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片嫩葉》

郭京會

1922年12月，在日留學的郭沫若曾受大阪“朝日新聞”之約，用日語撰寫了題為《兩片嫩葉》的文章，闡述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在中日兩國文化中的存在，預示中國、日本兩國新的文化進程。文章發表於1923年元旦，並在元月二日連載。
這一年，是日本的大正十一年，也是孔子逝世2400年。
日本文化界為紀念孔子，特別邀請郭沫若這位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前夕的中國留學生、當時已開始嶄露頭角的中國新文學代表撰寫了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紀念孔子的文章。日本的“斯文會”還特別出版了《孔夫子追遠紀念號》，匯集了不少日本尊孔派關於孔子及儒學的文章。
“斯文會”原為公家的明治維新第20位（2018年電視調查）最人氣名人岩庫具視創辦的，學會名稱則取自孔子《論語》的《子罕》篇中《斯之文》一句的“斯文學會”。1918年轉變為公益團體“斯文會”，並延用最初的主辦孔子祭奠儀式、開展孔子學說研討會的主題。
郭沫若在《朝日新聞》上發表的《兩片嫩葉》，嫩葉之印象則似乎來自日本最早的著書《古事記》開篇中描寫“嫩葉的萌動”。但直接的理解應是老樹發新芽吧！這篇文章經郭沫若的好友成仿吾翻譯，中文版以《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為題發表在1921年郭沫若一同創辦的“創造社”刊物《創造周報》上。
1922年是日本大正十一年，日本社會已經歷了從19世紀六十年代起的明治維新，社會經過了現代與傳統、西洋與東洋文化的衝突和兼容。經過福澤諭吉、伊藤博文等一代明治文化精英的比較和選擇，日本社會採用了西方人文主義文化代替古來治國安邦主流思想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儒家思想。成功地從封建文明社會初步轉變為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社會。社會的新政治經濟體制逐漸趨於安定，日本的文化思想重新展示了對傳統文化的包容性。
福澤諭吉作為日本思想啟蒙家，同時還是個精通儒學的漢學家。他親身考察了歐洲列強現代化發展進程，對於歐洲各國工業生產的高度發展結果大為震驚後，理智地主張日本全面接受西方現代文化，摒棄傳統的儒教觀念。但他也首先肯定了儒學對於日本古代發展的指導意義。他說：“把我國人民從野蠻世界中拯救出來，引導到今天這樣的文明境界，這不能不歸功於佛教和儒教。”
這是福澤諭吉對事物具有一分為二的客觀，講出這個實際上讓中國人感情上難以接受的儒學過時說。但他進一步作出結論，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孔子是最後一位聖人，他說“漢儒是從堯、舜傳到禹、湯、文、武、周公到孔子，孔子之後，聖人就斷了種。”幾乎就把秦之後的中國各朝代的治國君主、英雄賢人都打入了差不多僅算群魔亂舞、無甚價值的評價中。
其實唐代之後才出現了日本與中國大量的國、佛、民間的交流。但日本社會自古以來是由原始部落文化、神道文化與儒教、道教、佛教文化融合而成的，它的發展完全是個不斷地吸收新的外部先進文化並加之完善的過程。
日本社會善於接受、吸收新的外來的東西，因有一部分社會精英勇於承擔起了篩選外部優秀的文化系列並謹慎耐心地推薦給日本社會的重責，使日本社會任何時候都不全面盲從外部。另一方面，日本社會並不驅逐對傳統文化的執着情結，另有一部分社會力量對傳統文化堅持，而民眾則得以享受着新風拂面的溫馨與舊歌新曲、美好事物集大成於一體的自慢。

不管是新的外來文化，還是舊的傳統文化，歷史上的日本每當在確定自己的取捨之時，來自日本社會極端思潮的聲音也會出現，但很快社會整體就會矯枉過正。新的舊的、方的圓的、東方的西方的、中式的洋式的、左的右的，只要是好的都會留下來，成為一個綜合的日本制式。
從根本上這也不能不說正是來自理想的孔孟中庸之道及佛教的滲透影響。我曾經在一篇拙文中提到源、平大戰後，勝者的統治者、源家曾到尼庵探望敗者的平家殘存，這在另一種意義上也算是頗具代表性的一幕。
與之相反，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中國社會，主張新文化運動的文化界同樣擯棄中國的傳統文化，卻是棄之如敝履，非要全面搗毀不可。對孔子倡導的儒家文化社會上下一派口誅筆伐、勢不兩立之勢，將原屬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儒家思想文化徹底否定了。
這種摧毀式的轉變方式應上溯秦始皇統一中國時的焚書坑儒。秦始皇出於害怕原各小國的文化思想危及他統一中國大業，不由分說把帶有思想表現的書籍統統焚毀，首當其衝的是孔子的儒教學說。直到漢代才確立了儒教為治國安邦思想。
但秦始皇這種短視作法不僅導致了秦王朝的短命，並給中國後來的統治者留下了一個為鞏固統治或開創新局面時動不動就徹底燒毀前有歷史文化的後遺症。
郭沫若的《兩片嫩葉》雖然誕生在紀念中國的聖人孔子的祭奠中，卻是在異國他鄉日本，因為這個日本和中國如同一棵大樹上的兩片葉子一樣，沿襲了同一傳統的文化。
這在國內新文化運動中確是不合潮流的異音。“五四”時期，恰好郭沫若在日本留學，他一方面感受日本在明治之後日漸成熟的來自歐美文化影響的資本主義氛圍，同時無時無刻地感受到日本這個異國他鄉里，處處都滲透着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古色古韻。
這使從小對莊子等先秦百家頗感興趣的郭沫若不顧來日本留學原為在東洋日本學習掌握最新的先進醫術，以了實業救國之願，卻在異國他鄉燃起了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探究之心。
寫《兩片嫩葉》前，郭沫若寫出了《我國思想之澎湃城》、又在與田漢、宗白華之間的通信（三葉集）中大唱孔子的讚歌，並與後來赴德學習美學的宗白華討論中國與德國文化間的差異，寫下《論中德文化書》，另外寫出一篇《偉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陽明》。
在這些文章中，新詩、新文化的代表者郭沫若一直發出着與中國新文化眾先鋒號手截然不同的旋律。在“打倒孔家店”的中國新文化旗幟中，唯有郭沫若這一面旗上寫着“我看孔子同歌德他們真可是算是“人中的至人”了。他們的靈肉兩方面都發展到了完美的地位。”
郭沫若與王陽明在來日留學初期的1915年，在東京神保町不期而遇。此時王陽明學說在日本已形成一整套“陽明學”。明治維新前的德川幕府時代，在野勢力的皇室、公家十分信奉“陽明學”。幕府則依靠朱熹的理學作為統治管理社會的理論依據。明治維新前的各地方藩根據自己的主張在自己的藩校中使用着不同的漢學教材。郭沫若遇到並視為珍寶的恰是舊藩校的教材書。
當郭沫若留學時期窮於手頭缺少中國古典文化書籍時，曾寫信給樂山家裡，請自己的弟弟代為抄寫寄到日本。1917年5月的信中：“家中有“困學紀聞”一書，請元弟講其中庄子一部分抄示我，為望！”7月的信中則寫到：“元弟抄來諸子間評一節已收到”。“尚書”等古書更是請家裡寄到日本的。
在20幾歲的年齡，徜徉在東洋及西洋異文化中，這激起郭沫若比以往更為關注祖國命運、時刻準備投身於救國之路的愛國之心。
他對古人之哲理的思考論證源於此時，並在大量著述同時還翻譯了大量的德文、英文、日文的哲學及文學著書。這個時期對古今洋中、傳統與現代的豐富的思考，對孔子等先秦百家的肯定及欣賞成為多年後因避難再渡東瀛時，在人身不自由的困境中，埋頭於甲骨文等中國遠古時代文化研究的伏筆，郭沫若成功地取得了在十年中寫出九篇歷史研究巨著的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