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是我自己抬不起頭來，是我們整個家族都抬不起頭來啊。”

　　即使在其母校的校園內，關於寧鉑的信息也多不確切。他在近代物理系的一位前同事告訴記者說，寧鉑出家去了雲南。另一位老師則說，他去的是峨嵋山。事後記者向寧鉑的父親求證，兩種說法都被否定。在近代物理系，更多的寧鉑前同事們持一種避諱的態度，不願提供有用的線索。

　　5月19日，記者找到了寧鉑出家前位於中科大北區的住所，不過很快就被鄰居告知，寧鉑的前妻程陸華早已搬走。記者通過程陸華的一位好友的父親，輾轉拿到了她的電話號碼。很顯然，他們的態度非常警惕。

　　次日，在中科大東區附近的一家飯店裡，記者見到了程陸華，同來的還有她與寧鉑的兒子。這位戴着漁夫帽的母親始終保持着禮貌的微笑，幾經勸說之後，終於同意坐下來吃完午餐，但是拒絕回答記者的任何問題。

　　“我只想過平靜的生活。”她說，“已經過去的事就別再提了。”

　　對她來說，平靜的生活指的是，自己對物質生活要求不高，收入不多，但帶一個孩子也夠了。搬離中科大北區內的宿舍，在離學校很遠的地方買房，遠離人們的議論和注視。不再婚，至少暫時不作考慮。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不接受任何採訪。一年前，她拒絕了鳳凰衛視“魯豫有約”的約請。她說，也許自己老了的時候會說出過去的一切，但是現在還沒有心理準備。

　　她的孩子在中科大附中讀初三，顯而易見的特徵是非常有禮貌，記者每次勸他吃菜，都會得到一聲鄭重、洪亮的“謝謝”。男孩的長相頗有乃父之風，個子不高，額頭碩大。在母親談及父親的時候，他安靜地喝下一杯又一杯飲料，保持着與母親一模一樣的笑容。

　　“寧鉑的事情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程陸華說。

　　在嫁給寧鉑之前，程陸華是他當年的眾多崇拜者之一，曾與其通信聯絡達數年之久。對於 1980年代早期的追星青年來說，這是非常自然的舉動。不過在寧鉑的少年班同學們看來，這恰好體現了二人在文化和地位上的差距。因此，幾位少年班同學猜測說，程陸華對於“時代悲劇”的體會更多地來自她自己的遭遇，而非來自寧鉑的命運。

　　“對於女性來說，寧鉑本人並不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她嫁給他，也許沖的就是他的名人身份，頭上的光環。可是後來這一切突然幻滅了。”他們說。

　　在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裡，關於前夫的事程陸華說得很少，對於記者提起的話題也很少響應。相比之下，她更願意談論合肥的風景名勝。

　　她表示，自己對寧鉑的現狀一無所知。“很久沒有聯繫了。”她說。

　　出家之後，寧鉑確實切斷了與俗世的聯繫，除了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寧恩漸與兒子一樣，也在躲避着原本熟悉的世界。

　　在電話中，江西冶金學院的幾位老師先後告訴記者，寧恩漸離開了贛州，“據說”去了杭州，大多數原來的熟人都沒有得到新的電話號碼。後來證實，寧恩漸確實移居杭州，住在女兒家裡。最終，記者詢問到了他新的電話號碼，但剛剛在電話中提出採訪意圖，立刻就遭到拒絕。記者隨後趕赴杭州，不過對於尋找寧鉑來說，此行仍舊毫無成果。

　　寧恩漸在電話中第二次堅決地拒絕了採訪要求，如其所說，只是出於“對善意的回應”，對記者講述了一點兒寧鉑的大體現狀。

　　在6月，寧鉑受邀到湖南一帶的幾個寺院裡講授佛學。在父親和姐姐的幫助下，寧鉑購買了電腦，隨身攜帶。他可以上網，偶爾通過網絡與父親聯絡，有時也談談自己的一些想法。這台電腦還被用於編寫一些佛學文章以及相關“教材”。

　　在昔日的同學中，有傳言說寧鉑在佛學方面頗有造詣，如今“已經是高僧”。寧恩漸對此說，兒子只能說“取得了一點兒成績”。很明顯，這位父親對於宗教世界中的前途並不認可，在談話中語氣沉痛，多次嘆氣。

　　他還在希望兒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科大工作，但是與此同時，他又對科大充滿了不信任，矛盾之下只好盡力不去想未來的事。他承認，自己不得不追隨着兒子，在逃避中度日。

　　“離開贛州就是為了離開老環境。”寧恩漸提到了自己作為父親的羞恥感，“現在不是我自己抬不起頭來，是我們整個家族都抬不起頭來啊。”

　　事實上，干政逃避得更為徹底。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究竟住在哪裡，相當多的科大老師，包括謝彥波和當年少年班的第二任班主任朱源，都錯誤地認為干政已經回到安徽省巢湖市老家。5月18日，記者就此趕赴巢湖市，試圖通過巢湖市公安局的搜索系統查找，最終一無所獲。

　　事實上，干政的隱居地就在合肥，在一處離中科大東區不遠的居民小區，多年來與母親相依為命，幾乎與世隔絕。

　　5月21日，他拒絕了記者的見面約請。事實上，干政幾乎不見任何人。在7月初的同學聚會期間，昔日老友們多次與之聯絡，希望“見個面或者吃頓飯”，同樣遭到了他的拒絕。在聚會次日的座談中，老友之間交換了一些關於干政的零散信息，不過，聚會召集人之一的王永教授決定，那次座談“謝絕任何外人參與”，具體情況因此不得而知。

　　“我的生活天天如此，沒有工作，非常單調，沒有任何好說的。”干政在電話中對記者說。

　　外部世界沒有關於干政的消息，干政也沒有外部世界的消息。當記者告訴他寧鉑已經出家了時，他說：“是嗎？我不知道。”語氣平淡，似乎在意料之中。

　　“破案”者

　　“我必須破案，”他一再重複說，“我要跟他們fight。”

　　謝彥波同樣不知道寧鉑的行蹤，儘管他們是多年好友。在連續3次推託之後，謝彥波終於同意與記者見面。

　　這位39歲的副教授似乎完全不懂如何與陌生人打交道。記者剛剛走進他家，謝彥波立刻以相當突兀的動作，把一個盛滿濃茶的大瓷杯塞到了記者手裡。由於這一動作沒有伴隨任何解釋，記者不得不花了一段時間，才意識到這是主人的待客之禮。從客廳陳設的簡單程度看，這裡很少有正式的客人到來。謝彥波在空蕩蕩的客廳中央擺好兩把木椅，然後自己在其中一把上面坐下來。

　　整個場面顯得非常嚴肅。當記者也坐下去的時候，感覺就像是在參與1950年代的元首會談。

　　類似的表現，確實會讓人聯想到天才的某些特質。在少年班時期，謝彥波一向以知識豐富著稱，但自理能力之差才是更為顯著的特色。從童年時期起，他就有諸多奇特的表現，比方說，他似乎會以另外一個身份旁觀自己。那時他從不說“我” ，而是像別人一樣稱自己為“彥波”。餓了的時候，他對媽媽講的話似乎是在說另外一個孩子，“彥波要吃飯”。

　　當類似的特徵出現在39歲的中年人身上時，問題就放大了。謝彥波如今頗為苦惱。

　　“跟別的同學比，我算混得比較慘的。”他承認說。不過他又表示，這其實沒什麼。“關鍵問題是，別人總是知道我是怎麼想的，這就讓我很吃虧。”

　　在此前的電話中，他也一再向記者重複，別人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對他而言，這種感覺意味着，自己的思維可以被別人察覺，無論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小的想法，還是科研領域裡的一個靈感。結果是，他在科研上無論取得什麼突破，都會被別人捷足先登。別人想竊取什麼的話，就像在自己抽屜里拿出一隻鑰匙扣那麼簡單。更多的困擾來自於日常生活。他感到自己成了透明人，而別人都深不可測。

　　謝彥波承認，這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但是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次數太多了，”他說，“我注意了多次，都是這樣。 ”

　　在記者的堅持下，他舉出了一個例子。他說：“比方說，有天晚上我在電腦上出現了一個運算錯誤，本來誰也不應該知道，可是第二天我去上班的路上，就有個人看了出來。那人走過我身邊，沖路邊吐了口痰，他用這種方式責備我。”

　　當那人吐痰與他的運算錯誤之間的必然聯繫受到記者的質疑時，謝彥波猶豫了一下，表示自己也不是特別肯定。

　　記者認為這種不自信是個好的徵兆，於是委婉地建議他“也許該去看看心理醫生”。謝彥波略顯緊張，不過立刻說了聲“謝謝”。

　　他說，他的母親也曾給過他相同的建議。事實上他去看過心理醫生，但是醫生“沒說出什麼來”，使他覺得沒有必要再去。

　　“我也覺得自己的心理有點兒問題，”他說，“不過當務之急還是我的計算工作。”

　　在中科大近代物理系，謝彥波向學生們講授群論和廣義相對論。不過，他本人對物理這門學科卻越來越懷疑。過去他認為科學是神聖的，但是最近幾年來，他開始懷疑整個科學體系。他試圖查找一些漏洞，進而證明科學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他正在從鐵接觸磁鐵後會產生磁性的問題入手。他認為，如果用現有的理論加以推導計算，並保持過程的誠實的話，那麼計算出的磁性應該比實際的磁性小。這意味着，要麼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了磁鐵，要麼現有的關於磁力的理論一直存在錯誤。如果問題在於後者的話，那麼又可以說明，科學一直就是一種充滿謊言的學問。

　　因此無論哪種可能得到證實，謝彥波的這份私下裡的工作都可以促使自然科學瓦解。更重要的是，它還將證明人們一直在欺騙他，尤其是那些科學界的人。

　　“我就是想向他們要個說法，”他以一種被冤屈者的倔強說，“有時我覺得自己像秋菊似的。”

　　幾年來，他在使用計算機進行相關計算。他說，主要的工作是寫程序，不需要什麼創造性，但是很煩瑣。他孤軍奮戰，無人幫忙。“系裡的同事都勸我不要搞這個，他們也沒說為什麼。”他說。

　　在記者詢問他有沒有什麼可以信任的人時，謝彥波回答說，沒有。有幾個學生在幫助他計算，但是他一直擔心學生在程序里故意加些東西，破壞他“破案”。

　　“破案”是謝彥波對自己這種計算的一個叫法。另一種叫法是“鬥爭”，或者其英文“fight”。

　　如果他確有心理問題的話，那麼一個好現象是，他對自己的各種想法缺乏信心。“其實我也不是很確信這些。”在受到質疑時，他常常會主動退縮，“我也覺得自己這麼做挺無聊的。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在浪費時間。”

　　就一個中年人來說，他有着一種淳樸而純真的笑容。放鬆下來時他的聲音很有中氣，站在窗口叫女兒的名字時，也頗有父親的慈愛與威嚴。

　　不過，在心底里，他的惶惑與憤慨同樣多。“我必須破案，”他一再重複說，“我要跟他們f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