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很多報道，說北京大學林建華校長在慶祝和紀念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的大會上致辭念錯字，將“鴻鵠”念成“鴻浩”，將“莘莘學子”一詞中的“莘莘”兩字也念錯了。有人說，堂堂北京大學的校長念錯了連中學生都不會念錯的字。顏面盡失。也有人寫文章奚落北京中關村大學的校長中有好幾位白字校長，包括某位清華大學的校長和某位人民大學的校長。

個人認為，最近若干年擔任大學校長的人士大多是六十多歲的人。這些人童年和少年時期正值中國文革，那時全國各地盛行停課鬧革命。至少中學的教育荒廢了。所以，沒有學好中文，認錯字，也在所難免。本人是個喜歡專研學問的人。雖然本人與他們的身份不同，他們是大學的校長，而我本人以前只是個普通教師，而且後來被大學認為我沒有學術水平，沒有出版任何專著而被踢出大學校門，我和他們是同齡人。我也是一個白字先生。網絡上也有人指認本人是個白字先生。我想，我本人也是那樣。文革爆發時，我剛剛上小學五年級。後來3年學校放羊，本人就在社會上玩耍了3年。後來，恢復上學，從小學五年級一下子跳到初中。可是，初中的教育的文化水準大大降低。我記得我們的中學語文課本就是毛澤東寫的《共產黨人發刊詞》。我高中還沒有畢業就去三線，離開城市，去邊疆工作。後來，我就自學。我的自學是自選科目。我最喜歡學的是中國歷史以及英語。後來，我就是憑着這些知識基礎，加上臨時補課，學習地理，考上大學。所以，北大林校長讀錯字，也是一個歷史的誤會。至少，以前那個時代留下的負面影響應該不能排除。毛澤東也有責任。文革時期，他一人獨攬大權，他決定學校停課，沒有人能攔得住他。文革對中國的教育事業和人才的培養造成的負面影響有目共睹。所以，作為一個同齡人，本人能理解林校長的苦衷。個人認為，那是一個特定時代留下的創傷。當代人應該體諒。不應該揪住不放。況且，林校長好像也是學自然科學出生，也不是學文科的人士。社會應該寬容。即使語文的水平中一些古文字的水平不及格，也不代表他在自然科學裡的研究能力不及格，也不能否認他仍然具有學術專研能力。所以，個人認為，社會不應該苛求所有人都是完人，包括大學校長。

至於有報道說，他說質疑不能創造價值，我個人估計，他是用錯詞，並非代表他不認為質疑對於人類提升自身認識水平的重要性。也沒有必要抓住這句話不放。當然，澄清質疑行為也是必要的。如果一個社會對人類的固有認識和思想缺乏質疑精神，社會很可能就不會進步。網絡上有不少人士指出質疑的重要性。本人有同感。網絡上也有網友指出，質疑也不能為質疑而質疑，而且要有理據。這個看法也是對的。個人在這裡提出一個本人自己的看法。

就學術而言，質疑特別重要。而且一般而言，質疑是指學術的質疑。本人是對馬克思的理論的整個體系提出質疑的人。但是，我不是為質疑而質疑。本人寫書是想創立一個能夠正確解釋人類社會文明進步規律的一套說法。本人認為，不管怎樣說，本人至少提出了一個能自圓其說的話語體系。然後，根據本人的推理，我指出馬克思的理論是不成立的，是誤讀了人類歷史。我因為有自己的話語體系，才質疑馬克思。我寫書也不是為了質疑馬克思。我只是提出我自己的見解。事後發現我的想法和結論與馬克思的背道而馳。但是，我不怕質疑，原因就是我有自己的一套說法。我的膽量來自與我自己的一套說法。反正，本人感到，如果讀者認為我的說法有道理，他們就不會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有道理；如果他們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有道理，就不會認為我的說法有道理。網絡上有不少人提倡質疑精神。但是，我要說，除非你有自己的理論，否則不要質疑。如果你沒有自己的理論而提出質疑，往往如同飛去來器會反過來打到自己。我舉個例子。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奧地利哲學家卡爾·波普是向社會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質疑的人士。哈耶克寫了《通向奴役之路》一書。波普寫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但是，我個人認為，雖然他們的洞察力無可挑剔，他們的質疑沒有推到馬克思的理論。原因就是他們幾乎沒有自創的總體理論。他們用自由主義的理論或其他零散的哲學思想來駁斥馬克思的理論並不理想。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所有主要哲學思想形成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誕生之前。用以前人們創造的舊理論來駁斥或挑戰後來人提出的新理論是背水一戰。真正給力的質疑應該是用人類後來創造的新理論來質疑以前人們創造的舊理論。所以，我說西方人現在無力向馬克思主義發起挑戰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新理論。用傳統的自由主義理論來質疑馬克思的打破傳統的理論往往無功而返。所以，現在只看見西方有人寫《為什麼馬克思是對的》這樣的書，但是，沒有看見有人寫《為什麼馬克思是不對的》的這樣的書。所以，沒有自創理論，沒有新理論，人們還是無法質疑。固然，很多人都支持質疑精神，但是，質疑也要有條件。不能想怎樣質疑，就怎樣質疑。真正需要的還是獨立思考。獨立思考有了成果以後，不質疑也會質疑。所以，當中國的許多有識之士強調質疑的重要性的時候，還是應該考慮“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精神”的重要性。這後者才具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