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盛 198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獲理學學士學位；1986年在北京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1986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95年師從中國社科院哲學所葉秀山教授，199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長期從事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在科學思想史領域特別是在科學編史學、自然概念史、時間概念史和空間概念史研究方面，有獨到的理論建樹。1997年被破格晉升為研究員，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最年輕的研究員。1999年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回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

北大是以講精神著稱的。北大從一開始就仿佛稟有一種使命，它是中國近代社會陣痛的產物，是一種社會轉型的象徵。北大精神中，一個是關乎社會的民族精神，一個是關乎自己高貴追求的個人精神。我們今天講北大精神依然沉重，我們的民族依然危難——精神危難。北大的文化是一種多樣化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個單一的模式。

北大是第一個中央政府創建的近代意義上的大學。一開始，京師大學堂既是大學，也是最高教育行政機構，相當於今天的教育部。雖然是最高學府，但現在有人用硬指標來衡量，算一些數據，說北大並不是很突出的。但數據本身不會說話，關鍵是算數據的人想用這些數據說明什麼問題，因而賦予這些數據什麼樣的意義。把文科的權重加大一些，或者把工科的權重加大一些，排名就完全不一樣了。不管怎麼說，照目前的排法，北大在全世界排名不會很靠前。但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所大學能和北大一樣，跟一個民族的命運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也就是我們要講北大精神的一個原因。

北大精神：民族與個人的雙重意義

北大的誕生就是很血腥的，戊戌變法的其他成果都被廢除了，只留下了京師大學堂。所以，北大從一開始就仿佛稟有一種使命，它是中國近代社會陣痛的產物，是一種轉型的象徵——從漫長的封建社會轉型到現代社會。這種轉型是很痛苦的，用魯迅的話講，挪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北大的誕生，同一個民族的命運捆綁在一起了。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會沖向前線，在和平時期會默默反省，在轉折的時期會出現吶喊，在正義的力量被壓制的時期就會有人拍案而起。比如五四運動，一方面是新文化，一方面是救亡。前面是學生，背後是陳獨秀、胡適等人發動的新文化運動，和老一套的封建的東西決裂。近代中國那種痛苦的命運，對北大精神的塑造很有關係。

談北大有一種沉重感，根源就在於北大精神。現在是精神危機時期，精神危機是一百年來中國社轉型出現的一個全新問題。我們在物質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精神支柱快要沒有了。實利主義、功利主義、追求表面文章，成了這個社會最嚴重的問題。人們都在追逐物質的東西，而忽視了精神的追求。北大精神在這個時期就有了它特殊的含義。社會上關於北大一個小小的事情都會被炒得很厲害，為什麼？因為北大是一面鏡子。北大精神有一種召喚性的力量，進入北大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種責任，秉承了這個精神，就會有所追求。象牙塔中總要保留一些精神的東西，年輕人總要有一些激情和夢想，否則對社會對個人都是一種損失。社會上有許多庸俗的東西，即使是在大學校園裡也有，因為大學校園也是社會。而且現代社會的腐蝕能力很強，很難完全保持距離。這時就需要一種精神的力量，一種超越的力量，一種清高的力量，能夠讓我們說“不”，讓我們和庸俗的生活拉開距離。貪生怕死是人之生物本性，但是精神的力量就是能讓人捨生取義。

總是把北大與精神聯繫在一起，這是一種歷史的積澱。北大精神中，一個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的苦難相聯繫的愛國精神；一個是做人的精神。一個人一輩子不年輕一回是一種損失，一個社會沒有一群可愛的理想主義者也是一種損失。大學不一定要和社會拉平，我們應該有一種精神貴族的情結。

從長遠來說，從一個民族來說，需要有一個精神的支柱。北大就應該提供這樣的精神力量。一個民族要致力於建設，不僅需要工科人才，也需要管理人才，需要對社會有構想的人。大學是一個社會理想的孕育場所，大學提供了一個承認精神自由合法性的場所。如果沒有了精神，北大將不再是北大，和一所普通的高等專科學校沒什麼區別，無非是訓練一個人找到好工作的職業訓練所。只為了找工作其實是不一定要上大學的，上大學就是為了讓人的精神更高貴，讓人對人生、對世界有更寬廣的理解。現在，有很多大學生的家境比較貧寒，想儘快工作可以理解，但一定要記住，我們有更高的追求。如果你將來成了決策者，在決定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時候，在大學受到的教育就會起決定性的作用。比如：你是要把古建築拆掉還是恢復原貌？是要修一條筆直的馬路還是適應生態環境修一條彎曲的路？是把路燈修得高大明亮還是追求一種曲徑通幽的意境？這都取決於現在的教育。今日社會中的實利主義和浮躁作風，就是因為現在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一代人，是在唯唯諾諾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生活的時候只知道先把肚子吃飽，要先讓煙囪冒煙，要每個人都當螺絲釘，要每個工廠都按流水線運行起來。他們的精神不會說“不”。社會上不斷樹立道德楷模，恰恰就說明沒有了道德。所以我們今天講北大精神依然沉重，我們的民族依然危難——精神危難。我們不僅自己要做高尚的人，還要為民族精神的復甦貢獻力量。這就是北大精神——關乎社會的民族精神，關乎自己高貴追求的個人精神。

北大文化：多樣化

北大文化基本上是校園文化，北大有很多有趣的東西，這和剛才那麼沉重的東西形成了對比。精神總是很沉重的，因為它要說“不”；文化則不同。我在1979年考入北大，關於北大的文化，我想講講自己的回憶。我剛入學的時候覺得很奇怪：學生沒有自己固定的座位，老師經常見不到，食堂很多，圖書館可以隨便進……什麼都覺得新鮮。大學裡展現的是一種多樣化的可能性，不是一個單一的模式。

講座北大最令人興奮的是講座，那時的北大學生真是不留情面，講得不好，台下的學生立刻走光。當時我們科學哲學社組織了一個講座，是個老教授，題目是“論科學理性”。老先生是一個有名的科學哲學家，但是廣東話口音很重，於是聽講座的同學十分鐘走了一半。當時的大飯廳（現在的大講堂）裡面可以吃飯，也可以演講。同學們經常是一邊端着飯盆吃飯一邊聽演講。1979年正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初期，當時思想極為活躍。那時候我慢慢進入北大的生活，漸漸覺得其中妙不可言。當然也有歷次學生運動，無論怎麼評價，長遠地看，都表明了一個民族的活力。青年人是民族青春的形象，天下大事，匹夫有責。在整個80年代這個浪漫主義時期，學生開始參與國家大事。回頭看，這裡面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年輕人是允許犯錯誤的，一個人如果從來沒犯過錯誤就說明他從來沒有年輕過。在80年代的時候，就是那些講座使我們覺得世界上還有那麼一群人，有那麼一點追求。雖然在新的時期形勢有了改變，講座的內容和形式都不太一樣了，但是青春的追求是十分重要的，缺少這個，北大的校園文化就不可能活躍。

白髮先生校園歌手說，校園裡有白髮蒼蒼的先生，長發飄飄的女生，這是未名湖畔的亮麗景觀。我自己有體會，是關於白髮先生的體會。我念書的時候燕南園是貫通的，每次去圖書館都必定經過那裡。同學們經常指指點點說哪裡哪裡是誰的房子。我知道南邊第一間是侯仁之先生的房子，老院士依然健在。我沒有在院子裡見過他，但我見過朱光潛先生，是個個子很矮拄着拐棍的老先生。我那時正在讀他給青年人的信，心中頓時升起一股崇敬之情。我在未名湖邊還見過季羨林先生，季老仍然健在。一個年輕人，如果對什麼都沒有崇敬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真正的偶像，能讓自己從內心中有一種震撼的感情。如果崇敬感能起激發的作用，能讓你感覺到燕園中有許多巨人和大師，你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那麼必定能激勵你前進。

圖書館圖書館的一個好處就是能看到一些孤本，裡面簽着一些大師的名字，讓你感覺有一種時代的傳承感。我看過許多洪謙先生簽名的贈書，他現在已經過世了。當時翻看的時候就感覺這些書頁也曾是他翻過的地方，從一些眉批腳註中看到了一些遙遠的話語，而人類的文明似乎就在這種遙遠的話語中被接續。過去圖書館借書的時候有一個紙袋，上面簽有借書人的名字。從上面你就能看到誰是你的同行同道，也在讀着相同的書。我經常看見我崇敬的一些老先生的名字赫然在上，於是感到自己和他們是志同道合的。現在電子化方便了，但是看不到這些東西了。也許在老藏書庫里還能見到我說的那種書袋，上面還有一些有檔案意義的名字。我建議圖書館不要把它們撕掉。有一個同學寫了篇文章，登在北大學生報上，說：“我走在驚雷無聲的圖書館。”驚雷無聲用得非常好。我當研究生的時候，允許進書庫了。凡第一次進書庫的人，都不能不產生震撼。這麼多書，一輩子都讀不完。人類的文明就這樣聳立在你面前，每一部書都好像是一個古人在和你對話。你打開一部書就開始傳承他們的思想和精神，人文的文脈就從你的手上延續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