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自由實在不是什麼羅曼蒂克的東西，這只不過是一個選擇，是一個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義，清醒地知道必須付出多少代價，測試過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後，作出的一個選擇。自由和代價是兩個分不開的話題。
林達，是一對美籍華人作家夫婦合用的筆名。夫為丁鴻富，妻為李曉琳。他們都於1952年出生在上海，1978年進入大學。曾在黑龍江省插隊。1991年移居美國。
林達的書，在中國大陸風靡一時。林達也被譽為是“介紹美國最好的作者之一”。同時，林達在《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南方周末》等報刊開設專欄，不僅有時事評論，還有散文和特稿。林達的文字樸實自然，富有洞見，寫作領域涉及憲政、法治、歷史、國際關係，是少有的全能型作家。
美國“權利法案”的第一條是：“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權利。”
一般認為，在整個美國憲法修正案中，這是最重要的一條。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句，即“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簡稱“不得立法”條款，是美國憲法和憲法修正案的靈魂。
直到我踏到美國的土地上，我還以為，美國人把言論自由看做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也是因為他們和我們有共同的理解：正是為了保護在任何時間空間裡有可能存在的“潛在真理”，所以，才不給任何人以絕對真理自居，並且迫使別人服從的權力，或者像我們以前熟悉的說法，真理越辯越明。
可是你一定沒有想到，這居然是一個天大的誤解。美國人心中的言論自由，與真理不真理根本不沾邊。美國的權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關鍵就是：言論自由與真理完全無關。
其實很多國家的憲法都有言論自由這一條，並不是什麼稀罕玩意兒。那麼，美國的權利法案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呢？
它的特點就是規定了政府不得立法剝奪這種自由。也就是說，政府不能藉口緊急狀態、戰爭狀態或其他任何非常狀態，去剝奪或限制人民的宗教，言論及出版自由。為什麼呢？就因為美國人對於這些權利的理解與我們當初的理解大相徑庭。
他們認為，這些自由是基本人權，即，這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如言論自由，只要是一個人，就有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這跟發表言論的這個人是好人還是惡棍沒有關係，這和表達出來的東西是真理還是謬誤也毫不相干。
哪怕他的思想是徹頭徹尾的謬誤，哪怕假設有一種方法，可以鑑定出他的思想不論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絕對是謬誤，他作為一個人，還是有權利說出他的想法來。說出來，是合法的。
一般情況是，最積極地呼籲言論自由的，都是在某一階段處於少數、不利地位的政黨、團體和個人。他們總是相信，儘管自己當時處於劣勢，聲音微弱，但是真理在手，必須吶喊。尤其當他們的言論受到壓制的時候。
他們之中也許有一些人真心相信，如果他們有朝一日成為多數，他們會非常自然地推崇言論自由。他們在爭取自己權益的時候，在宣揚自己的主義的時候，自由常常就是他們宣稱的目標和大旗。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過無數先例，情況經常是相反的。在大多數情況下，言論自由總是在事實上僅僅成為爭取勝利的工具和手段，一旦獲勝，就常常被有意無意或是無可奈何地棄之如敝履。
這種情況究竟為什麼一再在歷史上重演呢？究竟是走到哪一步就出了岔子呢？言論自由的關鍵是什麼呢？我想，關鍵就在於它的“內容中性”原則，就是要把“真理”二字堅決地擯棄在言論自由的大門之外。
只要讓“真理”二字一不小心從門縫裡溜進來，言論自由就完了。為什麼這樣說呢？呼籲和宣揚言論自由的人們很容是易上“真理”的當的。
他們或是明確認為，或是在潛意識中，總是覺得言論自由是走向“真理”的一條“陽光大道”，覺得言論自由只是讓真理“越辯越明”的一種方式，在這種概念的指導下，一旦走到自己感覺已經“真理到手”的這一步，言論自由被拋棄就成了十分順理成章的事兒。
只要不堅持“言論中性”，只要以為言論自由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真理，那麼，就無法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終有一日，在理論和現實上，都無法阻擋一個或數個權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謂的“大多數”，出來把自己宣布為“真理”，而扼殺別人的言論自由。
在美國，“言論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間的界限，是劃得非常清楚的。在這裡，這是兩件完全不相幹的事情。言論自由只有一個目的，保證每個人能夠說出他自己的聲音，保證這個世界永遠有不同的聲音。而絕不是希望到了某一天，人們只發出一種聲音，哪怕公認為這是“真理的聲音”。
對於美國憲法修正案最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幾乎從一開始，美國最高法院就掙扎在兩難之間：既要維護言論自由的承諾，又懼怕言論引起的非法行為以及煽動的暴力，甚至擔心危及國家安全。
因此產生了最著名的，對所有憲法條款都有效的“清楚與現實的危險”測定原則。在此原則之下，如果政府無法證明某一言論是造成了清楚與現實的危險，它就不能對該言論的發表者進行懲罰。這條原則產生在本世紀初。
但是，新的判斷困難隨之而來。什麼樣的程度的危險算是危險了呢？危險的可能性到什麼地步算是“清楚”了呢？離危險相距多遠就算是“現實”了呢？
到了美國以後，我們發現美國人對於這一類問題非常頂真，已經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大概對於他們來說，人命關天，馬虎不得。或者更確切他說，個人的自由事關重大，不得馬虎。
由於這一類問題本身的模糊性，也由於“自由言論”在美國的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使它在美國的發展帶有很鮮明的歷史印記，幾乎每一次重大案例的確定都反映了大的社會變革。
在早期，美國的最高法院依據一九一七年的間諜法案判案時，對於自由言論的理解還是非常狹窄的。例如，在一九一八年，一個曾四次以社會主義者身份競選總統的工人領袖，尤金·德布斯，就因為站在大街上公然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宣傳社會主義而入獄，罪名是煽動不服從，非忠誠和叛變。煽動拒服兵役和阻礙美國徵兵。
五十年代，還有一些涉及美國共產黨的案子。我們都很熟悉，在共產黨的思想體系裡，要武裝革命，暴力推翻政府，這和奪取政權是很合邏輯的事情，美國最高法院在這些案子裡，則竭力試圖將直接組織暴動和宣傳暴動分開，因為根據憲法，對前者聯邦政府有權干預，而後者卻屬於信仰範圍，政府就是不滿意，也只能乾瞪眼。
一九五一年，美國最高法院還認定美國共產黨領袖有陰謀顛覆政府罪，但到了一九五七年，最高法院在判案時觀點已經完全不同，因為他們發現，這些共產黨領導人所說的“暴力革命”和“武裝推翻政府”，更像是在宣傳一種信仰，也就是說它所可能引起的“危險”，並不是非常“清楚”和“現實”的。
到了一九六九年，在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布朗登堡案的時候，重新規則了“清楚和現實的危險測定”原則。它規定，只有當一個言論所宣傳的暴力，有可能直接煽起“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動時，政府才有權干預。在這時，整個美國社會也已經變得非常寬容。
在我剛剛提到的尤金·德布斯被判刑的五十年後，人們再回顧這個案子，已經覺得完全不可思議。在六十年代，煽動反越戰和宣傳不論什麼主義，都已被公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言論自由”了。這也是六十年代黑人能夠取得民權運動勝利的基礎。
這種歷史的巨大進步，和最高法院在解釋憲法對於言論自由的條款時，所作出的“清楚和現實的危險測定”，以及規定這種“危險”以“迫在眉睫”為標準，是分不開的。
如果沒有這一條，只要是對美國政府不滿，或是呼籲大家起來反對聯邦政府的某項政策的言論，都很難逃脫“顛覆政府”的罪名，更不要說像美國共產黨這樣公然主張“武裝鬥爭”的政黨，也贏得一席合法地位了。有了以上的原則和標準之後，美國幾乎杜絕了以言論獲罪。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它所得到的收穫不僅僅是自由，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穫，就是，美國幾乎沒有什麼地下的秘密政黨，因為不再有這個必要。
“政黨們”發現自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站在大街上，宣傳自己哪怕是要求大家起來“暴力革命”的主張，這樣，也就沒有了某個“地下政黨”和美國聯邦政府作“地下鬥爭”的所有驚險故事。所有與這種故事有關的血腥氣也就都不存在了。
當然，美國聯邦政府也因此省了很多力氣，它樂得擺出一副“無為而治”的樣子。大大小小的政黨們也就全憑自己的“本事”了。民眾是任憑你去“呼喚”的，就看你“喚”得起“喚”不起了。
權利法案在兩百多年來的實踐中，它簡潔的條文必須面對複雜而且活生生的現實生活，它紙面上的立法必須逐步打破甚至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的習慣勢力（如種族偏見），去真正確立人的尊嚴。
它不斷受到不同時代特點的挑戰，而且在將來肯定會遭遇更為嚴峻的考驗，人們為此所支付的沉重代價會一次次動搖自由的信念。
所以，看到了美國的自由之後，我們常常說，自由實在不是什麼羅曼蒂克的東西，這只不過是一個選擇，是一個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義，清醒地知道必須付出多少代價，測試過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後，作出的一個選擇。自由和代價是兩個分不開的話題。
不讀平凡書 2018.0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