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浮生

黑死病雖然給歐洲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是“禍兮福之所依”，正是由於黑死病的大流行，成為歐洲走出中世紀黑暗的根本驅動力，甚至也是西歐近代三大思想解放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根源。

黑死病在極短的時間內促使價格體系重構，引發了商品經濟熱潮，促使英國毛紡織業發達、古騰堡印刷機出現、導致地理大發現……

可以說，西方文明的歷史地位，以及我們今天看到的世界的樣子，都是因為距今六百五十年前，歐洲爆發的那場黑死病……

在古希臘羅馬時代，歐洲曾經取得輝煌的科學藝術成就，甚至有些近代科學的萌芽在當時就已經出現，但隨着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以後，圖書被焚毀，藝術珍品被破壞，科學家被殺害，歷史真相被篡改，教育和公眾輿論都被教會把持，文明之火隨之熄滅，隨後陷入中世紀的黑暗一千年。

中世紀之所以那麼黑暗，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當時的基督教會宣揚蒙昧主義，反對人類理性，對人進行嚴密的思想鉗制。人們思想被宗教禁錮毒害之下，拋棄現世追求來世，使得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發展得極為緩慢，甚至陷於停滯。

連晚上跟老婆OOXX，都被限定了規定日子、規定動作、規定程序，稍有不慎就擔心被神怪罪，人的思想還能有什麼自由？還能有什麼發展生產進行創新的動力？

當然了，也不要理解成花樣越多創造力越強。如今的自由主義已經推向極端，連性少數群體，都已經發展出LGBTTTQQIAAP+這麼多花樣，已經徹底暈菜……

黑死病的大流行，使得基督教的信仰第一次遭到集體懷疑，教會的權威，遭到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轉的削弱。

在以往的疫病流行等災難到來的時刻，往往是宗教力量發展的良機。因為在災難面前，內心的恐懼使得人們有尋求安慰的心理需求，而提供心理慰藉正是宗教的看家本領。隨着災難過去，宗教人士可以說災難是因為人們信仰出現動搖，現在人們內心虔誠，災難就消失了。這樣就又收穫了一大批信徒。

但是在黑死病面前，儘管教會人士竭盡全力試圖通過懺悔遊行與祈禱活動來控制局勢，然而無論人們如何虔誠，死亡的步伐一點也沒有減慢。換句話說，在這場大災難面前，宗教的一切伎倆都不靈了。

如果對比中國的情況，可以說正是因為歐洲人篤信宗教，而沒有積極實行行之有效的疫病防治措施，使得黑死病在歐洲造成了難以想象的慘重後果。

隨着教會一次次信誓旦旦地保證，一次次的宗教活動，死亡人數卻有增無減，人們對教會的憤怒也是與日俱增：

在上帝的憤怒降臨之時，為什麼教會沒有對他們的信徒提出警告？

為什麼有些牧師拋棄他們教區的人民，連臨終儀式和像樣的葬禮都不讓人民得到？

為什麼受上帝眷顧的神職人員並沒有比普通人更免於災難，反而死的更多？

一個諷刺的例子是，英國基督教會的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職位，在短短一年之內竟然因為黑死病而三次易主，最短者任職僅僅6天。

以前老百姓都認為神職人員信仰虔誠，蒙神眷顧，教會一貫也是這麼宣揚的，如今臉被打得啪啪的。

早在13世紀，歐洲就存在相當有影響的反教權主義，在大瘟疫後空前地興盛了起來。人們明里暗裡對於《聖經》記載的內容或者教會發出的教諭產生了懷疑，並且用各種方式對其發起挑戰，這就是文藝復興的思想根源。

更加令信徒不能接受的是，越是信仰虔誠的人似乎越難逃脫黑死病的魔爪，教士成了死亡重災區。

前文《一條人命換取帝國的崩潰，誰的命這麼值錢？》中提到，貝克特為了顯示信仰虔誠，穿着滿是虱子跳蚤的剛毛內衣，而跳蚤正是傳播黑死病的元兇。個人衛生習慣越差，越容易吸引老鼠的光顧，基督教禁止隨便洗澡，那些信仰虔誠的基督徒一個個常年不洗澡，如今都遭了殃。

神職人員的工作就是要接觸不同的人，更極大增加了患病幾率。也正因為如此，除了個別膽小之徒逃避責任之外，很多教堂的神職人員一個不留全部死光光，不給死難者舉行臨終儀式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教會為了補充神職人員的空缺，極大降低了任職標準，使得更多的平民接觸到了聖經，甚至在一些個別教區，由於實在缺人手，女人也可以出任神父。

1351年英國出台的一項法律規定，凡是能閱讀的俗人皆能享受“教士特惠法”，這項法律到了150年後的1499年才被改變，因為到這個時候識字的人太多，必須對世俗學者與任聖職的教士加以區分，只有後者才能繼續享有“教士特惠法”。

如果還記得《怪象！國家的最高法官卸任後充當罪惡的保護傘……》一章的內容的話，亨利二世與貝克特之間死磕就是為了“教士特惠法”，這是教士特權的保證啊！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亨利二世的時代，教士殺人強姦也能逃脫罪責，隨着教權的不斷衰落，在愛德華一世時期，犯罪的英國教士要求援引“教士特惠法”進行法外開恩時，已經很難獲得支持了。1307年教皇淪為“阿維尼翁之囚”之後，教皇再想如當年那樣對英國主教敘任權指手畫腳，也已經完全行不通了。因此這個“教士特權”的含金量，與當年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但不管怎麼說，在黑死病的影響下，特權階層的標準已經降到如此之低，在等級森嚴的英國，“讀書改變命運”居然變成了觸手可及的現實！這極大促進了英國民間識字率的提升，以及普通民眾對聖經的接觸，更何況到14世紀末出現了英文聖經。基督教的文化壟斷和思想鉗製得到進一步的鬆動，這一切都為將來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土壤。

黑死病對於“自由、平等、人權”觀念的復興，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歐洲的分裂局面對於底層民眾來說，其反抗壓迫的難度相對於中國要大得多。

一方面，同一文化的歐洲分裂成多個國家，其實就相當於中國分裂諸侯混戰的時期。諸侯混戰造成的苦難暫且不提，在這種情況下，平均到每個底層人口所要供養的上層人口，相對於大一統的情況要更多，相應地，民眾受到的壓迫會更重。

另一方面，民眾被分而治之，一國一地的農民起義或市民起義難以引發其他地方民眾的響應，而不同國家的貴族之間“守望相助”，即使推翻了本地的貴族統治，會遭受到無窮無盡的來自其他地方貴族的圍剿。其中市民起義略微好一些，因為貴族的力量主要在莊園，城市對於貴族來說就是“下金蛋的鵝”，城市可以通過繳納保護費的形式成為自治市。

既然反抗勝利基本無望，大部分底層民眾選擇默默忍受非人的待遇。在這樣的深重苦難下，底層民眾更需要用宗教來麻醉心靈，否則人都會發瘋。但是這樣一來，又要遭受來自教會的盤剝。正因為如此，中世紀歐洲等級觀念根深蒂固，底層備受壓迫欺凌卻無力反抗。這樣的殘酷統治，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前的西藏，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政教合一的農奴制社會才可以與其相比。

只有在黑死病使得宗教信仰遭到削弱之後，農奴的思想禁錮得到解放，歐洲才有可能爆發起義。例如英國1381年農民大起義的起義者明確提出了結束農奴制的要求，他們的一個領袖約翰·波爾，曾用振聾發聵的語言抨擊貴族特權，他說：

亞當耕地、夏娃織布，那時哪有紳士淑女？

（WhenAdam delved and Eve span,who was then thegentleman?）

翻譯成中文，也可以直接譯作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在黑死病的催化下，歐洲農民終於從跪着的狀態站起來了，但是反抗的難度相對於中國還是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說，在中國搞農民起義是困難（hard）模式，在歐洲就是地獄（hell）模式。在歐洲通過農民起義實現改朝換代的實例一個都沒有。

歐洲歷史上著名的農民大起義，都是在黑死病爆發之後才出現的，例如1358年法國扎克雷起義，1381年的遍及整個英格蘭的英國農民大起義，類似的暴動還出現在神聖羅馬帝國、匈牙利、北歐四國、利比里亞，尼德蘭境內，同期發生的小規模反抗更是不計其數。其中只有一次大型起義獲得成功，那就是在十五世紀中期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的起義，但在十幾年後也遭到鎮壓。

為什麼說，黑死病會促使農民起義發生呢？

總體來說，黑死病對于越貧窮的人造成的死亡率越高，但是由於歐洲整體衛生條件惡劣，教士和貴族的死亡率也頗高，這些特權階層相對於底層，其人口基數本來就小，這就使得特權階層的力量大幅減弱，底層人民受壓制的現象大幅減輕。

以英國為例，由於官員和貴族大量死亡，為了維持統治，不得不放寬公務員的聘任條件，使得底層民眾獲得了空前的上升途徑，治安官、法官等許多官吏由底層出身的人出任。

根據中國歷史的經驗，農民運動領導人一般都是派出所所長（亭長劉邦），郵遞員（驛吏李自成）之類的基層公務員充當，英國也同樣遵循這一規律。1381年英國農民起義，其中的骨幹都是這類人員。

這是因為，這些人受過一定教育，見過世面，但又被社會身份壓制着，面對那些世襲的貴族，心中對於社會的不滿，相對於大字不識的老百姓要強烈得多：

難道我們就不是上帝的子民嗎？同樣作為亞當和夏娃的後代，憑什麼他們生下來就錦衣玉食，我們生下來就得做牛做馬？

比中國晚了一千五百年，歐洲終於也有人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了！這些思想推動了農民起義以及相關社會運動的開展，也成為日後啟蒙運動的重要根源。

隨着農民不滿與日俱增，他們的情緒在王權和貴族之間制衡較強的國家（英、法等）被國王利用起來，作為打擊貴族特權的武器。這些風起雲湧的起義運動，再加上國王的有意打擊，使得英法等國的地主貴族也就逐漸改為更加溫和的剝削方式，農奴制趨於瓦解。

黑死病對於歐洲的政治經濟也造成了深刻影響，成為歐洲跨入近代社會的重要誘因，欲知詳情，請看下一篇。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