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西方人害怕機器人而日本人不怕？(zt)

《連線》發布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負責人伊藤穰一（Joi Ito）的文章，討論為什麼西方人害怕機器人而日本人不害怕。文章指出，猶太基督教的等級制度意味着這些文化傾向於害怕他們的統治者，日本的神道教、佛教等信仰更加信奉萬物和平共處。

文章寫道：

作為一名日本人，我從小就看動畫片《新世紀福音戰士》（Neon Genesis Evangelion）。在它所描繪的未來里，機器和人類融合成了令人入迷的半機械人。這些節目使得我們許多孩子日夜夢想着成為仿生機器人超級英雄。機器人一直以來都是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我們的英雄鐵臂阿童木（日本的漫畫機器人）以居住在東京北部的尼扎市（Niiza）的居民身份被正式列入法律登記冊，任何一個非日本本土人士都知道這可不容易做到。我們日本人不僅毫不害怕我們的新機器人霸主，我們還有點期待它們的到來。

並不是說西方人沒有友好的機器人，R2-D2機器人和傑森家的機器人女僕羅西（Rosie）均深入人心。但與日本相比，西方世界對機器人的態度更為謹慎。我認為這種差異與我們不同的宗教背景有關，也與工業規模的奴隸制的歷史差異有關。

西方的“人性”概念帶有局限性，我認為是時候嚴肅地質疑我們是否有權利僅僅因為我們是人類而其它的存在不是人類就去剝削利用環境、動物、工具或機器人。

宗教背景

在1980年代晚期，我參加了一個由日本的本田基金會組織的會議。在會議中，有個日本導師指出，日本之所以在將機器人集成到社會上取得更大的成功，是因為他們國家的本土神道教。該宗教仍然是日本的官方國教。

不同於猶太-基督教的一神論者和在他們之前的希臘人，神道教並不認為人類是特別“特殊”的存在。相反，一切都有靈性，就像《星球大戰》中的“原力”（The Force，一種超自然的而又無處不在的神秘力量，是所有生物創造的一個能量場）一樣。自然並不屬於我們，是我們屬於自然，萬物皆有靈性，包括岩石、工具、房屋甚至是空蕩的空間。

有教授稱，西方對“萬物皆有靈性”這一概念有異議，認為擬人論（賦予神靈、動物或無生命物以人形或人性）是幼稚的、原始的甚至是糟糕的。他認為，勒德分子在19世紀搗毀讓他們失業的自動織布機是一個例子。作為對比他還展示了一張圖片，圖片上，一個日本機器人在工廠里戴着一頂帽子，有個名字且被人類當做同事，而不是一個恐怖的敵人。

如今，日本人比西方人更能接受機器人的觀點相當普遍。

日本漫畫家、《鐵臂阿童木》（Atom Boy）的作者手塚治虫（Osamu Tezuka）指出了到佛教和機器人之間的關係，“日本人不區分人類、優越的生物和他周圍的世界。所有的東西都融合在一起，我們很容易地接受機器人與我們周圍廣闊的世界、昆蟲和岩石——都是一樣的。不同於西方人，我們對機器人沒有任何的質疑態度，沒有把它們視作假性人類。所以在這裡你看不到有人抵制機器人，相反大家都能平靜接受它們。”雖然日本確實先後進入了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但日本的神道教和佛教的影響使得日本保留了前人文主義時期的許多儀式和情感。

在《人類簡史》（Sapiens）一書中，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諾亞·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將“人類”的概念描述為某種在我們的信仰體系中進化而來的東西，我們是從採獵者變成牧羊人，後來又從農民變成資本家。作為早期的採獵者的時候，自然並不屬於我們——我們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今天許多土著居民仍然生活在反映這一觀點的信仰體系中。印第安人會跟風交流，聽它說話跟它說話。土著獵人經常使用複雜的儀式來與他們的獵物和森林裡的掠食者交流。例如，許多採獵文化與土地有着很深的聯繫，但沒有土地所有權的傳統——這一直是與西方殖民者的誤解和衝突的根源，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奴隸制的歷史差異

直到人類開始從事畜牧業和耕作，我們才開始有了這樣的觀念：我們擁有並支配着其他事物，超越自然。任何東西——石頭、綿羊、狗、汽車或人——都可以屬於人類或公司，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在許多方面，“人性”的核心是使得人類成為一個特殊的、受保護的階級，在這個過程中，非人化和壓迫任何非人類的、活着的或沒有生命的東西。非人化以及所有權和經濟的概念大範圍催生了奴隸制。

歷史學家伊布拉姆·肯迪（Ibram X. Kendi）在《生而被標籤》（Stamped from the Beginning）一書中描述了美國殖民時代關於奴隸是否應該接觸基督教的爭論。英國普通法規定基督徒不能被奴役，許多種植園主擔心如果奴隸被基督教化，他們就會失去他們的奴隸。因此，他們認為黑人太野蠻因而不能成為基督徒。另一些人則認為，基督教會使得奴隸更溫順，更容易控制。從根本上說，這場辯論的焦點是，基督教——給予奴隸精神存在——增加還是減少了控制他們的能力。允許靈性的想法對日本人來說根本是陌生的，因為所有事物都有靈性，因此它不能被否定或允許。

這種害怕被壓迫者推翻，或反而淪為壓迫者的恐懼，自大規模奴隸制度和奴隸交易開始以來，就一直沉重地壓在那些當權者的心頭。我想知道，這種恐懼是否幾乎只有猶太人和基督徒才有，它是否可能會助長西方人對機器人的恐懼。儘管日本也曾有過所謂的奴隸制度，但它從未達到工業規模。

在西方，許多有權勢的人（大部分是白人）公開表達了他們對機器人統治人類的潛能的恐懼，助長了公眾輿論。然而，也有許多同樣具有權勢的人在忙着製造機器人，爭先打造出強大到足以能夠統治人類的機器人——當然，也有些人在埋頭研究方法來控制他們所發明的機器，儘管這一次它還沒有涉及到將機器人基督教化。

新書《Team Human》作者道格拉斯·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最近撰文談到了一場會議，與會者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在金錢/氣候/社會末日之後，富人如何能控制住在其地堡中保護他們的安全人員。出席會議的金融巨頭們顯然想出了一些主意，比如使用控制頸部的頸圈以及用機器人取代人類安全人員。道格拉斯建議，或許在革命發生之前就開始對他們的安全人員好一點。但他們認為現在已經為時已晚了。

當我將奴隸和機器人聯繫在一起時，朋友們擔心，我這麼說可能會讓人覺得我在非人化奴隸或者奴隸的後代，從而加劇一場已經非常緊張的語言和符號戰爭。雖然對抗非人化少數民族和貧困的人是很重要的，我也為此花了大量的精力，但僅關注人類的權利，而不關注環境、動物甚至像機器人的權利，才是導致我們處在這個可怕而混亂的環境的一大因素。從長遠來看，也許這不大算是人性化或非人化的問題，而是創造人類這一特權階級的問題——我們藉此來專橫地為自己對其它的存在的忽視、壓迫和剝削行為辯護。

機器人應該擁有什麼樣的權利

現在，科技已經發展到了我們需要開始思考機器人應該擁有什麼樣的權利（如果有的話），以及如何將這些權利編入法律並加以執行的地步。一味想象我們與機器人的關係就像《星球大戰》中的人類角色與機器人C-3PO、R2-D2和b -8的關係那樣，是天真幼稚的。

正如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的研究員凱特·達林（Kate Darling）在一篇關於賦予機器人合法權利的論文中指出的那樣，有大量證據表明，人類對社會機器人——甚至是沒有知覺的機器人——懷有同情和情感反應。我不認為這是什麼花招；相反，這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事情。當有人虐待機器人時，我們會有強烈的負面情緒反應——凱特的論文引用的眾多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一位美國軍官取消了一項利用長腿機器人引爆和清除布雷區的測試，因為他認為這是不人道的。這是一種擬人論，反過來，我們應該思考虐待機器人對施虐的人類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的觀點是，僅僅用被壓迫的機器取代被壓迫的人類，並不會修復幾個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從根本上失調的秩序。作為一名神道教信徒，我顯然帶有偏見，但我認為看看“原始”的信仰體系或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把基於機器的智能的發展和進化視為一種集成的“擴展智能”，而不是威脅人類的人工智能，也會有所幫助。

當我們為機器人和它們的權利制定規則時，我們可能需要在知道它們會帶來什麼社會影響之前制定政策。就像俗語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樣，虐待和“非人化”機器人會讓兒童和社會結構得以繼續強化自文明開始以來就存在的等級制度。

不難理解很久以前的牧羊人和農民們是如何很輕易地就想到人類是特殊的，但我認為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可能會幫助我們開始想象，也許人類只是意識的一個實例，“人性”被高估了一點。我們不僅要以人為本，還必須培養對一切事物的尊重，以及培養與一切事物進行情感和精神上的交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