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鉑、謝彥波、干政等這些當年最為耀眼的神童今歸何處

　　本報記者 李海鵬 7月1日上午，那些穿着短褲和球鞋的中年男人站在母校寬闊的草坪邊互相拍照。這是中國科技大學1978級少年班成員分別26年之後的首次班級聚會。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們溫和有禮，神態自信。他們中有一半以上來自國外，卻仍對這所學校頗感自豪，渴望着能為它做點兒什麼。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為校友基金會捐上幾筆款項，開辦幾場講座，以及為自己的班級樹立一塊價值10萬元的紀念雕塑。雕塑將刻有每個成員的名字，包括張亞勤，也包括寧鉑、謝彥波和干政。

　　不過，在他們身後的校史館裡，關於這個班級的陳列卻沒有這麼一視同仁。作為微軟亞洲研究院首席科學家，張亞勤的名字在陳列櫃中非常醒目。與此不同的是，在幾張有寧鉑、謝彥波和干政出現的圖片下面，他們僅僅被寫作了“少年班同學 ”。

　　這3位當年家喻戶曉的“神童”的命運，發人深思。

　　“那是寧鉑和謝彥波的時代”

　　從舉薦信發出的那一刻起，這命運就註定無法逆轉。

　　“那是寧鉑和謝彥波的時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國際投資公司董事長張樹新回憶說，“那時他們在整個國家都是絕對的明星。”

　　1978年，整個中國的報紙、雜誌、電視都在報道寧鉑。

　　據當時的報道，寧鉑2歲半時已經能夠背誦30多首毛澤東詩詞，3歲時能數100個數，4歲學會400多個漢字，5歲上學，6歲開始學習《中醫學概論》和使用中草藥，8歲能下圍棋並熟讀《水滸傳》。幾乎一夜之間，這個戴眼鏡的神奇少年為整個國家所熟知。

　　他被稱為“神童”。

　　受寧鉑影響最深的是當時的孩子們。這個超乎尋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龍的家長們，促使他們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壓力。相當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多麼平凡無奇。一些受到激勵的孩子效仿寧鉑，開始超前學習並跳級，另一些孩子則倍感壓力。

　　“當時父親拿着報紙，對我說，‘看看人家寧鉑，再看看你！’我立刻覺得，如果寧鉑願意做他的兒子的話，父親一定會把我像垃圾一樣丟掉。”多年以後，畢業於北大物理系的習路平回憶說，“那種痛苦、傷心的感覺我至今不能忘記。”

　　類似事例決非個案。寧鉑在1980年代早期的影響力是如此之高，以至20多年後，有人把他與張華、朱伯儒並列為當年的“時代人物”。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寧鉑父親的好友、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霖，致信當時兼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舉薦這位江西贛州八中高二級的少年天才。其時，中國百廢待興，舉賢正是要務。當年11月3日，方毅副總理批示當時為中科院下屬單位的中國科技大學：“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

　　中國科技大學派人到贛州考察寧鉑，準備進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為此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大學少年班。

　　當時聰慧的孩子並非只有寧鉑一個。“在贛州八中，當時就有許晉、潘辛菱和陳英3人與他不相上下。”當時的班主任余深貴回憶說。在中科大特別組織的考試中，排名第一的是許晉，寧鉑只考了第二名。

　　不過，這並沒有阻止寧鉑被公眾看成是“神童中的神童”。從舉薦信發出的那一刻起，這命運就註定無法逆轉。1978 年3月，寧鉑和謝彥波由此來到了中國科技大學。而其後25年中寧鉑不斷想要離開，卻始終沒有成功。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後來它被認為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等觀點在會議上重新提出。閉幕式上，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發表了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這一時期後來即被稱為“科學的春天”時代。

　　整個國家對科學的熱忱，使得對寧鉑的各種讚美也達到了最高峰。

　　1978年春天的一個早上，後來成為微軟亞洲研究院首席科學家的張亞勤在《光明日報》上讀到一篇報告文學。看完之後他激動了整整一天，然後又整晚沒有睡覺。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寧鉑的事跡。幾天之後，張亞勤跳了級。6個月後，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這一年最吸引讀者的新聞是，13歲的寧鉑與方毅副總理下了兩盤圍棋並獲全勝。報刊上發表了寧鉑在中科大校園葡萄架下讀書的照片，這個葡萄架很快就成了新生和外來客必須參觀的地方。在紀錄片裡，寧鉑率少年班同學仰望夜空、為同伴們指點星象的鏡頭留在了很多人的記憶中。

　　人們對寧鉑的興趣之濃厚，已使報紙的傳播能力不能匹配，他的故事甚至成為了手抄本的題材。

　　在這一年，就讀於安徽省廬江中學的干政看到了這些手抄本中的一份。在考入少年班之後，干政告訴老師，他是受寧鉑的影響才來到這裡的。他記得那份手抄本被太多的人傳閱，紙張又破又舊，邊緣卷了起來。

　　同樣，謝彥波也被“選中”了。“宣傳寧鉑是因為他最有名，”一位當年的少年班校友說，“宣傳謝彥波則是因為他年齡最小。”

　　很快，謝彥波天真的微笑、算術板書的背影，也出現在了媒體刊登的照片上。其後幾年中，中國科技大學的招生廣告上都有他的身影。儘管他還繫着紅領巾，又是一個畏懼與人交往的孩子，還是被安排經常參與各種各樣的“活動”。

　　相比之下，干政當時受到的宣傳並不多，不過這只是與寧鉑和謝彥波相比而已。在當時一本名為《神童的故事》的暢銷書中，就寫有“干政切瓜”的故事：當時少年班的招生老師提問干政，對一隻西瓜橫豎各切多少刀，那麼會留下多少塊西瓜 ——數字不斷上升，12歲的干政卻始終對答如流，直到招生老師驚其為天才。

　　許久之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寧鉑曾經說，自己是時代需要的產物。如今，謝彥波也持相似的觀點。

　　他們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來，他們決不會再讀少年班。

　　箇中原因，正是多年以來甚少公開過的事實：在那寧鉑與謝彥波的時代，兩個主人公自己卻忍受着苦悶的煎熬。

　　寧鉑的“逃亡”

　　25年中寧鉑不斷想要離開，卻始終沒有成功。

　　直到畢業之後很久，寧鉑還在不斷地回憶自己赴中科大報到前一天的那個上午。那天他被倪霖叫到了家裡——一切因倪霖的舉薦信而起。倪霖說，自己對他有兩點擔心。這兩點是：

　　1.寧鉑被捧得太高，如在天上，希望他自己能夠清醒認識；2.跟別的孩子不同，寧鉑早熟，早戀傾向嚴重，儘管他的父母都還沒覺察到這一點。倪霖警告說，如果寧鉑去招惹女孩子的話，那麼最終受害的將是他自己。

　　寧鉑在1994年說：“遺憾的是，那些年我幾乎把這些話給忘了。”

　　在寧鉑自己看來，青春期是把雙刃劍。比當時大多數孩子早得多，寧鉑11歲就進入了青春期。這使得他相對成熟，在學習時擁有比同齡人更強的自控能力。不過發育與年齡之間的落差，似乎又讓他備嘗苦悶的滋味。

　　他多才多藝，興趣廣泛，不僅擅長圍棋、中醫，還是張樹新組織的“星期天”詩社的成員。儘管如此，以當時中科大 11∶1的男女生比例，以及他的比別人更小的年紀，實現浪漫憧憬的機會還是相當渺茫。另外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是，他身材矮小，在女生面前的魅力值並不高。

　　真正的苦惱大約出現在16歲左右。“當時明顯地看得出來，他對女孩子感興趣，”張樹新回憶說，“但是他就那樣 ——我是寧鉑啊——不說，繃着。”

　　她對寧鉑的印象是，極端自尊，又極端自卑。不過，她相當欣賞寧鉑的一點：儘管看上去似乎不通人情，實際上他卻相當紳士。

　　對於當時的少年班來說，類似的問題並不典型。入學時謝彥波11歲，干政12歲，他們的青春期焦慮還要在幾年之後才能出現。

　　大多數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幫他們沖奶粉，有時還要為每人煮上一個雞蛋。除了白天的文化課之外，下午她還要給他們加上一節當時學校里還沒有開展的體育課。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們關燈。

　　即便是在“神童雲集”的少年班裡，寧鉑的聰明程度也讓大家欽佩不已。不過，他在課業方面的表現並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過了一般同學。然而外界的讚美仍在繼續，公眾意義上極具天賦的寧鉑形象從來就沒有被否定過。

　　“其實當時寧鉑就不行了。”27年後，當年的同學彭興說，“他的成績很一般，而且表現出來的性格很怪。”

　　儘管如此，一條通往聖殿的道路一直鋪到了寧鉑和謝彥波的面前。這座聖殿就是在當時中國科學界紅極一時的理論物理。

　　寧鉑、謝彥波和干政3人的專業都是理論物理。干政顯然適合這一領域，CUSPEA考試的優秀成績就是證明；謝彥波的天賦更為明顯，甚至在很多年裡被周圍的人半開玩笑地稱為“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相比之下，寧鉑與物理學的結緣卻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錯誤。

　　在贛州八中時，寧鉑的物理成績就在各科目中較弱，更重要的是，他對它缺乏興趣。

　　入學一年後，少年班學生開始選系。寧鉑告訴汪惠迪老師，“科大的系沒有我喜歡的。”汪惠迪幫寧鉑打了一份報告，請求調到南京大學去學天文。這是他第一次試圖離開科大，也是失敗得最乾脆的一次。“因為科大不願意放走這個名人。” 如今汪惠迪說。

　　她把報告交給了教務處長，報告立刻就駁回了，原話是，“既來之，則安之。”

　　對天文學的愛好受阻之後，寧鉑把它轉向了對神秘主義“星象學”的研究。在中科大內部，寧鉑的“怪異”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彭興覺得，寧鉑後來對宗教和氣功的執著似乎與這一時期的愛好也有關係，“當時他就神神道道的。”

　　離開少年班16年後，寧鉑曾私下回憶說，自己當時的痛苦主要還是來自於輿論的過分渲染。

　　“在很多場合，人們要求我七步成詩。”他說，“那時我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孩，長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順從、克己復禮，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內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壓抑自己的個性中度過的。‘神童’剝奪了我許多應該享有的生活和娛樂的權利。”

　　本科畢業之後，他留校任教，並在19歲成為全國最年輕的講師。不過，這已經是他能創造的最後一個記錄了。

　　1982年他第一次報考研究生，但報名之後就放棄了考試。第二次，他前進了一步，完成了體檢，然後放棄了。第 3次，他又進一步，已經領取了准考證，但是在走進考場的前一刻又退縮了。後來他對別人解釋說，他是想證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樣才是真正的神童。不過汪惠迪以及身邊的很多人卻認為，他只是過分地恐懼失敗。

　　在第3次退縮時，學校的一位老師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聲稱，再逼的話他就逃跑。

　　寧鉑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學科的研究，卻把大量時間用於圍棋、哲學和宗教。 1980年代後期，在科大天體物理系的課堂上，他開始向學生詢問托福考試的情況。1989年、1990年、1991年，他連考3次托福，均未過關。 1988年結婚之後，他練習氣功，吃素，與常見的生活習慣漸行漸遠。1993年，因為與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門，四處遊蕩了半個多月。這之後兩年間，他一度下海，最遠跑到了海南，最終卻不得不回到科大。

　　1998年，寧鉑參與了一次央視“實話實說”節目，探討“神童教育”。當年的一則報道說：“節目錄製期間，寧鉑頻繁搶過話筒發言，語速很快，情緒激烈，猛烈抨擊‘神童教育’。周圍觀眾不時發出笑聲，很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童寧鉑。”“第一神童”的傾訴已經無人傾聽，屬於他的時代徹底煙消雲散了。

　　2002年，寧鉑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敗。

　　再一年後，他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