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地區大多具有“地處邊遠山區，基礎設施滯後，經濟發展緩慢，文化教育落後”等特點，也極易成為邪教發展蔓延的地區。因此，加強對“全能神”、“門徒會”等邪教在貧困地區活動情況的調研，掌握冒用宗教名義邪教在貧困地區活動特點及規律，加大貧困地區反邪教工作力度勢在必行，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

　　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加快精準脫貧步伐的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要動員全黨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而貧困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滯後，往往給邪教以可乘之機。筆者在一個邊境州市工作調研中發現，2016年某縣查處的39名“門徒會”邪教人員，其主要是受“門徒會”邪教小恩小惠的誘惑，被其能防病治病甚至能不勞而獲等歪理邪說的蠱惑而誤入歧途。在邪教活動較為突出的貧困地區開展精準扶貧工作，一定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脫貧與“脫邪”相結合，把治貧與治愚相結合，讓群眾經濟富起來，精神上強起來，崇尚科學，反對邪教，讓邪教無處藏身。

　　二是加強源頭治理，強化基層基礎工作的需要。我們應清醒地看到，當前，貧困地區的反邪教工作，特別是反邪教宣傳教育仍是“短板”，群眾識邪能力弱、防邪意識差等問題依然突出。筆者在調研中發現，某縣在2000年開始，受召某某的蠱惑，其冒用佛教名義，利用民族習俗，非法建蓋小廟堂多達20處，在群眾中搞所謂的“民間信仰”活動，傳播歪理邪說，嚴重干擾了當地群眾的生產生活，當相關部門依法予以取締時，還有部分骨幹人員公然進行非正常上訪鬧事。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強貧困地區反邪教基層基礎工作，強化源頭治理，突出抓好反邪教宣傳教育，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識邪防邪反邪的意識和能力。

　　三是占領思想文化陣地，扶貧先扶智、治貧先治愚的需要。邪教在社會中的滋生蔓延不僅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密切聯繫，更與廣大群眾的科學文化素質密切相關。社會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平影響着人們對各種新事物的理性鑑別力和判斷力。相對來說，文化素質較高的社會群體，由於科學知識比較豐富，識別邪教能力較高，抵禦邪教能力也較強；反之則較弱，因而被邪教裹脅的可能性就較大。筆者在工作調研中發現，在偏遠山區特別是邊境農村地區，思想文化陣地建設往往滯後，基層組織活動場所少，群眾文化活動貧乏，辨別是非的能力又弱，區分不了宗教、邪教和封建迷信，邪教往往就乘虛而入。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強貧困地區的思想文化陣地建設，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建、精神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的引領作用，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貧困地區人民群眾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扶貧先扶智、治貧先治愚，才能有效防範邪教在貧困地區的發展蔓延。

　　四是因地制宜，推動探索貧困地區反邪教工作的需要。貧困地區往往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各民族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具有差異，表現在文化上就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面對現代各種思潮和文化的衝擊，由於諸多因素的影響，造成了信息的非對稱性和不完整性，也必然影響着人民群眾鑑別真偽的能力，在科學與偽科學、真理與非真理的問題上缺乏理性思維的支撐，而一些人注重的是實際和實惠，並抱有很強的感恩圖報心理。這也成為一些冒用宗教名義邪教組織能夠在貧困地區發展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深入研究和探索在貧困地區開展反邪教工作的方式方法，堅決遏制 “門徒會”、“全能神”等邪教組織在貧困地區的發展蔓延。

　　五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妥善處理依法管理宗教與打擊處理邪教的需要。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各個民族宗教信仰的形態複雜多樣。長期以來，各種形態的宗教同時並存於不同民族之中，與各民族社會思想文化、風俗習慣、道德倫理緊密聯繫在一起，成為這些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在調研中發現，某邊境州市12個少數民族分別信仰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依法登記的活動場所近500處，分布於全市71個鄉鎮，有信教群眾30萬餘人，民族宗教信仰影響面廣，情況複雜。妥善處理依法管理宗教與打擊處理邪教的關係，直接影響到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關繫到廣大貧困地區的安定和諧，關繫到各民族同步實現小康。因此，在反邪教工作中，必須牢固樹立法治觀念，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推動工作。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振奮人心、催人奮進！讓我們共同攜手，堅決剷除邪教這只在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攔路虎”，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提供堅強的思想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