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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剛:世界發展經濟學之父
送交者: kdno1 2005年07月27日13:55:56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打開《學海扁舟——張培剛學術生涯及其經濟思想》一書,竟然發現了一連串的驚奇:在國內的經濟學大家吳敬璉、厲以寧、董輔礽等都紛紛寫下文章,表達了對張培剛的尊敬和對他學問的敬仰。

  張培剛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憑藉在哈佛讀書時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獲得了世界發展經濟學奠基人的尊稱。而作為中國人,在世界經濟學領域能夠自成體系的可謂第一人,也是惟一的一個人。

  1929年,張培剛考入武漢大學文預科,在武漢大學的歷史上是著名的“四個一”學生:畢業時成績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試全國第一;第一個拿到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第一個中國人獲得哈佛大學最高獎——威爾士論文獎。他也因此成為世界上惟一一個獲此獎項的東方人。那年張培剛32歲,當年與他同獲該獎的是另外一個重磅級人物薩繆爾森。

  1941年8月,張培剛進入哈佛大學。他選擇了《農業與工業化》為博士論文題目。張培剛在哈佛的圖書館裡申請了不足6平方米的空間,閱讀了德文、法文、英文參考書200多本,涉及到的經濟學家180餘人以及當時經濟學的主要論著。張培剛用了9個月的時間完成論文。答辯時,張培剛只用了一個小時。

  1946年,張培剛從哈佛大學畢業時,張伯倫曾邀請他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論付諸實踐的張培剛還是決定回國,應武漢大學邀請擔任武大經濟系主任。在“文革”中,張培剛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長年與專業無緣。“文革”結束後,張培剛才在華中這所工科院校里開設了經濟學專業。

  張培剛是最早把西方經濟學(即市場經濟學)介紹到中國的人。經濟學家胡鞍鋼評價說,張培剛的理論為中國改革開放做出了鋪墊。1990年,清華大學的梁小民教授把當年劉易斯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增長理論》翻譯成中文,相比之下,劉易斯主張通過工業化來實現經濟發展,那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發展工業的。但是,張培剛的書是把農業作為產業的一個部分,他所要求的不是犧牲農業發展工業,而是把農業和工業作為整體來發展。後來劉易斯也作了反思,劉易斯說,“過去我太重視工業了,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看來這是錯誤的。”

☆ 發展經濟學創始人在你們中國,那就是張培剛先生

  在國內知道經濟學家張培剛的人不多,在他的名字前面也只有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這個頭銜。但是提到張培剛的時候,許多我們熟知的著名經濟學家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厲以寧說:他是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這個在國內經濟學界是沒有爭議的,因為他是最早建立適合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人。胡鞍剛說: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們國家是南有張培剛先生,北有馬寅初先生,他們倆都是對中國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知識貢獻的人。高鴻業說:我們中國經濟學界把他稱作為“發展經濟學之父”,我覺得至少應該是這樣。50年代我在美國伯克利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時,在老師給的參考書目中,我意外發現了有一本是中國人張培剛寫的《農業與工業化》英文本,那是惟一的一本中國人寫的書,這是很不尋常的。梁小民說:有一次來華講學的一位世界銀行的著名經濟學家錢納里(Hollis B. Chenery)跟我們講,你們都以為劉易斯(W. A. Lewis)和舒爾茲( Theodore W. Schultz)是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實際上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在你們中國,那就是張培剛先生。譚崇台說:培剛同志這個人我是很了解的,學術上他是第一流的,外語他是第一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人品是第一流的。

  讓國內外許多著名的經濟學者為之脫帽致敬的張培剛先生,今年(2004年)已經91歲了。在他正當壯年、最富創造力的那三十多年中,卻只能放牛、種地、蓋房子,這幾乎使張培剛成為了一個被歷史湮沒的人。所幸,改革開放給了這顆被塵封多年的珍珠最後一次閃耀光芒的機會。

☆ 這個獎就相當於諾貝爾獎

  91歲的張培剛現在每到周末都和全家人一起去吃麥當勞,跟他特別的生活方式一樣,年輕時他就創造着各種第一,並因此成為武漢大學歷史上的傳奇人物之一:畢業時學習成績全院第一;三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試全國第一;第一個獲得哈佛大學最高獎——“威爾士”博士論文獎的中國人。這個獎被經濟學界尊稱為小諾貝爾獎,使張培剛獲獎的是他在哈佛大學求學時寫的那篇博士論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農業與工業化》)。

  1941年考取庚款公費留美之前,張培剛曾經在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進行了6年的農村經濟調查研究,這為他的博士論文寫作提供了重要而詳細的材料。他的老師看到他厚厚的資料時曾說,這些稍加修改就是一篇很好的博士論文。但張培剛堅定了自己青少年時代立下的實現民富國強的志向,決心探索貧窮落後的中國怎樣才能走上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可行途徑,於是他選擇了如何使農業國走向工業化這個題目。張培剛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裡申請了一個不足6平方米的地方,付出了大量的精力,除了用一年的時間大量看書、摘錄和做筆記、做卡片外,又用了10個月的時間寫成英文版的《農業與工業化》。1947年,論文獲獎,張培剛當時正在武漢大學任教;與他同樣獲得過威爾士獎的,還有後來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扛旗人的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

  張培剛獲獎的消息傳到國內後,擔任他公費留美考試的指導老師、我國著名經濟學大師陳岱孫先生不無感慨地說,當年自己的博士論文也曾入選威爾士獎,但是最終被他的同班同學張伯倫(Edward H. Chamberlim)獲得,今天他終於看到一位中國的留美學生獲得了這個獎。當年與陳岱孫先生競爭的那位同學,正是張培剛在哈佛大學的老師兼經濟系主任張伯倫。1946年,張培剛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在聯合國工作,他的兩位導師布萊克(John D. Black)和厄謝爾(A. P. Usher)曾邀請他回哈佛大學任教,但一心想在中國把理論付諸實踐的張培剛還是決定回國。他毅然辭去了聯合國的職務,再次回到母校武漢大學擔任經濟系主任。1949年,張培剛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被列為“哈佛經濟叢書”第85卷,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來被世界很多著名大學的經濟學專業列為指定參考書。

☆ 我就想如何能讓農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1913年,張培剛出生在湖北省紅安縣。在他的記憶里,小時候村裡的孩子們比誰家富裕,就在吃飯的時候,在門前塘岸上把飯碗裡的菜葉扔到水塘里,看誰家的菜葉泛起的油花多,就說明誰家富裕。比的結果,大家的油花都不多。張培剛從小學習成績非常好,1925年春,11歲半的他考入董必武任校董兼國文教師的武漢中學。1929年春,15歲半的張培剛作為班上最小的學生,跳過高中,直接插班考入武漢大學的文科預科班一年級下學期。在武漢大學的檔案館裡至今還保存着張培剛考入武大預科時的報名表,而當年武漢大學的文科預科班只錄取了張培剛一個人。1930年,張培剛順利地考入武漢大學經濟系。當時的武漢大學集中了一大批國內知名的教授,比如周鯁生、楊瑞六、皮宗石、任凱南、劉秉麟、劉博平、陳登恪、袁昌英等等,使他在大學時期打下了堅實的國語、外語和專業基礎,至今他仍然懷念母校的這些恩師。他也還記得1941年秋,當他進入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經濟系學習時,正是經濟系的極盛時期。教師陣容空前整齊,名家匯聚。蜚聲國際經濟學界的大師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張伯倫(Edward H. Chamberlin)、布萊克(John D. Black)、漢森(A. H. Hansen)、厄謝爾(A. P. Usher)、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和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里昂暢夫(Wassily W. Leontief)等等,在大師們的指導下,使他視野開拓,知識加深,受益豐厚。張培剛總結說:如果沒有國內外大學這些老師們的教導,如果沒有我青少年時期在農村的親身經歷和生活感受,沒有武漢大學畢業後走遍國內數省、先後6年的實地調查,特別是如果沒有一顆始終熾熱的愛國之心,我是寫不出《農業與工業化》這篇博士論文的。1946年,32歲的張培剛,已於上年冬在哈佛大學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到武漢大學經濟系任教。在他的號召和影響下,一批留美的同學和朋友隨他回到武大任教,其中包括現在依然在武漢大學經濟系的譚崇台教授。那時的武漢大學經濟系,在全國可謂盛極一時,大有超過當時國內經濟學的頭號學府南開大學之勢。很多學生報考武漢大學時,都是看了招生簡章上關於張培剛的介紹之後慕名而來的。以這樣的知名度,1948年張培剛應聘擔任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顧問兼研究員,他是委員會中位居第四的高級官員。

☆ 我回來是共赴國難的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張培剛放棄了聯合國月薪600美金的高級官員的職務,從泰國曼谷再次回到了武漢大學。但他沒想到的是,第二次回國揭開的竟是他日後近30年曲折人生歷程的序幕。新中國成立後,在經濟政策上開始模仿蘇聯模式大力發展重工業,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建設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工業項目。為了適應工業發展對人才的需要,國家決定在武漢建立一所工學院。於是武漢大學原來的工科院系與中南五省所有的工學院合併在一起成立了華中工學院。這時張培剛在北京馬列學院學習了一年,還差一年半卒業,有人就推薦張培剛擔任包括華中工學院在內的三院建校籌委會委員兼基建辦公室主任,於是一紙調令從此改寫了他的人生軌跡。當上基建辦主任就意味着張培剛要整天與沙石磚瓦為伴,干與他的專業毫不相關的工作——蓋房子。張培剛首先要為新建立的華中工學院選校址,選中的地方曾是武昌城東郊區的一片農田和墳場。作為7000多工人的工頭,張培剛不僅要為工程申請水泥沙石,還要勸農民搬家遷墳。1954年,張培剛與夫人譚慧在工地工棚里結了婚。在張培剛當基建辦主任的1956年,兩位智利的大學教授來到北京,一下飛機他們就找Peikang Chang(張培剛),中國外交部門的工作人員聽成了“背鋼槍”,於是四處打聽一個背着鋼槍的人。後來經張培剛在哈佛大學的同學、北大教授嚴雲賡指點才得知,peikang chang是張培剛的英文名,張培剛在武漢。當兩位學者風塵僕僕地趕到華中工學院時,張培剛正在工地上幹活。

☆ 戴個眼鏡有點知識的農民

  常年在工地上的勞作使張培剛的身體越來越差。據夫人譚慧回憶:他幾乎一天到晚都在工地上,那時心情也不好,加上工作累,後來經過檢查才知道得了肺病,留下了鈣化點。1957年國家開始進行整風運動,張培剛在自我反省中說,自己搞基建是不務正業,於是學校把張培剛調到了政治經濟學教研室。而那時作為政治課老師首先要接受教育,所以張培剛又被下放到湖北省紅安縣的建蘇公社勞動。雖然張培剛當年在公社住過的宿舍和集體食堂現在只剩下了殘牆,但是村裡的老人至今還記得那個帶着眼鏡好像領隊模樣的張老師。在建蘇公社,除了白天勞動,晚上張培剛就在水塘邊的大楓樹下教農民識字。村民現在還記得,村里常用的獨輪車最難推,但是張老師竟能一下子推動幾百斤重的糞車。

  1958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第一大關係就是如何讓這個剛剛解放的農業大國實現工業化。最終中國工業化的初始選擇被鎖定在走“蘇聯模式”的道路上。對此,胡鞍鋼教授認為,從毛澤東討論工業與農業的關係來看,他當時讀的書不是張培剛先生的《農業與工業化》。他讀的兩本書,一本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第二本就是斯大林1952年寫的《關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其實這兩本書就是所謂的莫斯科共識或者蘇聯模式。毛澤東對這兩本書也做出了挑戰,但是在毛澤東的所有論述中都沒有張培剛先生關於中國工業化理論的痕跡。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僅照搬了蘇聯模式,而且也對這種模式進行挑戰,於是也就有了1958年“大躍進”這場席捲上億人的災難性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張培剛只在自己下放鍛煉的鑑定中寫道:“在勞動中是積極肯干的”。

☆ 我自己都懷疑過去學的東西到底是不是有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又把張培剛推向了更深的災難。他的《農業與工業化》不僅沒有得到認同,反而被冠以“戰爭販子”等一系列罪名,張培剛本人也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就在張培剛無可奈何地接受這一切時,曾與他同樣獲得過威爾士獎的薩繆爾森,在1970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隨後劉易斯又以“發展經濟”的理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而這個觀點張培剛早在20年前的論文中就提出來了。薩繆爾森和劉易斯在學術上如日中天之時,張培剛的履歷表上只記錄了7個字:文化大革命,勞動。

☆ 這個有理論上的因素,更有感情上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國進入了空前的經濟快速發展時期。這時的張培剛才在華中理工大學這所工科院校里開設了經濟學專業。張培剛說,自己一直站了30年,總算有張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腳了。20世紀80年代初,他在抽屜里找出由他的學生曾啟賢和萬典武早已翻譯完的,卻藏了整整30年的《農業與工業化》中譯稿整理出版。這本書在被埋沒了半個多世紀之後,終於在國內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這時張培剛已經將近70歲了。

  經濟學家胡鞍剛現在定期要給政府部門編寫國情資料,在他的文章中就經常引用到張培剛的理論。胡鞍剛認為,張培剛早在1945年寫那本書的時候,就提出了對外開放的理論,也就是說農業國必須要參與到全球化的過程之中,從全球化過程之中和與工業國之間的交往過程中,獲得資金和技術支持。他認為後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遵循這樣的一個理論,其實張培剛先生早就已經做出了理論鋪墊。

  1990年,清華大學的梁小民教授把當年劉易斯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增長理論》翻譯成了中文,他認為,相比之下張培剛的書遠在劉易斯之上。梁小民在比較這兩本書時認為:劉易斯在他的書裡是主張通過“工業化”來實現經濟發展,劉易斯說的“工業化”就是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但是張培剛和他不一樣,張培剛在書中是叫作“產業化”,也就是說把農業作為產業的一部分,不是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而是把農業和工業作為整體來發展。現在看來張培剛的觀點是正確的,劉易斯的觀點是片面的。後來劉易斯本人也作過反思,他說,過去他太重視工業了,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是錯誤的。

  張培剛和他寫的書在經歷了30多年的磨難之後,終於在國內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經濟學家胡鞍鋼先生對此也極為遺憾,他說,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如果那個時候我們的領導人能夠禮賢下士,讀一讀張培剛先生的著作,或者像我們今天的政治局那樣,請張培剛先生講幾課,那麼中國的歷史可能就會改寫。如果50多年前在中國沒有像張培剛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我們似乎還可以原諒自己。但是我們不僅有,而且張培剛先生是毅然決然地從美國返回了中國。這就是歷史的悲哀,歷史的遺憾!

  現在,學校為了照顧張培剛的工作,讓他住在有中央空調的招待所里。耄耋之年的張培剛仍然在教育戰線上培養青年人才。每天除了看專業書以外,有時也看看武打小說,他說武打小說里體現的正義感是他最欣賞的。張老讀書時,習慣做很細緻的眉批,例如武打小說前面寫到死了多少人,中間死了多少人,最後剩下多少人,張老會在書上做個計算,這對他來說是一种放鬆。

  20世紀即將結束時,1998年突然接到了上級一個通知,說張老申請了20多年的博士點終於批下來了。這年張培剛已經85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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