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單位的全年招生計劃不受個別教授暫停招生的影響，並不奇怪。不可理解的是，公開信批評的是研究生招生制度，院長可以沉默，可以回應，卻不該離開這一嚴肅問題，扯到公開信作者的招生專業是否“冷門”。
　　　　
6月24日，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發表暫停招收碩士研究生的聲明———致北大法學院暨校研究生院負責同志的公開信。該信列舉原因兩條：一是綜合類考試捏合十幾門基礎課程，並不能考察研究生入學後必須具備的獨立研究能力，卻給很多擅長死記硬背的學生打開捷徑；二是免試生比例過高，學生幹部保送直升，嚴重背離社會公正，既助長學生逢迎取巧，也給行政部門和批分教師留下腐敗之門。
　　　　
此事見報後，尚未見北大研究生院負責人的回答，但很快有了北大法學院院長的回應。據《東方早報》記者6月27日北京專稿報道，該院院長朱蘇力教授接受採訪，一句話：此事“不會影響到北大法學院今年的招生計劃，法理學和法制史是相對比較冷門專業”。
　　　　
賀衛方的公開信已經引起輿論普遍關注，新華社、南方日報等主流媒體都有相關報道。在這種情況下，我對北大法學院院長以如此漫不經心的口吻作回應，感到震驚。
　　　　
我也在學校工作，一個單位的全年招生計劃不受個別教授暫停招生的影響，並不奇怪。不可理解的是，公開信批評的是研究生招生制度，院長可以沉默，可以回應，卻不該離開這一嚴肅問題，扯到公開信作者的招生專業是否“冷門”。這其實是暗示：公開信作者是因為招不到學生，才宣布暫停招生。此言倘若出自機關生活中的個別市儈，不值嗔怪，出自教師重個人恩怨者，也不奇怪，奇就奇在朱蘇力是以法學院院長的公務身份接受採訪，如此說話，就有點過分。
　　　　
此前，這位院長自己在招收研究生時，曾鬧出過一件社會公案，輿論反應強烈。他在那件公案中是怎麼自我辯護的呢？他那時想到的理由，就是這個招生制度：“從理想狀態來說，這一制度註定是不完善的，而且必然帶來遴選人才和制度規定之間的種種矛盾。我希望大家本着積極理性的態度，力求逐步完善這一制度。”（2004年7月12日關於甘德懷事件的說明）
　　　　
說實在話，當初看到這一說法，我認為他沒有說錯，並對他當時的尷尬處境抱有同情。今日有教授宣布暫停招生，其原因與院長出事後的自辯邏輯，如出一轍，不都是不滿於現行的招生制度嗎？差別僅在於一個是事前宣布，不牽涉已經出現的具體考生，對事不對人；一個是在考生已經告狀後，自己找一個制度性理由辯護，已屬被動。同樣的招生制度問題，怎麼現在就不談了呢？
　　　　
如果朱院長此前為自己找到的制度性理由是真誠的，那麼，今天有本院教授繼續抗議此制度，他要麼不回應，要回應，就應該面對這個不斷惹出麻煩的制度，繼續談制度，主動地談，而不是被動地談，對事不對人；如果他今天的回應才是真實想法，那麼，他當初提出的理由就是狡辯，說明他所在意的問題並不是制度，只是一個“冷門”與“熱門”，其真實態度是對人不對事。
　　　　
也就在賀衛方教授宣布暫停招收碩士研究生的第三天，6月27日晚，上海電視台的“案件聚焦”欄目報道了同是發生在北京的另一案件：北方交通大學一位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專業導師，涉嫌以透露考題為誘餌，脅迫考生與之發生性關係。那位女生背對鏡頭，如泣如訴。此案如果案情屬實，當刷新我國教育史上的腐敗紀錄。
　　　　
二十多年前，我們都是考研這條路上走過來的人，二十多年後，倘若自己的子女遭逢如此“專業”、如此“導師”，該作何想？招生環節的制度性腐敗，已經到了不能不正視的地步了，以“冷門”還是“熱門”的奇談怪論，是搪塞不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