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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與信仰——提高民族素質的藥方
taizhairen
2017.10.23 15:55 原創發表在 文化散論
關敏/邏輯與信仰——提高民族素質的藥方
“天人合一”是中國式的哲學，被國人說成最高智慧。其實，“天人合一”表明中國人不會思維，不會觀察、分析具體的事物，當然不會以理服人，只好拿“天”（最大的勢力）來壓服人。中國古人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圓地方，故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塊骨頭”；“地有12經水，人有12經脈”等等“天人合一”“天人對應”的荒謬說法，流行幾千年，得不到批判和糾正。說明：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出了問題，也就是軟件出了問題。中國“人生代代無窮已” ，硬件換了無數代了，然而軟件依然如故。
比較一下中外的歷史，只要正常人就會承認：中國比起希臘、羅馬要黑暗很多。希臘人在公元前就一直在實踐政府的多種形式，如何建立陪審團，怎麼警惕僭主政治，為何要實施民主；羅馬人很早就注意到法律的來源最為重要，認識到暴君就是對國家本身的否定。中國人卻從周公起，就把遵守統治者拍拍腦袋制定的律令，視為必須遵循的王法，甚至美化為“法治”。三千年來，越過越不明。中國人如果一味地守舊、崇拜古人，是無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這已經為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所證明。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當今世界，中國人必須改變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質，首先是提高自己的思想、思維方面的素質，抓住兩點：第一，中國人必須通過真正的信仰建立起道德秩序。第二個是通過邏輯學學習，在大腦中建立正確的思維方式，避免胡攪蠻纏的感性思維和指鹿為馬的叢林思維模式。
一，野夫說：“中國邏輯”是邏輯的天敵
人類從原始社會一路走來，其本能思維中始終擺脫不了弱肉強食的立場思維慣性。古聖們強調“孝親”的立場，這就意味着立場高於真相、高於是非。當真相與立場不符的時候就通過“父子相隱”似的造假來掩蓋真相，真相將不復存在，正義將不復存在，於是就形成了陰謀與不擇手段的叢林思維，只為打倒對手，於是就有義和團或紅衛兵。易中天曾將“中國邏輯”歸為三點：問態度，不問事實——問動機，不問是非——問親疏，不問道理。 “中國邏輯”就是原始的叢林時代的幫派思維：只要是自家人，說什麼都是對的。如果是自己仇恨、反對的人，說啥都不對。他不是反對你的意見，是反對你這個人。哪怕你跟他意見一致，他也要從動機、態度等方面，找你的茬。野夫先生將“中國邏輯”歸納出5個特徵：
中國邏輯的第一表徵是國情論，即用國情為吾國的一切癥結辯護，為一切罪孽洗白。只是，中國的國情與特色，不該成為阻止我們“拿來”真理的藉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話講，倘若真理不合國情，那麼需要加以改變的是國情，而非真理，“國情要適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適合國情”。可惜，對中國邏輯的堅守者而言，這些話不大入耳。他們眼中，國情的陰霾，阻斷了眺望真理的視線，只能惜取眼前物，國情如貪腐、專權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徵是辯證法。它與第一表徵如膠似漆，互為表里。辯證法為國情論提供了論證的工具：哪怕國情再不好，辯證來看，總有好的一面。國情論則為辯證法製造了運行的語境。要言之，辯證法的作用，一是搗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處，在於混淆了是非善惡，因為一旦辯證起來，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再如，用辯證法審視官們的腐敗，雖然違法，卻潤滑了科層制，提高了辦事效率，並不全是壞事呢。
第三表徵是誅心。即只“問動機，不問是非”。須知：動機是不可驗證，這就給胡思亂想以極大的空間。譬如：你批評一位名人，其粉絲立即上前圍攻，質問你什麼動機，是不是嫉妒，是不是藉機炒作，進而上升到人格問題、立場問題——凡事不論理性論人品，不論證據論立場，結果只能是各執己見，雙方之間的裂縫越來越深，達成共識的可能性越來越微弱。
第四表徵是牽強附會。據陳伯達秘書繆俊勝回憶，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會議室廁所未標男女，其間陳伯達上廁所，出來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麼上我的廁所？”陳解釋，這裡並未標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廁所，明天就會闖我的臥室！”江青的“中國邏輯”，其一是霸道，將會議室廁所的主權納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會，將廁所與臥室等同，將“上我的廁所”與“闖我的臥室”混為一談，事實上，廁所與臥室本不相干，“上錯廁所”並不必然會導致“上錯臥室”，二者之間不能遞進，將它們強行牽連在一起，就打亂了邏輯的前提。
第五表徵，是混淆（無限擴大）：從混淆公私，混淆道德與制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惡。譬如：某人因私德不謹而曝光，其論敵就說：依你這德行，假如上台執政，必定是一大貪官酷吏。這種論調常能蒙蔽許多人。然而，稍加明辨：貪官和酷吏，與其本人的德行並無必然關聯，而取決於制度的設計，公權力是否受到了制約。制度不改，誰上台都一樣，君子執政，轉眼便是小人。對道德與制度的混淆，可謂吾國的一大沉疴，導致我們的制度建設，屢入誤區而不自知。
這五大表徵，猶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就受損傷。野夫強調，中國邏輯不是邏輯，而是邏輯的天敵——如今任何詞語，只要加上“中國式”、“中國特色”的修飾，一瞬之間，即由褒義變成了貶義。
二，制度決定論不成立
野夫說“制度不改，誰上台都一樣，君子執政，轉眼便是小人。”這句話也對，但需要深究一步——制度改了，是不是中國人的一切問題就解決了？
辛亥革命後，中國改過一次制度。剛開始，一派新氣象，欣欣向榮；但是，僅僅幾年，腐敗混亂就滋生成癌了。中國人在國外的社區，可以說政治制度變了，然而中國人犯罪率也是很高的。人一旦沒有了信仰，再好的規則也會打折扣。《讓中國式的聰明滾出中國》的文章，就揭露中國人在國外想方設法地鑽制度的空子，占他人或社會便宜。香港最初的總督評價華人居民說：作為個人，他們的聰明才智一點兒也不比英國人差；但是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的道德敗壞是歐洲人難以想象的。英國人所謂的道德，顯然指的就是公共道德。你在你家，可能很講道德，但在家之外，每個中國人都在算計他人，恨不得把別人坑死才算了事。所以按照歐洲人的道德觀，中國人就是一個只會弱肉強食而沒有德性的人。
國人道德敗壞的原因是中國人只有唯物主義的利益追求，沒有超越物質利益的精神追求和超越性的宗教信仰。劉亞洲說：儒教道教佛教追求都是物質利益，儒教講國泰民安，道教講長生不老，佛教有送子觀音；中國人信許多神，都是為了物質利益，並不是真信仰，必然導致價值虛無和道德敗壞。西方基督教和日本神道教是真信仰，所以社會道德秩序井然。日本人在地震災難面前，沒人順手牽羊哄搶物質；中國出個汽車事故，總有順手牽羊哄搶物質的。這是完全不同的國民。
中國人缺乏真信仰的原因是：中國自古實行祖先崇拜的宗法制，宗法制屬於動物本能意識的強化，怎麼會產生信仰文明？祖先崇拜是由泛神論、不可知論和無神論構成的。它把死人變成神，神也不過是死人而已。他們只對父母表示愛、感恩和畏懼，他們不知道天上的父，就是知道了，也毫無興趣。
三，邏輯與信仰——提高國人素質的藥方
福澤諭吉說：一個民族要崛起，需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的改變。這個順序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看是捷徑，其實是走不通的。中國從1840年以來就是走捷徑，不搞實質性的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經濟改革，結果是全民腐敗，陷入了絕境。
1.中國要改變人心，第一是通過真的宗教信仰建立起道德秩序。中國一切問題都被人們歸結為制度，而制度的靈魂就是正義，體現正義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否則就是壞制度。18世紀英國哲學家傑里米·邊沁提出“功利主義”就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它曾被某些人視為民主的第一原則。在我國幾乎成了正確的化身：動輒就說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甚至連微信群都以多數的名義剔除他人。這就是民主的弊端——多數暴政：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允許犧牲、剝奪少數人的權利。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假如吃掉1個人可以救活3個人的話，他們會這樣干。這是與正義衝突的。任何以社會發展或經濟效率等為藉口而限制或剝奪他人人權都是不正義的。正義不允許以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為藉口否定每個人擁有平等的自由；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餘地補償強加於少數人的犧牲。
正義是個體為了與其它個體平等自由地共存而自願接受的預設前提，它是終極價值，是社會的首要問題。這些終極價值來源於對上帝的信仰。正義需要普世道德即絕對道德來保證，而絕對道德是以十誡為根基的。“十誡”為全社會秩序奠定了心靈基礎。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所說：“沒有對上帝的信仰，美國民主制度要生存下來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古希臘或雅典民主只能在歷史上曇花一現的主要原因。現代民主的兩個主要思想來自基督教：一是法律必須體現正義和公平，即上帝的公義和摩西十戒；二是人被造而平等的聖經思想。沒有這些思想，現代文明就不可能產生並勝出。故基督教才是真正的普世宗教。信仰與民主是相輔相成的。民主制度作為外在的硬件可以約束權力之惡，而信仰則作為內在的軟件約束了人性之惡。只有信仰才能抵制形形色色的專制的侵害。因為有信仰的人比沒有信仰的人更能堅守道德底線即正義原則。人們在宗教信仰的指導下才能建立起牢固道德秩序。
儒家關注的是君尊臣卑的統治秩序，沒有確立道德底線，不可能建立道德秩序，這已經為2000多年的“獨尊儒術”的政治實踐所證明。為什麼？因為儒教搞“父子相隱”包庇犯了罪的親屬，這就從根本上破壞了社會的道德秩序。儒學所構建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個等級森嚴的金字塔的社會，它從未認識到個人的權利。孟子說：國君提倡仁義就能“君先臣後”。西方的正義論強調的是“先人後己”、 “民先君後”，這是普世宗教基督教塑造結果。很多人把民主說成是一種維護自己利益的手段，這話正確；但一簡化，民主的實質就是利益，那就錯了。因為民主並不意味着對利益巧取豪奪。準確地說，民主實質是要做到利益均衡即分蛋糕者最後取他應得的一份——先人後己，這樣才可能建立公平正義的民主社會！這和孟子的“何必曰利”的先君後臣的“仁義”順序完全相反的。儒學兩千多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吃人"史和叢林思維史。叢林思維就是專制思維。孔子曰“無違”，具體來說，就是掌權者唯我獨尊，不受監督，頤指氣使，膽大妄為，甚至是順昌逆亡。專制強權思維的泛濫，讓人在權力面前沒有自我，沒有自信，沒有尊嚴，沒有人格；久而久之，人們漸漸習慣了唯唯諾諾、點頭哈腰、吹牛拍馬、曲意奉迎……人性就扭曲為奴性或任性，因此離科學民主的文明生活越來越遠。
所以，國人要擺脫認人不認理的叢林思維，學習非叢林的正確的思維形式規則——邏輯學尤為重要。
2.第二，通過邏輯學學習，在大腦中建立正確的思維方式，避免胡攪蠻纏的叢林思維模式。從而提高國人的思維素質。這就需要花力氣學習邏輯學的基本知識，並在批判各種錯誤思維中得到逐步提高自己的思維水平。
作者關敏說明：此文是我2016年9月初寫成，首先發布在中醫網和凱迪網，境外也有轉載。見：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1866276
現在對其做了修改，供大家參考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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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樓10-23
我用力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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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樓10-23
除了邏輯還有其他的比如想象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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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樓10-23
除了邏輯還有其他的比如想象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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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樓10-23
缺乏思考
taizhairen
第6樓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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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樓10-24
都是忠言!
0 taizhairen
第8樓10-26
超越立場近正義——立場思維批判
作者：關敏
一，立場思維的特點
立場思維是由於依賴關係而產生的相互依賴（“忠誠”）、相互感應的原始思維。球迷的思維就是典型的立場思維，球迷為自己球隊無條件地吶喊助威，無怨無悔。這就像母親無條件地愛自己的子女，是一種動物本能反應。所以，立場思維是一種最原始的思維方式。
立場思維具有幫派利益至上、感情用事、人云亦云、非理性、反科學的特徵。因此可稱之為：幫派思維、感性思維、本能思維即屁股決定腦袋的條件反射式的思維。
二，中國文化成為立場文化的原因
中國文化包括儒、道、法、墨、佛都是原始的立場文化或幫派文化。這些文化雖然號稱要利國利民，但都把其創始人神化為真理的化身，質疑不得，批判不得，最後成了僵死的立場幫派文化。而古希臘，學生批評老師很正常，所以，西方文化就擺脫了僵死的命運。
第一，中國人無理性。老子要求中國人“復歸於嬰兒”，理性未發育。武志紅說，中國人共生在一起，心智的水平平均為6個月大的嬰兒，相互依賴的意識強烈。中國人相互依賴，就是相互折磨——互害。我隔壁一對老年夫妻幾乎天天吵架，吼聲如雷；少兒在一起也是推搡打鬧；商品廣告尤其是色情中醫廣告鋪天蓋地；喇叭聲鞭炮聲機車聲撕心裂肺。在這樣環境下，理性很難發育成熟。看看19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時期，戰火紛飛，貝爾格萊德的居民在大街上下國際象棋；而中國人連文盲都喜歡麻將賭博。不難看出，中國人理性水平遠低於東歐人。這是因為，麻將的複雜程度低於中國象棋，而中國象棋的複雜程度更低於國際象棋。打麻將的目的是為了奪取他人錢財，會提高國人的詭辯詐騙本領；而下國際象棋不是賭博，而是理性思維的體操，可以提高數理計算和邏輯思維能力。
第二，中國人發現不了客觀的正確（正義）標準。典型的例子就是中醫。“中醫”因人而異，同一種病，千個醫生千種藥方，胡亂開藥。沒有治療的客觀標準，實在太荒謬！這就好比一個不會下象棋的人，必然不懂得象棋規則。由此，我可以反推，一個不懂象棋規則的人就是不會下棋的人。中醫數千年傳承，都是祖傳秘方，沒有產生本行業通用規則和治病的客觀標準，由此可以斷定，中醫就是那些不會下棋的人在侃下棋如何神奇，純粹是欺世盜名。
第三，中國人無理性，必然喜歡暴力。喜歡暴力的人最討厭規則的，他們不願意作繭自縛。M說，“憲法是我制定的，我記不住；我們不靠它，我們靠開會的決議。”這樣的話，社會就沒有一以貫之的規則，忽左忽右。一個沒有規則的社會，必然是立場決定論的烏龜哲學盛行：為了家庭，必須貪生怕死、苟且偷生、吹牛拍馬、見風使舵，難得糊塗；總之是無視普世的正義規則。
第四，立場決定論盛行，必然導致儒家文化、馬列文化主導社會。因為，這兩種文化都強調立場感情，都是從感情出發看世界的。儒家宣布“親親為大”，把孝敬家長放在首位。馬文化是從階級感情出發：只要有仇恨富人的階級感情，你就是革命派；革命派破壞已有社會制度，宣稱：過去歷史全無正義，只有共產主義實現後才能實現絕對正義，必須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進入相對正義的時代，這種相對正義是相對於無產階級的立場來說。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是“立場決定”的相對正義。
眾所周知，基督教的正義是一種絕對正義，它與階級立場、民族立場、膚色立場無關；所以，窮人與富人、各個民族各個國家、不同膚色的人都可信基督教。《世界人權宣言》也是絕對正義。絕對正義強調其標準無條件地適用於全人類。這是相對正義的國家難以接受的。所以，含有絕對正義的普世價值（普世宗教基督教）就必然被立場論者所圍剿。
因為任何立場都是一種偏見，立場思維是一種含有個人崇拜的、依賴他人的懶人思維。邏輯思維是擺脫偏見、擺脫個人崇拜、依靠自己的創新思維，所以，邏輯思維是一種無立場思維。對於這種崇拜正義不崇拜祖宗的思維方式，中國人是難以接受，因為他們還沒有從“祖宗就是真理”的霧霾中走出來。
三，今天給立場派啟蒙：正義的起源。
歷史上的聖賢論、征服者論、統治者意志論，其背後都潛含着對社會基本模式的認識，即社會是由兩方組成的。因為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立場，不可能有正義。即使老百姓都接受掌權者的標準，依然會被認為是綁架或詐騙的結果，與正義無關。但對於三方社會模式，即人類社會任何時候都至少是由三個方面的人組成。三方社會中，任何一方的行為影響到另外一方時，總有一個第三方對這一行為加以觀察、評價，這個觀察有可能是超越時空的觀察，具有永恆的正義性。
西方之所以能走上中立公平正義的之路，是因為西方社會有個“第三者”，它扮演了中立公平正義的裁判功能。這個“第三者”在中世紀是基督教，當國王與諸侯紛爭不停的時候，教會調停至關重要。蘇聯解體的時候，葉利欽專門請出第三方東正教大牧首出來協調。
羅爾斯認為：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是一個以正義原則為最高意志所組成的政治共同體。正義原則高於國家、先於憲法。國家基本結構的設計與憲法的制訂，均應以正義原則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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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樓10-26
落後的思維方式——“立場決定是非”批判作者： 關敏
關敏非常佩服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愛我師”就是立場，“愛真理”就是理性認識。可見，理性認識是超越了感性立場的高級思維。也就是說，只有超越了感性的“立場決定是非”幫派思維，人們才能認識真理，走進科學。
一，立場與人民大眾的立場
“立場”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緊跟程度。跟得緊，就是立場穩；跟得勤，就是立場好。譬如，幼兒緊跟父母、狗跟隨主人是一種天然性的跟隨關係。這種跟隨關係，意味着沒有自主、自由的意識，一切行動聽（主人）指揮，屬於依附關係。由於“利出一孔”，君主壟斷一切，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臣民仰君主鼻息而生存，從而形成了臣民的依附人格。臣民無法獨立，必須依附在君主這棵樹上；一些儒蟲更是以討君主歡心為要務，成了緊跟君主的走狗和奴隸。這種緊跟意識被儒家稱為“忠孝節義”，“忠”是緊跟君主，“孝”是緊跟父母，“節”是緊跟夫君，“義”是緊跟兄長。可見，中國人的立場就是站在家庭尊長的角度來看世界，最好是舍己“無我”。“孔融讓梨”的故事就是舍己敬尊長，孔融的立場就是朝廷弘揚的榜樣。
辛亥革命後，皇帝倒了，君主、家長、丈夫的權威也倒了，“忠孝節義”也倒了；但是“緊跟意識”反而加強了，譬如大家熟知的“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這種緊跟意識名之為“階級立場”，也就是政治立場。雷鋒因為其“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成了全國學習的表率。雷鋒和孔融一樣，都是舍己無我為他人。雷鋒為許多陌生的人民服務，孔融是為親人服務，雷鋒的境界高些。但雷鋒也有時代的弱點，他“對階級敵人像嚴冬一樣的殘酷無情”就很左。雷鋒的“忠”主要是忠於領袖，屬於“人身依附”範疇，比以前忠於皇帝還嚴。以前，忠要為孝讓路，臣民以“孝”的名義拒絕皇帝的召喚；毛時代是不行的，忠是最高德行，其他德行都得為忠讓路。
1980年代，鄧小平曾批評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不應當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頁）。1980年2月，11屆5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提出：“任何人不得把黨的幹部當成私有財產，不得把上下級關係變成人身依附關係。”可見，忠於領導依然有人身依附的危險。
改革開放以來，階級立場弱化了，政黨立場、國家立場升到了首位。因此，國家的宣傳教育，總是要求老百姓站在國家民族的高度來看問題，也就是要站在當官的立場上替當官的着想，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官本位的表現。應當反其道而行之，官要有救天下濟蒼生之意願，還要把自己看問題的立場下移，和民站在一起，思他們之所思，想他們之所想。也就是，不忘初心，回歸人民大眾的立場。
二，“是非”的兩個涵義
《說文解字》：是，正也。正，是也。以日為正則曰是。是的本義：正，不偏斜，直，含有正義的意思。引申為：真的、正確的的意思。非，fēi，像鳥的翅膀左右展開，相背的樣子。引申為“相背”、與“是”相背，不是也。表示否定的一個詞語。因此，“是非”作為一個詞組就有兩個涵義：（事實判斷的）真與假；正確與錯誤（對與錯、該與不該）的意思。而且，“是”的本義含有正義的意思，因此，“是非”更多的是指“該與不該”的價值判斷問題。
三. 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應分開
命題（statement）可以分為兩類：事實判斷（fact judgement）和價值判斷（value judgement）。前者只陳訴客觀事實，也就是“what is”的問題；後者討論行為的標準，也就是“what ought to be”的問題。
18世紀的英國哲學家休謨首先注意到，人們經常在事實判斷的後面，跟一句價值判斷，而實際上從第一句話並不能推出後一句話。比如，下面這句話：“人類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增加，我們應該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前半句是事實判斷，後半句是價值判斷。如果不附加邏輯條件的話，從前半句是得不到後半句的。又如，“所有的單身漢都是未婚的”並不能推導出“因此他們是惡的和不幸福的”。因為事實判斷是客觀的，是惟一的，與人們的立場無關；價值判斷是主觀的，是多元的，是見仁見智的，與人們的立場有關。
休謨、康德各自強調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應區分開來。譬如：哥白尼鼓吹古代的日心說，與基督教的地心說的看法不同，並不意味着他站在反基督教的立場上。太陽中心說屬於事實判斷領域，反基督教屬於價值判斷領域；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唐太宗李世民明白：魏徵反對聖旨，屬於“聖旨是否對頭的事實領域的問題”，並不意味着魏徵想謀逆，謀逆屬於價值領域的問題，兩者不是一回事。
黑格爾卻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混為一談。黑格爾的名言：存在（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現實）的；明顯地犯了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等同起來的錯誤。這就是辯證法的死穴。存在與否屬於事實（實然），合理與否屬於價值（應然），兩者不能混同。存在只是一種現象，它本身與合理無關。若以正義的價值觀來區分，有的存在是合理的；有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存在就是合理”實際上是一種強盜邏輯。整天把“存在就是合理”掛嘴邊一概而論的人，要麼是不懂何為正義的腦殘，要麼就是為一切惡行而辯護的混混。
事實是客觀的，可證的。價值是主觀的，不可證的。比如：“今天下雨了”是可以證明的，“下雨了，天氣真好”是個人的價值判斷，是不可證明的，爭論它是不必要的。所以，對於“立場”還應該作進一步的劃分，即將其區分為“事實立場”與“價值立場”。
對於“事實立場”而言，每個人應儘量保持中立，並且隨時提醒自己：我只能掌握事實真相的一部分，除非證據確鑿，否則不宜宣稱自己掌握了全部“真實”，並以此為前提進行種種推論。可是，許多人以立場為最高準則，在明知事實的前提下，仍要按上級的喜好來造假。因為你若不把馬說成鹿，趙高會滅掉你。可見，“立場定是非”就是故意裝糊塗，是愚忠意識決定物質，與唯物論相矛盾。
在“價值立場”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明確立場；否則，就會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因此，在“價值立場”方面立場先行是正常的。德國學者韋伯認為：在學術領域宜持“價值中立”立場，在研究過程中將價值判斷懸置起來，存而不論，達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四，立場與是非的關係
立場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對錯是人對事物的認識問題。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聯。亞里士多德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愛我師”就是立場，“愛真理”就是理性認識。可見，理性認識是超越了感性立場的高級思維。也就是說，只有超越感性的幫派立場，人們才能認識真理，走進科學。歷史正是如此，在所有的各個民族中，唯有古希臘人超越了感性的幫派立場，創造了數學、邏輯和科學，接近了事物的本質。其他民族都在巫術迷信的海洋里沉醉。
在事實判斷領域，立場與是非無關。事實判斷有真有假，與個人立場無關。譬如：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發生了日食，其真假與個人立場無關。又如，某人得了高血壓，其真假與個人立場感情無關，只要通過血壓計來衡量就可知真假。許多愚民從個人感覺出發，不承認自己有高血壓，等到死去後，通過解剖才知道是高血壓病死的。所以，一個社會要進步，最好由超越的第三方決定是非為好。譬如：足球場上，是否犯規、是否進球，由中立的足球裁判員說了算，雙方都滿意。
一些愚頑說：在事實判斷領域，立場與是非有關。蘇聯的宣傳機器說：“愛因斯坦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以他的理論錯誤”；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是資產階級的學說，必須從學校里剔除；李森科的遺傳學是無產階級的，必須大力發展。等等。無數人被整死。最後的結果是，李森科的遺傳學是偽科學。文革時期，最流行的說法是，無產階級思想是正確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是錯誤的。一言以蔽之：“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按這樣的階級立場邏輯，西方是愚蠢的資產階級掌權，必然一天天地亂下去；東方是聰明的無產階級掌權，必然一天天地好起來。結果卻是，文革末期，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饑寒交迫。可見，“立場決定對錯”是錯誤的。
在價值判斷領域，是非與個人立場有某種關聯。窮人說，要多吃飯；富人說，要少吃飯，多吃菜。這種生活的重點不同，顯然是立場不同的結果，即與窮、富有關。
並非所有的價值判斷都與立場相關聯。譬如：某村的大多數村民哄搶翻車的司機的貨物，被電視批評。可見，正確並不一定在多數人一邊。所以，那種“代表多數人就正確”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再如：“抽煙有害健康”，這是科學家長期研究而得出的結論；即使經營煙草的企業也得在自己產品上打上警示語：“抽煙有害健康”。
由此可以斷定：“立場決定是非”就是否定客觀的正義標準，就是宣揚世界無是非，世上無普世價值，世界混沌一片，“文化無高下”（秦暉派的花招）。“是非”因人而異，立場不同，錯的也能成對的，實在太荒謬！“中醫”也因人而異，同一種病，千個醫生千種方，沒有治療的客觀標準，實在太荒謬！對狗來說立場決定是非，對人來說事實真相決定是非。狗是誰餵它，它就按主人的意志行事，它沒有是非判斷能力，而人則不是。人分為兩種，一種人懂得正義，遵行普世價值；另一種人不懂得正義，處處損人利己，以自我為中心，所以屁股決定腦袋。這種“立場”意識在心理學家武志紅看來就是一個變態的巨嬰，“天人合一”是不足3個月的嬰兒的看法。“天人合一”就是“天人未分”的整體思維，即我就是天，我就是神，我就是“是非”標準。唯我獨尊，唯我獨裁啊，拒絕普世的正義標準！
在許多時候，人的立場與感情遮蔽了價值判斷。譬如，母親溺愛孩子，孩子要很多有害的東西，母親依然滿足，這就是感情遮蔽了價值判斷。又如，許多人知道抽煙喝酒有害健康，依然會去抽煙喝酒，他們如此做，是因為從眾，拒絕了會影響彼此的感情；或者他們上了癮，失去了節制的美德，癮迫使他們抽煙喝酒。
現代醫學雙盲統計得出的結論：“傳統草藥對健康無益”。其他國家都接受這一價值判斷，唯獨中國拒絕，還變本加厲的反向宣傳，“傳統中草藥對健康大有裨益”。人的愛好與文化傳統有關。如，美國人生產西洋參，出口給中國人吃，美國人不吃。美國人認為，西洋參無醫療保健價值；中國人認為，西洋參有醫療保健價值。而現代科學證明，西洋參無醫療保健價值，中國一直無科學，所以，被自己的文化忽悠了。可見，錯誤的價值判斷源於錯誤的事實判斷。
主體的價值取向必須以客觀事物的規律為根據。缺乏科學根據的價值取向必然導致失誤。中醫、風水、算命、測字、特異功能，都是地地道道的巫術，坑人不少。巫術意味着思維的原始懶墮，思維越原始懶惰的人，越阿Q般的驕傲自豪，特別自閉自尊自詡自信。這裡面的教訓是：立場決定是非，感情決定真理，簡言之，就是“信則靈”。我信它，它就有效，有用。我為什麼信它？因為我祖宗信它。這是出於祖宗崇拜的立場即祖宗就是真理。在這種祖宗崇拜的思維慣性下，什麼普世價值、自由民主都是天方夜譚。因為：任何對祖宗文化的批判都會被無理的拒絕，其萬能的遁詞是：批判者無知，不懂傳統文化。
儒粉洋說：當代的反孔者都是無知者，不懂孔子，是紅衛兵。其推理如下：“紅衛兵反孔，你反孔，所以，你是紅衛兵。”這裡的邏輯錯誤是，三段論推理的中項“反孔”都不周延。因此，其推理錯誤，結論必錯。孔天說：“秦始皇反過孔子，秦始皇壞，所以孔子好。”這就是巨嬰邏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典型的立場定是非。事實上，兩人打架，可能都是壞蛋；憑什麼說孔子好？由於傳統粉們無邏輯，任何新思想都會被他們扼殺。他們認為：批判中國的聖人就是無理，違反了孔子的“畏聖人”的教導。他們是思想上的懶蟲，連台灣、韓國的去中國化都看不見，還在吹噓東亞儘是儒。
有出息民族都敢於否定祖宗：以色列人在聖經里譴責祖宗犯罪，古希臘學生駁老師是風氣。西方以他們為榜樣，不斷否定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所以不斷進步。唯有漢人是古屍民族，阿Q般的拜祖宗，說中國文化最好。他們以原始為傲，叫“道法自然”，其實是“盜伐自然”，“盜吃自然”。中國人吃山吃海，無所不吃，吃壞了環境吃壞了胃……國人卻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其實，老子說的是王侯的感覺，他們是小國的主人；“民老死不往來”才是王侯的統治術，道家把民降到了豬狗不如的位置。狗都可以相互往來，民卻不行。以道為指引的中醫更把人當狗——狗走千里要吃屎，中醫千年屎做藥。可見，國人是散發着古屍味道的非理性民族。
0 shixin
第10樓10-27
一切事物都是邏輯推理。離開邏輯推理，必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0 夜嘯
第11樓10-28
中國特點有沒有，是什麼，為什麼，怎麼對待，怎麼與普適性的思想結合起來進行積極穩妥的改革改進，這一系列性的問題（命題）必須正視解答清楚。換句話也可以這樣說，不能無視忽視或否定中國的特點而去照搬照套那些淺層次的普世性（經濟、政治、社會等）方式，那樣的進途必然是不盡人意的。
將中國的問題集中到信仰和邏輯這樣的根本性問題上是很客觀中肯的觀點，符合各種各樣基本事實的周延性的演繹證明。更為深入的思考應該看到信仰和邏輯的本質要求以及具體表現方式，並將之廣泛印證於各個族群的觀念文化，包括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及革命文化，這樣才能清晰各種優劣存廢之所在了。
0 青衫浪子
第12樓11-02
好文章
taizhairen
第13樓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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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taizhairen
第14樓11-05
共產主義這一思想模式和社會實踐，越往東方走，越發殘暴和黑暗。比如，整體而言，東歐的共產黨明顯比西歐的共產黨更壞；在東歐共產集團內部，最東方的羅馬 尼亞齊奧塞斯庫政權帶有極端腐敗和殘忍的蘇丹式特點，讓捷克、匈牙利、波蘭等“軟化了的專制”望塵莫及；而在取得獨立地位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當中，地理位 置最靠西的波羅的海三國很快融入民主自由的歐盟的懷抱，地理位置最靠東的、若干帶有“斯坦”後綴的中亞國家，如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 哈薩克斯坦等國，卻仍深陷於獨裁暴政的奴役之中。
0 taizhairen
第15樓11-05
社會上罪惡的主因是人性惡，制度僅僅是次要的原因。
亞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圖的g餐主義時就指出，由於當今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私產社會中，他們發現這種社會裡有許多罪惡，便誤認為這些罪惡源於私產制，以為一旦實行弓餐，這些罪惡就可通通消除，人間就滿是和睦與情誼。殊不知這些罪惡源於人類的本性，決不是共餐制可以消除的。相反，弓產制只會使這些壞事更多。
越往東方走，越發黑暗。比如，整體而言，東歐的布黨明顯比西歐的弓餐黨更壞；在東歐弓產集團內部，最東方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政權帶有極端腐敗和殘忍的蘇丹式特點，讓捷克、匈牙利、波蘭等“軟化了的專制”望塵莫及；而在取得獨立地位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當中，地理位置最靠西的波羅的海三國很快融入民主自由的歐盟的懷抱，地理位置最靠東的、若干帶有“斯坦”後綴的中亞國家，如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 哈薩克斯坦等國，卻仍深陷於獨裁暴政的奴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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