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少來                                                

“激進左派”，亦稱“極左派”，是當代中國“左翼陣營”的“後起之秀”，以其政治立場的極端堅定、極化觀點的暴烈鮮明而卓然於世。他們以某些“左翼網站”和地下邊緣刊物為主要發聲平台，以“反資反美”、激進革命、底層動員、刺激民粹為其核心觀點標識，近年來的崛起大有“蓋過”其新、老“左派”前輩的勢頭。但“激進左派”的話語體系及其政治主張中，存在着自身難以克服的“邏輯陷阱”，其急欲促發的學術輿論或社會運動，更具有難以估量的“公害”甚或社會危害。對此，值得政學兩界給予理性關注和剖析警惕。

“左翼陣營”的“急先鋒”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當代中國的學界同樣呈現各式“群分”。 “老左派”“新左派”“中間左派”“激進左派”，同屬“左翼陣營”中的“學術友軍”，其代際沉浮和學理演進，與其自身學理論證的學術資源緊密相關，也與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階層分化緊密相關。

傳統“老左派”的基本學術立場，是固守前蘇聯模式的僵化體制，堅持計劃經濟，堅持公有制，強烈反對市場經濟，反對非公經濟的發展。因其學術話語難以“與時俱進”，不可逆轉地趨向衰落。所謂“新左派”，則是在“老左派”走向衰落之際轉向學術舞台，以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理論為學理資源，以反對全球資本主義化、反對國際資本的全球擴張為標識，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反對市場競爭機制滲透侵蝕社會，其影響輻射範圍僅在“溫和新左派”的知識小圈子。2008年以後，“新左派”漸趨理性化學術，也沒有激化與“自由派”後續的相爭相辯，逐漸回歸學院派文人的“象牙之塔”。

正是在“老左派”銷聲歸隱、“新左派”回歸學術，“左翼陣營”看似“失落”的空檔期，由社會結構變革和階級階層分化所激發的“激進左派”，絕地逢生、衝殺而起。以2000年“烏有之鄉”網站（現已關閉）的開辦為核心陣地，“激進左派”有了自己的輿論發聲平台，形成了一個以所謂的“民間學人”為主體的理論圈子。“激進左派”以“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思想為學理資源，以“階級鬥爭與階級分析”為基本方法論，以反對資本主義和當代修正主義為核心政治主張，以代言和代表底層工農大眾為動員旗幟。其學術取向與社會現實指向，是希望通過組織底層民眾，造成強大的“底層動員壓力”，向政學兩界同時博弈施壓，並儘可能地影響高層決策。

“激進左派”何以“激進”？為什麼要“如此激進”？這正是其與“老左派”“新左派”不同的地方。“老左派”以權力資源為依託，其現實指向針對高層決策，其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市場經濟的主張多為“隱而不發”。“老左派”影響多在“老幹部”的中高層小圈子，其政治信仰的堅定純潔和自身的正直清廉不乏感人之處。“新左派”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知識資源依託，其現實指向針對“新自由主義狂潮”，其反對全球化大勢、反對資本主義化的主張，也更多地針對知識界的新老“自由主義”。“新左派”之中不乏“學功”深厚者，其西方學術的知識背景和學理資源，使其更多在“思辨的意義”上“縱論中國”，其影響力也多限於“知識青年”的學術圈子。

而“激進左派”崛起於“民間”，既無“老左派”的權力資源，也無“新左派”的知識資源，只能以“立場激進、主張激進、指向激進”相標榜，激發和集聚底層民眾的積怨積憤，以裹挾底層民眾的“烏合之力”，以期相爭相抗於政學兩界。這便是“激進左派”何以激進的根本所在：似乎越激進，越能聚合民眾力量，越能相抗於權力資源或知識資源；似乎越激進，越能覆蓋並替代“老左、新左”，越能成為執掌“左翼”大旗的唯一旗手。隨着“老左派”的日趨“老化”和“退場”，也隨着“新左派”的日趨“回歸學院和沉寂”，“激進左派”便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和發聲可能，並日益成為時常泛起的“公害”。

極端民族主義的“理論動員”

民族主義是一種古老根深的自然情感，是一種本能地對自身民族的忠誠和熱愛，也是民族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民族主義如果走向極端非理性，趨向盲目排外封閉，甚至走向對外擴張、推行民族沙文主義，則民族主義的“正能量”可能畸變為“民族災難”。歷史上各次世界大戰中湧現的極端民族主義的“畸變公害”，殷鑑不遠，不乏其例。

2017年中國周邊局勢時有趨緊，“朝鮮半島危機”幾近滑向戰爭邊緣，台灣島內“台獨”勢力猖狂潛行，美國特朗普更是宣布中國為“競爭對手”。加之國內經濟增速的趨緩平穩和結構性調整，“農民工返鄉潮”及其“下崗失業”人員的隱性增大，似乎都給“激進左派”提供了“事實憑據”和“理論藉口”。“激進左派”似乎有了更大的“話語空間”，其強烈的排外反美、反對資本主義化，甚至質疑“全面改革開放”，就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演說空間”。

“激進左派”一貫以代表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自居，自行占據“道德制高點”，以“冷戰思維”研判國際局勢和世界走向，枉顧日益緊密的國家合作和國際交流。他們往往簡單粗暴地把整個國際力量化分為“敵我陣營”，以“極化思維”和“暴烈語言”，進行“階級鬥爭式”的大批判，以期影響和施壓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台方略。在一些主流媒體和網絡論壇中，“激進左派”甚至倡言“中美必有一戰”“分分鐘橫掃台灣”等極端戰爭言論。此種看似“極端愛國的狂熱民族主義”言論，實則是無視國際交往的“競爭與合作規則”，枉顧世界各國經貿文化交流的複雜互利，只是以簡單“黑白二分”的“極化思維”，刺激和動員極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以往的“抵制日貨”的狂熱運動中，在瘋狂打砸和傷及人命的非理性行為中，也可看到“激進左派”的理論邏輯所可能導致的行為後果。

“激進左派”的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的肆意泛濫，在網絡空間中更是無限放大傳播，有了“激進左派”與“激進網民”的“上下加熱”，“激進左派”具有了極其強大的“激進宣示”和“戰略宣示”功效。如果任其“無底線”泛濫，極有可能引起國內外各界的“戰略誤判”和“政策誤讀”。

民粹主義的“理論底色”

中國近年來民粹主義的日漸泛起，有其深刻的國際國內根源。社會結構的變遷，階級階層的分化，貧富差距的相對擴大，底層民眾就業和生活壓力的增加，都為民粹主義思潮泛起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土壤和“民意基礎”。但中國出現的民粹化現象及其問題，是一定社會結構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問題”，需要不斷地通過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健全民意表達渠道等“技術性手段”來解決。

正是在這一急劇轉型和結構性調整的過渡期，不斷產生並時有積壓的“民生問題”和“民主問題”，為“激進左派”的民粹化主張，提供了一定的“言說依據”和“話語空間”。這是必須引起足夠重視的社會土壤和“民意基礎”問題，並且這“一系列問題”還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一次性解決”。2017年，西方各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勢力的崛起，以及由此激發的民粹主義情緒和激進言論的泛濫，更加刺激了中國“激進左派”的道德激情和“言論擴張”。國內“激進左派”的理論邏輯是往往把政策性和體制性的技術改革問題，轉化為“底層民眾受階級壓迫剝削”的“階級鬥爭問題”，煽動和刺激“底層民眾”的積怨和積憤，並一貫把自己“打扮”成“工農大眾”的利益代言人。甚至不惜倡言“階級階層革命”，運用“文化大革命的不斷革命理論”，為其民粹化言論和政治主張提供理論依據。

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極右翼民粹主義”，當前中國的民粹主義，更多地表現為“極左翼民粹主義”，“激進左派”言論與激進民粹主義有着“觀點契合的私通暗道”，儼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和民粹化行為的“理論底色”。這在大量“網絡民粹主義”的非理性言論中，有極其明顯的表現和佐證。

底層民眾組織化的“理論代言”

民眾的組織化，是社會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組織基礎，是民主社會成長和成熟的組織表現，也是民眾意見表達和利益聚合的組織中介。法治化、制度化正常規範的民眾組織是社會矛盾和民眾糾紛的中間緩衝器，有利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調節與和諧，也是民主法治社會的自治基礎。

但“激進左派”的民眾組織化取向，存在着理論動員和組織延伸的“邏輯陷阱”。不同於“老左派”之間的政策取向的“政策同盟”，也不同於“新左派”之間的學術取向的“學術同盟”，“激進左派”既無權力資源、也無學術資源可以“依憑”，只有把其理論指向和現實指向“下沉下移”。借力於底層民眾，動員於底層民眾。這既與“激進左派”的底層民眾代言人的身份定位相一致，也與其集聚民眾力量向各方施壓博弈的政治主張相一致，更是其激進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現實指向的“邏輯延伸”。

近年來，“激進左派”代表人物，頻頻“深入學校、深入企業、深入基層”，通過各種學術論壇、宣講報告和群眾集會等方式，宣講其反官僚、反資本、反精英以及反美反日等極端言論。2017年，“激進左派”更是利用毛澤東誕辰124周年之際，深入湖南、山東、河南、陝西、河北等地，宣傳其一些極端激進的“極左言論”。“激進左派”期冀通過其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言論，把底層民眾組織化，形成可以隨時動員起來的組織化力量，隨時可以發動“階級革命”。

“激進左派”的組織化現實指向，主要針對青年大學生、國有企業失業工人和城市農民工，這是現代城市化生活中最無力和最缺乏組織的龐大群體。這些人群為“激進左派”的組織化指向提供了極其豐厚的社會土壤和階層支持基礎，其中潛藏着 “激進左派”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的某些“歷史合理性”，也是我們絕不可輕視其影響及潛能的根本原因。可以預見，如果失業就業的生活壓力持續加大、貧富差距長期客觀存在，“激進左派”的民粹主義言論的煽動會更有“市場”，其底層民眾組織化“理論代言”的角色和功能會更加凸顯。

當然，“激進左派”有其發聲發言的憲法權利和自由，其“同情”底層民眾並為其“代言”的價值取向，也值得社會予以理解和尊重，其刺耳的言論和主張對政學兩界也有其警示價值。但是，“激進左派”言論，存在嚴重的學理缺陷和“極化思維”，其理論推演中存在多重“邏輯缺陷”，其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刺激底層民眾的現實指向，其隨意詆毀學術對手主張為“漢奸言論”，其肆意擠壓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觀，其對學術規範和制度規則的蠻橫衝撞，日漸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公害”。而這一切，對於正在民主法治構建征途中的中國社會，是值得警惕和防範的“變異”趨向。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政治理論室主任、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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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給“激進左派”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解放軍戰士的大多數都接受過蔣介石閻錫山的最基本軍事培訓， 俗稱“解放戰士”。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不但兔子急了會咬人， 一塊生鐵壓重了也要反彈， 何況人乎。 毛澤東也曾經說過， 中國要感謝赫魯曉夫的封鎖， 要給赫魯曉夫發一噸重的勳章， 也感謝日本鬼子的刺刀，感謝蔣介石的機槍， 感謝閻錫山的鍘刀。 今天的“激進左派”應該感謝誰？ 應該給誰發勳章？ 社科院的博導們是不是要提前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