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涌
　　【原編者按：8月7日,在中國經濟周刊、中國經濟研究院主辦的“中國經濟大講堂”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江涌作了《關於國家金融安全的看法》的專題講座。江涌先生以獨特的視角，分析了以“美元資本大循環”為特徵的“美元陷阱”給全球經濟帶來的風險，提出了中國應警惕美元陷阱、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相關政策建議。徵得作者同意，我們摘要刊發本次講座的內容，以期給讀者提供有益的思考與借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維護金融安全是關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

　　金融安全關繫着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維護金融安全，是對當前金融體系的重大改革完善，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國際上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金融危機警示我們：應對金融風險必須未雨綢繆，維護金融安全必須高度重視。

金融危機就是系統性風險

　　發展與安全，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體，相生相伴。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金融安全是經濟安全的核心。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金融發展與金融安全有統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二者遵從不同的邏輯：發展通常遵循進取思維，要求不斷向前、積極向上、永無止境;但是，安全總是堅持底線思維，要求有底線、邊線、紅線，在一直“朝前走”的同時，需要向“兩邊看”。所以，國家治理必須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兼顧發展利益與安全利益。習近平總書記對金融安全高度重視，反覆強調“不能發生系統性風險”。為什麼?關鍵就是經濟發展中最大的風險往往是金融危機，因為經濟金融化使得金融越發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關乎着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金融危機就是系統性風險，一招不慎，滿盤皆輸。

　　在東南亞金融危機過程中,我們看到印度尼西亞，它最初發生的是由泰國金融危機傳導的印尼盾匯率危機，接着變成整個金融系統的危機，然後演化為企業倒閉、工人失業、通貨膨脹等為特徵的經濟危機，社會矛盾被激化，出現社會危機，進而上升到政治危機和國家危機，東帝汶、亞齊省等紛紛鬧獨立。同樣，在我國個別地區，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社會矛盾，也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力量利用，比如國際反華勢力和境內外敵對勢力。一旦處理不好，就可能上升為政治矛盾，成為國家風險。國際上有諸多國家步入所謂 “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正是在遭遇金融危機之後。

　　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專門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進行要“偉大鬥爭”，這當然包括了國際博弈、國際鬥爭。曾經一度，有很多人不承認國際博弈，不接受國際鬥爭，甚至還有你死我活的鬥爭，他們認為“和平與發展”早已成為國際主旋律，世界太平，天下無賊，而把一些透過現象看本質的分析，蔑視為“陰謀論”，心理陰暗的表現。但是，形勢比人強，現在，這樣的聲音已經小多了，不過並沒有銷聲匿跡。我們必須意識到，國家安全維護，系統性風險應對，關鍵在人，在幹部，在關鍵少數，“正確的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性因素”。然而，實踐表明，我們的幹部隊伍建設不是沒有問題，除了上述那些堅持世界太平、天下無賊的糊塗蛋外，更有吃裡爬外的王八蛋，雖然為數極少，但是危害甚大。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我們在啟用重用海歸人才時忽視政治審查，名義上存在的一些考察，往往也是牛欄關貓，導致在複雜的國際鬥爭、維護經濟金融安全中，不時出現“內鬼”。對涉外人員進行政治審查，在國外、尤其在美國一直都有非常嚴格的制度，而且執行起來絲毫不含糊。

要讓金融戴着枷鎖跳舞

　　金融不能創造價值，只能製造價格，在製造價格中轉移財富。現代金融不是以服務實體經濟為主，而是越來越多地以自我服務為主，把其他經濟領域尤其是實體經濟領域創造的財富，轉移到金融領域。金融創新創造出越來越多的金融產品，通常不是使市場趨向穩定，而是加劇市場動盪，在動盪的市場中，金融資本通過做多或做空獲利。實踐表明，世界多國尤其是後進開放經濟體，金融發展帶來的安全風險往往比發展利益更多更大，給一國經濟社會造成的麻煩比它所宣揚的好處要更多更大。所以，一個健康的經濟體，必須規制金融發展，金融發展不應當是自由發展，而應當是限制性發展，要讓國家意志主導金融資本意志，而不能讓金融資本意志左右國家意志。必須向飛速轉動的金融齒輪中摻些沙子，必須讓金融家們戴着枷鎖跳舞，把金融部門、金融家們的收益降低到行業、職業的平均收益。因此，鑑於金融安全、經濟安全、國家安全的考量，同時也是鑑於國民經濟與金融領域的健康發展，對金融細緻規制、對金融嚴加監管就顯得尤為重要。

　　首先，不能給金融部門至高無上的權力。國家主權決定政府治權，政府部門的治權受政權組織形式制約。作為一個政府部門，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和證監會以及所有金融機構的權力應屬於授權。法無規定不可為，而不是自然享有或自我解釋就能獲得相應權力。在西方強權主導的世界，在美元霸權橫行世界，後進開放國家，普遍面臨經濟金融主權被侵蝕的問題，不具備完整的貨幣政策調控能力，不能達成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理論目標。擁有很大甚至無限權力的部門，實際無法完成理論或宣傳的目標，就會導致大量假作為，或權力部門空轉，不利於國家治理和國家安全。

　　其次，金融監管要有一套理念，即監管要達到什麼目的必須清楚。對待所謂創新，尤其是金融創新，通常總是集中在把別人的錢財更藝術地裝進自己的口袋，一定要慎之又慎。以互聯網金融為例，它應該要實實在在地為實體經濟服務，但現在出了一系列問題，為什麼出問題?關鍵是很多人尤其是監管者，自始至終都沒搞清互聯網金融到底屬於IT業還是金融業。所以，監管有好處的時候，幾個部門一擁而上;出了問題，各部門紛紛推卸責任，攬功諉過、爭利塞責不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意。

　　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一文中早就說過，金融寡頭既要控制報刊，又要控制政府，試圖控制一切。經濟金融化與金融全球化，方便了金融寡頭從國內走向國際，從英美發達國家滲透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其結果是，在世界無產者被成功地隔離開來後，國際金融資本卻空前地勾結起來，金融寡頭努力地藉助國際金融資本的聯合來控制世界。隨經濟金融化而來的，是社會、政治也會金融化、也正在金融化。我們看到，華爾街的影響力正在遍及整個國際社會，可謂無遠弗屆，連非洲的一些邊遠地區，也有金融勢力影響的存在。

　　2007年次貸危機引發2008年國際金融大危機，它有着多重影響力，遠比20世紀30年代那場大蕭條影響更為深刻。那場大危機是周期性和部分結構性的，而2008年這場危機既有周期性，又有結構性，還有系統性，其影響力還會不斷發酵，它是一波一波地從美國到歐洲，然後再到新興市場，從一般金融領域到大宗商品市場，然後再到貿易到製造，現在很明顯又殺了個回馬槍，所以國際貿易戰、經濟摩擦不斷升溫。

　　2008年的金融大危機是一部漫長的電視連續劇，國際金融動盪常態化。今天的國際局勢動盪，金融動盪，應當還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餘波。開放的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國的金融風險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因為沒有實現經濟金融穩定的情勢下，在國際金融動盪常態化下越來越開放，只會徒增風險。

　　在發生重大風險的時候，必須扛得住，這是防範系統性風險的應有之意，但是扛住之後要總結教訓，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在同一個地方一再跌倒。2015年夏到2016年初的A股市場出現大震盪，損失慘重，不過我們基本上扛住了。原本是一個很好的教材，但沒有好好總結教訓，而是一句簡單的“金融市場波動”就輕鬆略過了。現在大家都知道，從國際到國內，很多危機不是被化解了，而往往都是以一個危機覆蓋另一個危機。這當中有客觀因素，但是要防止一些部門在不負責任地放任、製造或加劇風險乃至危機。

認清“美元資本國際大循環”

　　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有位已在經濟學界嶄露頭角的經濟學家叫保羅·克魯格曼，他寫了一本書叫《蕭條經濟學回歸》，其中就提到過“美元陷阱”。20世紀70年代初，美元跟黃金脫鈎以後，美元本身就一文不值，但是世界各國一直在掙搶美元，甚至美元的儲備國比美元的發行國更加珍惜美元、愛護美元。這就是已經落入“美元陷阱”的體現。

　　“美元陷阱”集中體現在“以有限的資源追逐無限的美元”。世界資源是有限的，一個國家的資源更是有限的，但美元是無限的，世界需要多少美國就能生產多少。美國說他的防偽技術很高明，每印1美元紙鈔需要花費63美分，實際成本比這個數字要低，但是，他沒說印1美元和印100美元成本基本是一樣的。現在，美元發行絕大多數不用印刷了，“量化寬鬆”出幾萬億美元都只是電子符號，一分錢成本都沒有，可以無限發行。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這麼多年來參與國際分工，都是以現實的汗水和淚水，都是用有限的資源生產出產品和服務，然後用它換回沒有任何內在價值的美元。

　　“美元陷阱”可以用“美元資本國際大循環”來概括：首先，從美聯儲這個華爾街的前台開始，美聯儲發行沒有內在價值的美元(電子符號);接着，華爾街拿到美元貨幣，把它變成了金融資本;然後，華爾街利用在全世界的網絡，也就是美國金融帝國強大的力量，在全世界進行投資，變成了在一個個國家最具價值的企業資本。華爾街當然也拿美元到中國投資，一文不值的美元在中國變成炙手可熱的股權資本，其中有很多是新興產業的股份，高科技企業的股份，國有企業的股份;最後，這些在東道國形成的股權資本，把商品、服務以及增加了的利潤源源不絕地帶回美國。這就是“美元資本國際大循環”。這恰如人體的血液循環，維持機體正常運行，所不同的是，人體的血液循環是輸送養分，帶回廢物，但是美國所推動的美元循環，則是輸出廢物，而帶回養分。

　　在“美元資本國際大循環”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是美國霸權的“三位一體”，即美元、美諜和美軍，這三種力量並駕齊驅，協同推進，一個都不能少。表面看上去，美國企業自主地把美元投向世界，但其後面是隱蔽的中央情報局，如商業間諜與經濟殺手，以及美國的強大軍事力量，如海軍陸戰隊和航空母艦。美諜發現、清除風險，對付不了的則交由美軍。多年來，可以說美國所有的戰爭行動，幾乎都是圍繞美元資本的國際環流而展開，誰妨礙這個循環就把誰清理掉，薩達姆、卡扎菲就被視為妨礙這個循環的力量。現在伊朗又變成眼中釘，因為伊朗特立獨行，以歐元結算石油，妨礙“石油美元”機制的正常運作。美軍的海外基地，以美國為中心的“五眼國家”情報體系(“五眼國家”特指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等五國組成的情報機構，這五個國家組成的情報間諜聯盟內部實現互聯互通情報信息，竊取來的商業數據在這些國家的政府部門和公司之間共享。其前身為二戰後英美多項秘密協議催生的多國監聽組織UKUSA)，就是為了保護美國的海外利益，確保美元資本國際循環的順暢，這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保羅·克魯格曼200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2009年身價倍增的克魯格曼撰文指出，中國落入了“美元陷阱”。是年，外匯占款占中國基礎貨幣發行的134%，貨幣主權被嚴重侵蝕，由此導致一系列經濟安全問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其實就是落入“美元陷阱”的集中體現。

　　多少年來，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都是在東南沿海地區先行先試，此後多年，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也主要集中在東南地區，直到今天，持續強化對外開放中的一些優惠政策，比如自貿區等，仍然集中在東南地區。但是，中國的西北地區，原本就與東南地區存在發展差距，如今，與東南地區的差距不是在不斷縮小，而是越來越大。越拉越大的發展差距，正在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矛盾，加上國際反華勢力、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和離間，社會矛盾很容易被激化為民族矛盾，威脅國家安全。此外，原本比較發達、對新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做過巨大貢獻的東北，也在不斷塌陷，正在出現再邊疆化。

　　中國東南沿海以區位優勢在改革開放之初便一馬當先，利用國際的廉價資金，結合國內的廉價資源、廉價勞動力，參與分工，加入美元體系，靠賺美元實現利潤，求得發展，這是好聽的說法，實際就是一種美元套利。因為美元融資成本一直比人民幣融資成本低，這是跨國套利長期持續的基本前提。第一個階段是通過產業資本進行美元套利，發展了一些貼牌加工業，還有些積極意義;第二個階段是通過商業資本進行美元套利，引起跨國貿易的繁榮，積極意義已經明顯下降;第三個階段是通過金融資本進行美元套利，掀起資產泡沫、債務泡沫等各類經濟泡沫，積累起系統性經濟風險。問題在於收益是東南地區一部分人的，先富起來的少數一族，但是引起的風險則由全體國民承擔。

　　司馬遷有句名言，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後人常用於分析檢驗影響中國歷史進程大事之好壞的重要參考。中國改革開放是在東南沿海發起的，很多人說改革開放已經成功了，但我認為，如果西北、東北地區沒有發展起來，沒有解決好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沒有實現共同富裕的承諾，改革開放就不能說是真正的成功。因為，改革開放下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絕大部分收益被東南沿地區占有了。比如，房價地價上漲集中在東南地區，整個西北、東北除少數地方外，大部分沒有享受到這種資產增值。其實，政府也沒享受到地價房價上漲帶來的巨大收益，因為土地漲價，地方政府雖然賣地收入增多，財政收入名義上增加了，但是地方政府要承擔無限的發展義務與安全責任，下一輪徵地拆遷的經濟成本也會隨之增高，而且政府還要負擔因為徵地拆遷而導致的不斷上升的系列社會與政治成本，如應對訪民的維穩成本，所以政府並沒有從所謂“土地財政”當中獲得真實的收益，真實收益被開發商、私企和購房者拿走了。級差地租應當漲價歸公，孫中山、毛澤東都曾經這樣強調過，但是多年來中國土地的增值收益實際上沒有歸公，而是歸私了。西北地區邊緣化、東北地區再邊疆化、工農群體弱勢化、經濟泡沫化等等，究其根源，都能找到“美元陷阱”這個病因病根。

　　中國現在處在美元套利的第三階段，而且是後期。因量化寬鬆而開閘放水的美元，被引進中國後，進入實業的資金實際上越來越少，大量進入了其他虛擬經濟領域，先是製造一個個泡沫點，然後在泡沫膨脹過程中，連點成片成面，當泡沫足夠大時，再把泡沫戳破，這是自古老的威尼斯商人開始就一直慣使的“剪羊毛”的金融把戲。所以，在當下的中美對抗中，美國最重要的做法就是激化中國國內矛盾，戳破經濟泡沫，引爆金融與經濟危機。中國一旦發生金融與經濟危機，極有可能近似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印度尼西亞，會產生明顯的“蝴蝶效應”，這就是美國企圖達到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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