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錢致榕(原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

錢致榕 知名美籍物理學家。1939年生於四川資中，現為美國Johns Hopkins大學物理
系教授，參加過L3、CMS等高能物理實驗。1988年任中國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院長，1989年
起任該校學術副校長。在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浙江大學等國內多所大學任名譽教授
與顧問。

國內有許多像北京大學這樣百年左右的老校，要改革一定不能學別人。我認為最重要
的是：一切從自己的條件和中國的需要出發，思考出一套自己的辦法。

教育為誰而辦

《大學周刊》：現在有兩種觀點，一是大學校長覺得缺錢，而另一些非管理者認為，
現在大學的最大問題不是錢。您怎麼認為？

錢致榕：錢總是不夠的。但對於進入“985工程”的大學，就不是錢的問題，他們現在
的經費增加了八九倍；那就要仔細思考做事情的方向和方式，要和從前完全不一樣才行。
這就像一個家庭收入突然增加十倍，都吃掉了是要生病的。錢一旦增加了就要非常小心，
沒錢的時候不會出亂子，錢多了會出大亂子。

另一方面，我在中國西部看到，那兒一個省的教育經費沒有北京幾所學校的經費多。
如果用這些錢可以解決甘肅省全部的基礎教育問題，衡量一下，顯然是解決西部的基礎教
育問題更有價值。

有人算了一下，北京這幾年建設花了6000億元人民幣，大多是形象工程。北京建造某
個劇院，按總造價核算，每把椅子10萬元錢，天下哪有那麼貴的椅子？10萬元錢可以解決
多少農村學生失學的問題，50億元又可以解決多少貧困問題？

《大學周刊》：那您認為國內大學存在的困難是制度問題嗎？

錢致榕：全世界各個地方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沿襲，不能說全是制度問題，可以想辦
法一點點去化解。

在香港辦科技大學的開始，我們也遇到很多問題。1988年前後，全香港的科研經費只
有100萬美元——還不如美國的一個科研小組多。不過，我們認為香港是有潛力的，做了很
多工作，成立了基金委，建立公開的海外評審程序，讓每一位學者公開競爭。有人開玩笑
說，“幾個瘋子一去，把香港的潛力又挖出來了”，等我1992年離開時，全區科研經費增
加了好幾倍。

再舉個例子。我們剛去時，港英政府規定，全世界有三種人不能在香港的大學享受同
樣待遇，那就是拿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中國香港護照的。這非常不合理，就慢慢地磨，
現在待遇都一樣了。很多事情得想辦法、繞幾個圈，造成雙贏的局面。不能一切都說是體
制問題。

《大學周刊》：美國的大學目前來說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尤其是哈佛，您認為中國大
學從哪些方面可以向它們學習？

錢致榕：對這一點，我的看法不太一樣。國內有許多像北京大學這樣百年左右的老校
，要改革一定不能學別人。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一切從自己的條件和中國的需要出發，思
考出一套自己的辦法。

學習美國的大學有兩個問題，一是哈佛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做的，我們不知道。常
聽人在國外學習幾年，或是看了些資料，就說哈佛這樣哈佛那樣地要學。其實即使在那兒
呆了一二十年也未必完全清楚。我曾和哈佛校長交談過，他就說不要讀我們的報告，報告
都是官樣文章，只看報告會被誤導的。二是要學別人的長處是學不到的，他們的發展需要
一連串條件。

《大學周刊》：那您認為國內大學的問題，或者說改革的支點在哪兒？

錢致榕：第一點，要看清楚我的問題在哪兒，我的需要在哪兒，先要了解自己，不是
先去問別人怎麼做。北大辦教育的目的在哪兒？為誰辦的？不是為美國人，是為中國人辦
的。北大辦得好，不是美國人也不是法國人資助的，我們的衣食父母還是中國13億老百姓
。所以我們必須面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後，中國人的需要是什麼，尤其是八億農
民需要什麼。

《大學周刊》：那怎麼去了解呢？

錢致榕：我想大家都知道的，要作調查，要了解當前中國的問題和需要，而不是猜測
辯論哈佛是怎麼做的。我們在着手創辦香港科技大學時，對全香港100多所中學進行了調查
，和老師談，看他們怎麼上課，看他們英文水平怎麼樣、數理水平如何，和學生談，到學
生家裡去看。假如國內大學負責人都能到來自偏遠地區的學生所在地去看看，就會了解今
天中國的需要及他們的學生，就能明白大學應該怎麼辦、怎麼改。

所以從現實出發最重要，今天大家都在喊“世界一流”，實在令人擔心。“你也一流
，我也一流，再過三年，都不入流。”值得我們警惕。如果不能面對中國的需要，即使全
世界都認為你是世界一流又有什麼用？方向定下來，然後就是我們要培養什麼樣的人。

感性的社會

良知和理性的分析

《大學周刊》：您認為學生培養的方向是什麼樣的？

錢致榕：第一保證50年不落伍，不要工作三五年就報廢了，基礎很深、知識面很寬、
有自學的習慣和能力，不斷地往前進的。

第二是文理要貫通的，假如學理工和法學的沒有社會良知，實際上比不畢業還糟糕，
學文科的如果缺乏基本理科的知識和方法，那科技時代社會上很多問題他就不知道如何分
析和判斷，純感性的判斷在今天是不夠的。

《大學周刊》：您的意思是讓學文科的有理性的分析，讓學理工科的學生更多注意到
社會良知？能不能具體談談？

錢致榕：這是基本的，懂科學，就可以自己去算、找資料，人文是讓你有社會良知和
價值觀，要如何行動就要理性。

有很多例子。現在大家都在談保護瀕危動物，西方的做法是不砍熱帶森林，如果分析
一下壞處和好處，會發現這些理由和那些周圍的居民沒有關係，他們要想生存，就必定會
砍森林，這個局面是擋不住的。所以要找到如何保護熱帶森林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必須要
有一個雙贏的局面。

另一個例子，幾十年前西方國家推動把全世界的DDT全禁了，可非洲瘧疾又出來了，現
在在瘧疾上死的人比在艾滋病上死的人多。僅有社會良知是不夠的，學文科的人一定要有
理科的基礎、懂得理性分析。

再以國內的為例，怒江水壩該不該造的問題，環保人士堅決反對，可仔細研究一下，
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首先中國缺能源，如果城市裡的人可以不開汽車或者少穿衣服、不
開空調，能源消耗降低到最少。但不能說什麼享受都要有，可又不管能源的來源，這沒有
道理。其次當地農村的人口比20年前翻了好幾倍，原先是10萬人，現在可能是50萬人，如
何保證他們的生活？不建壩，生態也在遭到破壞。他們的生活一定要解決，全國要解決就
業問題又要能源，如何能兩件事都做到，而又限制了對生態的影響？

我要說的就是，不能感性地贊成或者不贊成，應該理性分析一下。現在社會的任何決
定都不是簡單決定，一定是錯綜複雜的，常常為了整個大局面的繁榮，會對部分人的利益
有所損害，就必須從其它方面補償。受影響的常常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所以社會良知就特
別重要。我們關心一件事時，是感性讓我們注意到這件事，這是社會良知，下面就需要理
性的基礎，促使我們去分析問題，而不是完全感情用事。這就是科學與人文的結合。

《大學周刊》：您是國內多所高校的名譽教授，您是物理學家，請談談如何讓文科的
學生了解科學，而讓理工科學生對人文感興趣？

錢致榕：這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的體會是在南京大學的實驗，共講了10次課
。從宇宙大爆炸開始，到當下的科學進展，中間把物理、化學、地理、氣象等各個方面引
了出來，成為一個體系。這樣讓學生了解到一個框架，如果再看到一個東西可以知道是哪
段發生的，然後再去找新的內容。

這10次課不是單純地講科學，還有對學生的人文教育，關心人、關注自己身邊的事。
學生一下子對社會問題感興趣了，後來有學生給我寫信，說他是農民子弟，20年來不知道
家裡是怎麼回事，聽了錢教授的課，今年回去後才去查家裡收了多少糧、支出是多少，才
知道有很多問題。

有一個例子更能說明問題，一次講物理，有學生問，中國是不是應該投資到有希望獲
諾貝爾獎的項目，我問他應該花多少錢，他說10億或100億。我問上課的學生中有多少是農
村來的，有一半，他們的家境不好，可不覺得那是一個問題，我就問他們，把這100億投資
去爭取諾貝爾獎，還是投放到農村教育當中，哪個更好？他們這才意識到這是問題。

《大學周刊》：您認為這樣的影響是足夠大的嗎？

錢致榕：盡我們所能地做，能做的也有不少。比如教了60個學生，如果對10個有相當
大的影響，他們再去影響別人，變化就會一點點開始了。我的意思是，一要宏觀地分析，
二是微觀地切入，做事一定從小事做起。

《大學周刊》：您一直在國內各地跑，請談談您的工作。

錢致榕：我喜歡到各地看看，因為中國實在太大，待在北京，很難了解中國。全國每
一個省份跑下來後，覺得農村中國和城市中國大不相同。我們一群朋友，覺得農村是中國
的問題所在，也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所以現在在縣裡比較多。今年我們聯繫了四個較困難
的縣，到每一個縣找上四五百位鄉村教師，舉辦教師進修班，至少呆兩天，向他們學習農
村情況，和他們談教育問題，如果對他們能有一點幫助，他們就可以幫助成千上萬的學生
。

《大學周刊》：從哪年開始的？

錢致榕：最早是1979年，25年前，在美國有十幾位朋友，成立了科技教育協會，到國
內辦各種講習班、培訓班，那時候是改革開放初期，知識很缺乏，都是局長部長來聽。

1988年左右，有一夥朋友到香港科技大學辦學校，辦成後，有幾位朋友在國內辦高級
研究所，推動尖端科學的發展；同時有一些朋友開始另一個計劃—農村教育計劃—在農村
辦圖書館，支持大概1萬名家境困難的學生就學，並且連續十幾年在各地舉辦大型的基礎教
育講習會。最近我們認為農村教師需要培訓，所以開始到縣裡做這工作。希望透過高質量
的農村教育，幫助農民站起來。我覺得，中國知識份子，分析社會問題的能力很強。可是
把了半天脈，如果不開方子，對病人很難有幫助。如果我們能開始開些小方子，並且在小
範圍內去實踐，時間久了，很可能比坐着分析或等待，幫助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