意象、激盪的情感及對固有語言的顛覆，使我們興奮不已，北島、舒婷、顧城……那深沉而悽美的詩句衝擊着我們的靈魂，我們也成立詩社，組織詩歌朗誦會，系裡的牆報上張貼着我們創作的詩歌，抒發着我們積壓在內心的悲憤與憧憬，朗誦會上，我們嘶啞的聲音常伴着閃爍的淚花……

那時的同班同學和現在不一樣，現在都年齡相仿，當年因為是第一批恢復高考的大學生，而高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斷了10年，積蓄了10年的考生，年齡跨度很大，最大的學生和最小的學生竟然相差十幾歲。我那時算年齡小的，我哥哥比我大10歲，而我哥哥的高中同學成了我們的班長。

雖然學校吃飯不花錢，但是對我們這些正在長身體的年輕學生來說，供應伙食是吃不飽的，那個時代也沒有打工這一說，我們的零花錢也都很少。到了晚上，總是餓得肚子“咕咕”叫。這樣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學就坐在一起，談論各種好吃的東西，搞“精神會餐”，類似於“畫餅充飢”。

物質非常貧乏，娛樂也很少，但是我們學習熱情卻是高漲的，除了吃飯和睡覺外，幾乎所有時間都用在了學習上，而77級大學生，後來也大都成了中國各個領域的骨幹。

那時同學們的感情也很純真，同學們之間的友情非常深厚。至今，我還深深記得畢業時送兩名新疆的維吾爾族同學回新疆時的情景，大家依依惜別，淚流滿面。

在畢業時，我們每人有一本紀念冊，寫着每個同學的留言。在我們全體同學的畢業紀念冊的扉頁上，寫着我的題詞：“即使白髮的積雪淹沒了我們的頭頂，我們也會在這51根通往心靈的琴弦上，奏響我們青春的交響。”

如今40年光陰過去，我們天南海北，有的同學已經不幸早逝，琴弦殘缺，深情猶在，我們仍然會在心中奏響青春的交響，為了那些難忘的歲月與深深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