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君宜：獨一無二的純潔和認真


　　早在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市一個區做團的工作的時候，我就有機會見到君宜同志了。她當時在《中國青年》雜誌社工作，她寫了一些談青年人思想修養的文章，寫得很好，如《妹妹的故事》等。一些學校的團總支請君宜去做報告，我作為團幹部前往旁聽，發現她說話又急又有些口吃，和她的乾淨流暢的文筆相比，她的口才實在不強
。

　　一九五六年，我發表了《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君宜同志主編的《文藝學習》組織了討論，贊成與批評的意見都很熱烈。她約我到她家裡去過，同時見到的還有當時任市委書記的楊述。她(他)們與我交談，是抱着關心幫助循循善誘的師長的態度的。他們的觀點其實非常正統，但他們都十分與人為善。

　　後來由於毛主席的干預，《組織部……》的風波暫時平安度過。當然，等到反右開始，毛主席說過話也罷，劉少奇打過招呼(見今年第一期《百年潮》上的有關文字)也好，都沒能保得住我，我還是在劫難逃地落水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情況剛剛好一點，我就收到當時由君宜同志主持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約稿信，繼而，她與黃秋耘同志多次與我見面，他們千方百計地幫我想辦法，希望《青春萬歲》能順利出版。君宜還把我的短篇小說稿《眼睛》轉給《北京文藝》發表。但後來很快“精神”又變了，他們對我的呵護，也沒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文革”中她去過一次新疆，我去看望她，她是一句寒暄的話也沒有，似乎不認識我。她嚇壞了，她其實是不敢與我交談。到了一九七六年，我愛人回北京探親，她受我的委託去看望君宜，君宜也是一句話也沒有。我理解，君宜是一個極講原則講紀律極聽話而且恪守職責的人，她不會兩面行事，需要劃清界線就真劃，不打折扣，不分人前人後。同時，我從來沒有對她的與人為善失過信心。

　　進入新時期以來，她是極端認真地擁護黨的三中全會精神並身體力行之的。她寫出反響巨大的《思痛錄》來絕非偶然，她用外在的要求克服內心的良知的經驗太多了，她必須把這些“痛”告訴讀者。

　　同時她是一個極誠實的人，最利索的人，從不模稜兩可，從不虛與委蛇，從不打太極拳。辦事，她沒有廢話，沒有客套，沒有解釋更沒有討好表功，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你與她打交道也時而覺得太“干”得慌；由於形勢的原因，她認為不能與你交談更不能幫你的忙，那就乾脆一句話都沒有。她確實是做到了無私，她不承認私人關係，不講人情世故。她也算是絕了。而最好的情況下，如果她與你的意見不一致，她也絕不照顧關係，哼哼哈哈。例如，八十年代我曾在某個場合說過文學總體上看是人類的業餘活動的話，君宜不贊成我的話，她立即也在一定的場合表示異議。

　　君宜還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極深，她寫作速度極快，而且能夠抓緊一切時間，有一次在機場等飛機時，我也看到她在筆記本上奮筆疾書。她退下來後病中寫下那麼多好東西就是證明。然而，她長期服從黨的安排做編輯工作，硬是犧牲了自己的寫作，同時她幫助了那麼多青年作者脫穎而出。這也表現了無私，這令人肅然起敬。

　　我常常想，在中國這個古老和講謀略的國家，在有過那麼多戰略戰術的國家，在經過了那麼多滄桑和現代後現代炒作和姿態以後，還有君宜同志這樣認真和純潔的人嗎？我不敢多想了。1999年1月

　　冰心———最本色的中華小老太太

　　與世紀同齡的冰心比我的父母還要年長十來歲，我的父輩已經是她的讀者了。我上小學三年級時買了一本舊版的“全一冊”《冰心全集》，我至今記得我的父母看到這本書時眼睛裡放射出來的興奮的光芒。

　　那時我就讀了《寄小讀者》《英士去國》《到青龍橋去》《繁星》和《春水》，在寫母愛、寫童心、寫大海的同時，冰心同樣充滿了對國家和民族的憂思。

　　五十年代我讀過她的一些譯作，像泰戈爾，像紀伯倫，我真佩服她的博學。

　　直到七十年代後期我才有機會與她老人家有所接觸。她永遠是那麼清楚、那麼分明、那麼超拔而又幽默。她多年在國外生活和受教育，但是她身上沒有一點“洋氣”，她是一個最最本色的中華小老太太。她最反感那種數典忘祖的假洋鬼子。她八十年代寫的小說《空巢》，表達了她永遠不變的對祖國的深情。她關心國家大事，常常有所臧否。她更關心少年兒童，關心女作家的成長，關心散文創作。她既有時人們愛用的“有機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之心，又深知自己的特色，知道自己適合做一些什麼，她不是只知愛惜羽毛的利己者，也不是大言不慚的清談家。

　　她常常以四兩撥千斤的自信評論是非。她說一件事怎麼樣做就是“永垂不朽”而換一種做法就是“永朽不垂”。她說她不喜歡的一本刊物“只消改一個字就行了”。她的話令人忍俊不禁。她會當面頂撞一些人，說“你講的都是重複”。而對她不喜歡的人不自量力地去求字，她就問：“你帶了紙來了嗎？你帶了筆來了嗎？你帶了墨來了嗎？沒有這些，怎麼寫字呢？”她說起她的這種“狡猾”地擺脫糾纏的故事，自己也禁不住得意地大笑。

　　她更樂於自嘲。她自稱自己是“坐以待幣(斃)”，她解釋說是坐在家裡等稿費———人民幣。在她的先生吳文藻教授去世後，她說她已經能夠做到毛澤東倡導的“五不怕”———不怕離婚了，此外她已年逾九十，所以不怕殺頭，也無官可罷無黨籍可以開除。一九九四年她大病過一場，我去看她，她說：“放心，這次我死不了，孔子活了七十三，孟子活了八十四，謝子(指她自己)呢，要活九十五。”如今，九十五早已超過了，這就是“仁者壽”的意思吧。

　　然而對於國家大事，她是嚴肅的，她拿出自己積存的不多的稿費捐贈給災區人民，她又拿出自己的錢辦散文評獎。

　　她近年身體益弱，有一次我去看她———她連眼睛都睜不開了。然而，無論什麼時候她都是清醒的。後來，她的身體又奇蹟般地恢復了。有一次我又去看她———她正在接受一家電視台的採訪。我勸她，不必滿足一切記者的要求，您累了，閉目養神可也。她回答說：“那不等於下逐客令嗎？那怎麼好意思呢?”

　　我過去說過，冰心是我們的社會生活文藝生活里一個清明、健康和穩定的因素。現在她去了，那麼，回憶她、閱讀她，這也是一個清明、健康和穩定的因素吧。在遇到困擾的時候，在焦躁不安的時候，在悲觀失望的時候和陷入鄙俗的泥沼的時候，想想冰心，無異一劑良藥。那麼今後呢？今後還有這樣大氣和高明、有教養和純潔的人嗎？偉大的古老的中華民族，不是應該多有幾個冰心這樣的人物嗎？

1999年3月

　　（摘自王蒙《不成樣子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