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生的缺陷

　　在朋友們面前，謝彥波健談而放鬆，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與決定其命運的人相處。

　　彭興生於1963年1月，入學時16歲，是少數的幾個超過15歲年齡限制的學生之一。入學之後他接受的任務之一就是“看着”謝彥波。

　　謝彥波年齡小，自理能力差，自視甚高，尤其不懂如何與人交往。入學時他剛剛11歲，此前只有小學5年級的人生經驗。在中國科技大學流傳甚廣的一個傳說是，第一次走進校門時，他還在滾動一隻鐵環。

　　謝彥波受到困擾的時間要比寧鉑晚得多。他回憶說：“在少年班的最初階段我年齡還小，對外界的宣揚沒什麼太多的感覺。”第一個學年過去後，打牢了基礎的謝彥波選擇了物理系。從此，這個繫着紅領巾的大學生的潛在天資得到了充分表現，一路成績驕人，直到畢業。

　　不過，從入學時起，老師和同學們對謝彥波的擔憂就從沒消散過。

　　“人際關係這一課，心理健康這一課，整個班級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問題就尤其嚴重。”汪惠迪老師說，“他們在上學時沒能養成好的心態，沒有平常心。這種缺陷不是一時的，而是終生的。”與此對應的是，一些當年的少年班成員承認，他們至今仍缺少人際關係方面的能力。“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少年班同學秦祿昌說，“一旦過了那個年齡，這一課就永遠補不上了。”

　　在朋友們面前，謝彥波健談而放鬆，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與決定其命運的人相處。 1982年，謝彥波提前一年大學畢業，15歲在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跟隨於淥院士讀碩士，18歲又跟隨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院士讀博士，被看好在20歲前獲得博士學位。不過，這段最為春風得意的時光，卻成為他人生轉折的開始。

　　“他沒能處理好和導師的關係，博士拿不下來，”汪惠迪說，“於是轉而去美國讀博士。”

　　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謝彥波可謂因禍得福，得以跟隨大名鼎鼎的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學習，後者在1976年因為在凝聚態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在沃德羅普的著作《複雜》中，這位教授被描述為一個深邃而傲氣的人。

　　對安德森來說，謝彥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無法容忍之處，那就是比他本人還要傲氣。

　　“我的論文不討他的喜歡，”謝彥波說，“寫的是他的理論的不對。”

　　在普林斯頓的中國同學圈子裡，謝彥波與導師不睦，漸漸成為公開的秘密。

　　本來，事情並非毫無轉機，可是恰在這時，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北大留學生殺死美國教授事件。當人們意識到應該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時，謝彥波被懷疑為潛在的危險。中國科技大學的一位副校長決定讓謝彥波回國，這意味着後者的留學生涯的結束。這件事情後來在中科大內部爭議頗多。

　　此前有傳聞說，謝彥波曾用手槍或菜刀威脅過安德森。記者就此向謝彥波求證，他神情自然地予以否認說：“那我沒有，我沒有。”

　　同樣鎩羽而歸的還有干政。他與謝彥波的軌跡驚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頓，都是學理論物理，都是與導師關繫緊張。

　　回國後，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師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讀博士。令大家驚訝的是，干政拒絕了。幾年之後，在家賦閒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這一次科大沒有同意，當時科大聘用教師已有新規定，博士文憑是必要條件。

　　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師還勸干政再去讀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讀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時間還找不到一份工作。

　　這一年的努力最後也化為了泡影。在此期間，他的精神疾病時好時壞。最終，干政被自己禁錮在了與母親共同居住的房間裡。

　　相比之下，謝彥波的“運氣”要好一些。他以碩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師的工作。很快他結了婚，沒有什麼積蓄，分到了一套樓下總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續不斷的煩惱中，用了將近10年的時間，“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才結束了往日的夢想。

　　做不成普通人

　　寧鉑的夢想之一就是做個“普通人”。如今看上去，這一夢想已經難以實現。

　　多年以後，每當談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張亞勤，以證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少年班同學彭興認為，後者的成就恰恰得益於當年的默默無聞。

　　“其實他和謝彥波的情況差不多，剛來的時候年紀都小，基礎都不行，跟着課程都很吃力，但是天分比較好。”他說，“他們倆的差別，就在於謝彥波被宣傳得太多，心理壓力大，人也容易張狂。張亞勤受到的宣傳就很少。”

　　對於3位“神童”的人生路，當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難過，但是並不覺得意外。“當時各個方面的因素，宣傳、壓力、體制、教育方式，都對這幾個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說，“可是，我們眼看着一切發生卻無能為力。”當時她不希望這幾個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報道，也一再告誡他們一定要把自己當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個年代需要一個寧鉑去喚醒人們對於教育和科學的重視，這種需要形成巨大的壓力，最終卻壓垮了寧鉑。”秦祿昌說。

　　當年的秦祿昌在那個著名班級里不受矚目，如今則在美國北卡大學物理系和材料系擔任教授，因其國際領先的研究成果而被稱為“納米博士”。

　　在6月30日的同學聚會上，有些當年的少年班同學說，這也許是人生的宿命，因為3位面臨問題的昔日神童在童年時期都曾經表現得比較孤僻。不過，立刻有人反駁說這不是問題，“就本來的性格來說，少年班裡有幾個開朗外向的？”

　　當年的少年班同學，如今供職於舊金山議價金融機構的裴益川說，人生路上變量太多，很難說清楚什麼才是寧鉑等人的麻煩的真正製造者。

　　“也許我們看到的都是皮毛呢？”他說，“也許這是高智商群體中必然出現的宿命呢？”

　　程陸華的看法與此接近。她是寧鉑的前妻。她也相信，造成寧鉑等人的問題的因素是無限複雜的。正因為這一原因，在前些年，她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反對矯枉過正，與前夫的思路一直存在分歧。她像別的家長一樣，要用約束的、規劃的方式培養孩子。寧鉑則堅持，決不應該設計孩子的未來，應任其自由發展，哪怕孩子最終只能做個普通的人。他對孩子惟一的教化是，不以自我為中心，要真正地去愛人，關心人。

　　實際上，在成年之後，寧鉑的夢想之一就是做個“普通人”。如今看上去，這一夢想已經難以實現。

　　張樹新說，寧鉑等人的麻煩，恰恰在於沒有人會把他們當做普通人看待。實際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後，一些媒體報道寧鉑“只成為了一位講師”之時，眾人的嘆息仍然基於這位“少年天才”擁有着傑出稟賦這一前提。

　　9年之後，情況又大不相同。如今人們已經忘記了追問寧鉑、謝彥波和干政的去向。他們的名字幾乎不再出現在新聞之中。即便是寧鉑的父親寧恩漸，也已經放棄了過去的所有幻想。他現在的期望只是，兒子能夠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寧鉑還在學習，他還沒有完蛋。”這位父親倔強地說，“我相信他有一天會回來的。”

　　寧恩漸拒絕透露兒子的行蹤，因此記者最終也沒能找到寧鉑。在網絡上搜索他的相關信息，同樣沒有任何線索。

　　只是在一家網站上，記者找到了寧鉑建立的一處同學錄，成員只有孤零零的一個，就是他自己。網站記錄的建立時間表明當時他已出家為僧，不知身在何處。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