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有兩點以前沒有留心。

1. 蒙古滅宋后土地兼併加劇而不是減少。 蒙古貴族侵占，投降的漢奸權貴侵占， 得勢的寺廟侵占。 “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數蒙漢貴族官僚手裡，廣大農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成為佃戶，或者被迫逃亡他鄉” “尤其是災年，有的地方餓殍遍野，人煙寥落，雞犬聲稀，一片淒涼黯淡的景象”。

這一點可以解釋元朝為什麼是一個短命的王朝。一般王朝更替的初年，因為戰爭消耗人口土地閒置，外加上地主豪強參與軍閥混戰或者把家產當軍資而散掉， 或者投資方向錯了而被敵人殺掉，反正土地集中會比王朝末年輕的多。 特別強大的漢唐初年乾脆是均田制，土地是國有分， 政府按人口分地， 這是為啥唐初上層混亂不堪， 而底層經濟繁榮。  用現在的話說是資本集中得到了有效的壓制。 朱元璋年代政府也掌握大量官田， 分給軍戶屯墾， 雖然朱元璋雖然遭遇兒子殺孫子的上層之亂， 明初社會基本穩定。

在和平年代農業資本主義社會必然造成土地集中， 官商學黑巧取豪奪的違法土地集中僅僅是其中的一種。 自然狀態下，只要遭遇天災， 小地主，自耕農就會因為存糧不多而破產， 在不賣地就餓死的條件下，多數小地主會選擇活下去再說。 等到下一次天災來臨這些人只好鋌而走險搶劫造反了。 當然如果中央政府強大有能力調動糧食救災的話可以避免戰亂。 但是， 土地集中以後地主家出秀才舉人進士的概率增加，國家政策必然向地主權貴富豪傾斜， 比如稅收從按土地面積收稅變成按人頭收稅， 再加一些功勞減免， 富豪地主不交稅了， 國庫也就空了，比如崇禎， 你讓他那啥去救災？ 好不容易給權貴們磕頭作揖弄點銀子， 又遇到大地主夥同官僚哄抬糧價。

2. 朱元璋殺掉的功臣們可能是土地兼併的主力軍。這些功臣的行為可能與元朝習慣有關，元朝用大片土地封賞功臣， 國家沒有地就放任功臣們自己去搶。 這種期待與劉項封建復辟時一樣， 項羽不封侯韓信就投劉， 劉邦封侯小，韓信就不出兵。 朱元璋的功臣們有同樣的土地封賞期，功臣們沒拿到手這樣的封賞肯定是憤憤不平，進而自己動手。

功臣們貪污到什麼程度？ 藍玉（著名功臣）令家人私買雲南鹽一萬餘引（每引200斤或400斤）。 數百萬斤鹽啥意思？ 古代鹽鐵專賣乃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 不然一個大省遭災那啥去救。 郭桓等人貪污額折精糧合二千四百餘萬石，天文數字有人懷疑，但是追回髒糧700萬石， 可見那個數字並不離譜。

3. 朱元璋時代不但官不聊生，朱的兒孫老婆日子也難過： “公元1370年，天又大旱，朱元璋率所有王子齋戒沐浴後，身穿素衣草鞋，走到城外的岳瀆坊在烈日下暴曬三天，當晚並不回宮，就地臥於草蓆之上而眠。第二天，再接着曬，屆時，皇后率領所有妃嬪下廚用野菜粗米作齋戒的飲食。時值六月的南京，驕陽似火，如矢射膚".  這種玩法， 朱元璋不但與功臣們離心離德， 家裡也不會有支持者。

4. 本文質疑中國文人照搬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 把朱元璋說成是地主階級的代表。 逐漸意識到中國社會是農業資本主義社會， 屬於三極互相鉗制結構。 朱元璋時代比較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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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誤讀朱元璋作出完全否定評價，他雖殺人無數，但沒殺一個農民

歷史沉澱的理性

朱元璋是中國封建歷史上真正的布衣皇帝，他比劉邦更布衣，因為劉邦還曾做過秦朝泗水的亭長。秦、漢時在農村“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是直屬都尉的專職維持治安的機關，也是行旅止宿所在。亭長掌治安警衛，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相當於現在的派出所所長。正因為朱元璋是布衣皇帝，坊間甚至讀史不求甚解的文化人，多以為他是位長於粗武而拙於心計的草莽英雄，對他有很多誤讀。

誤讀之一：朱元璋出身寒微，沒有文化，思想簡單，是個老粗皇帝。其實，這個斷語不完全正確。雖然，朱元璋沒有經過系統的正規的教育，但他不是一個老粗人物，而是一個頗有思想文化的皇帝。

朱元璋生於1328年9月，祖籍是江蘇沛縣，父親老實本分，做了一輩子佃客，全家人土裡刨食，勉強度日，為生活所迫，數次遷徙。朱元璋小時候跟蒙館老師上過二年學，由於貪玩，農忙時又得下地幹活，沒有好好念過一天書，全憑記性好，認得幾百字，但也寫不得書信文契。輟學後，一直替地主看牛放羊，後因飢餓與夥伴擅自宰殺了地主的一頭牛烤肉吃，被地主毒打，趕回家去。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遭受嚴重的旱災和瘟疫，饑民四處逃荒，常常靠吃草根樹皮度日，不到半個月的光景，朱元璋的父親、大哥和母親就在飢餓和病魔的雙重折磨下相繼死去，生前食不果腹，無錢抓藥就醫，死後亦無衣衾、棺木，就連巴掌大的墳地還是好心的鄰居施捨的。後來當了皇上的朱元璋一想到這些還不無傷感地說：“朕昔寒微，生者為衣食之苦，死者急無陰宅之難。吁，艱哉！”十七歲的朱元璋雖然長得身材高大，渾身是力，但那年頭無人僱工，找不到飯吃，而親朋故舊走死逃亡，實在是投奔無門。萬般無奈之下，朱元璋只得進皇覺寺當和尚，干一些粗活雜活，換口飯吃，可由於災情大，靠收租米生存的皇覺寺也收不到租米，因為生活無着，當行童才滿五十天的朱元璋被迫裝着和尚的樣子，風餐露宿，四處化緣游食於江淮之間。三年後，朱元璋又回到皇覺寺，貧窮如初，依然只能幹活無法誦經。朱元璋二十五歲時參加紅軍，戎馬倥傯，無暇讀書，直到在南京稱王后，才可能有一些時間學習文化。可見，朱元璋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正規的教育，自學的機會和條件也極其有限。

但從渡江到稱帝，他一有功夫就和幕府中的宋濂、劉基、范常、陶安、葉儀、楊憲等儒生列坐賦詩，講經敘史，討論問題；又愛好讀史，《漢書》《宋史》都是他常讀的書，還跟大學問家宋濂讀《春秋左傳》，跟被朱元璋稱為“蜀秀才”的陳南賓讀《洪範九疇》，也常讀道家經典《道德經》，稱《道德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遠在龍鳳十一年六月，朱元璋便任命儒士滕毅、楊訓文為起居注，命編集古無道之君如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作之事以進，曰：“吾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鑑誡耳。”他學習歷史的目的，是為了吸取古人成敗的經驗教訓，作為自己行事的根據。

一個人如果把自己的大腦當成草地，任別人的思想如馬蹄一般踐踏，那麼，再好的書也將失去其魅力和價值。朱元璋善於獨立思考，富於批判精神。吳元年十一月與侍臣討論：“漢高祖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蹤指示比文臣，臂諭雖切，語意畢竟太偏。我以為建基立業，猶如蓋大房子，翦伐削，要用武臣，薻繪粉飾，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連牆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空間架，粗粗糙糙，不加粉飾彩畫，很不像樣。偏了都不對。治天下要文武相資，才不會壞事。”讀《宋史》到宋太宗改封椿庫為內藏庫，批評宋太宗：“作皇帝的以四海為家，用全國的財富，供全國之用。何必分公私？太宗算是宋朝的賢君，還這樣小家子氣，看不開！至如漢靈帝的西園，唐德宗的瓊林大盈庫，括人民的錢作私人的蓄積，更不值得責備了。”他常與大臣論持身保業之道，說：“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與群臣論守成之道，說：“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也，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還說：“憂患之來，嘗始於宴安者。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也。”朱元璋的警世恆言，充滿哲思，深可及髓，告誡當權者不要以為取得天下，或有了一些政績，就可以懈怠、可以放縱、可以隨心所欲，要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和憂患意識，防範潛在危機，剔除自身瑕疵，兢兢業業，如履薄冰地行權履職。

朱元璋初下徽州時，朱升請提字，元璋親寫“梅花初月樓”牌匾，與陶安論學術，親制“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門貼給他。做了皇帝后，更喜歡舞文弄墨，毛騏、陶安、安然死，親寫祭文。朱元璋喜歡研究音韻，手頭常用元末《陰氏韻府》，以舊韻出江左，命樂韶鳳參考中原音韻訂定，名為《洪武正韻》。在讀《蔡氏書傳》時，發現所說象緯運行和朱子書傳不同，特意命宿儒訂正。朱元璋在位期間先後御製了許多振揚佛教的論文和詩謁，《明太祖文集》收文章46篇，收入《護法集》的詩文有36篇。他賦詩作詞無數，註疏晦奧艱深的《道德經》二卷，著有《御注洪範》和《集注金剛經》一卷，儼然是一位頗有建樹的學者。欣賞與批評文學作品，常有獨到見解。

朱元璋天資聰穎而又善思好學。“到大明帝國建立起來以後，浸潤於各類學者文人中的朱元璋，已經可以相當嫻熟自如地引經據典，探討歷朝歷代治亂、得失之道，而且到後來，他已能寫對仗工整的駢體文，撰寫一些詩詞辭賦也算得上中規中矩有模有樣。”在朱元璋的《御製文集》中收集了他作的各類詩詞一百多首，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如“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腿，恐踏山河社稷穿。”“馬渡溪頭苜蓿香，片雲片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再如《神龍贊》：“天性自誠，龍種果靈。穩淵不妄，有命必騰。均調四時，常奏帝庭。宛然雲生，赫赫雷霆。昆蟲被澤，禾黍樂萌。功著天地，上下相應。驅岩洞蛟，雲車於冥。致揚而息，使濁而清。威則塞宇，潛則無形。神龍治水，環宇清寧。”連朱元璋都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驚訝：“我本野人，未曾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乎？”

有這樣一個故事，體現了朱元璋不俗的思想文化修養。他曾給他手下的人算過一筆帳：老老實實地當官，守着自己的俸祿過日子，就好像守着“一口井”，井水雖不滿，但可天天汲取，用之不盡。朱元璋的這個帳，算得頗有哲理，充滿智慧。高飛之鳥，亡於貪食，深潭之魚，死於香餌。古往今來被嚴懲的貪官，都有一個最大的教訓，就在於守不住“一口井”，這些貪得無厭之徒，總嫌“井水”不滿，於是利用職權，不擇手段地謀取不義之財，於是，當他們的“井水”滿得溢了出來的時候，便把自己給毀了，不僅“溢流”出來的金銀財寶自己享受不到，就連不滿的“一口井”也喪失了。

朱元璋的文史修養可能不及歷史學家和文化學者，但前者活學活用歷史文化資源的睿智遠勝於後者。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建立明朝之後，如何正確認識中華帝系與元朝的相互關係、如何正確處理大漢民族與蒙古民族的關係，關乎大明王朝的長治久安。朱元璋以文化祭祀為切入點，在南京創建了歷代帝王廟，集中入祀三皇五帝和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和元世祖忽必烈，並規定每年春秋舉行國家祭典。不計歷史前嫌，超越狹隘的民族情緒，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大文化視角，認可元朝為中華正統，讓忽必烈同享祭祀，對於緩解漢蒙矛盾，增強民族認同感，促進民族融合與團結，維護國家的統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朱元璋雖非青燈黃卷、皓首窮經的夫子，終生與黃卷赤軸、左圖右史、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相伴，但他的思想文化修養和政治韜略是不可小覷的。

在封建社會歷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出類拔萃的，儘管他在治國理政中的失誤和問題一直為後人詬病，但畢竟功大於過。文化的涵養使具有豐富而獨特生命體驗，且勤於政事、孜孜不怠的朱元璋更有智慧，於治世中體現出文化品格，在諸多方面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和人類文明進步的要求。如堅持和平發展和民族平等，善待農民，加強法制，大興禮教，反腐倡廉，保護工商業等等。這是朱元璋建立曠世基業、成功鞏固政權和一姓相承276年的重要原因。

誤讀之二：朱元璋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一味地排斥農民階級利益而維護地主階級利益。這個斷語不科學。從占有土地等生產資料和農民剩餘勞動乃至必要勞動上看，皇帝和皇室無疑應歸屬於地主階級。但朱元璋真正代表的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他殫精竭慮所要維護和捍衛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地主階級只是鞏固和強化皇權、維護和發展皇家利益，被賦予法定權利的工具。為使朱氏江山永固，他需要保護或限制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利益，在不動搖皇權和觸犯皇家利益底線的情況下，他努力與地主階級、農民階級在權力和利益的分配上達成和解，力圖擴大三者之間的利益匯合點，並非一味地單純地排斥農民階級利益，維護地主階級利益。一個高明的帝王會把追求最大利益與追求最安心、最長久的利益享受統一起來考慮問題。事實上，朱元璋對農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善待農民、改善民生、賦權於民方面，是歷代封建帝王不可比擬的。

蒙古滅宋後，沒收了宋的官田和一部分貴族的田地，皇家貴族、王侯將相以及漢南人降附的文官武將、僧侶寺觀，都以侵占或賞賜的方式占有大量耕地，把原來耕種土地的農民抑為佃戶。如諸王中晉王單是歸還朝廷的土地就有七千公頃，西安王有賜田三百頃，郯王有蘇州賜田二百頃，沒收宋代后妃的田地歸太后，專設江淮財賦都總管府掌管。另一大批沒收的田地歸皇后的，專設江浙財賦府掌管。文宗時魯國大長公主有平江等處賜田五百頃。順帝時公主奴倫引則思有田地五千頃。大臣如伯顏有河南賜田五千頃和薊州寶坻縣稻田提舉司所管轄，脫脫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轄田土。宋和金的降臣不但保有原來的田土，而且還乘機兼併，有的一年收租數量竟達二三十萬石，占有佃戶三千戶。寺觀也大量占田，最多的如大承天護聖寺前後兩次共賜田三十二萬千頃，大護國仁王寺有水陸田十萬多頃，佃戶三萬七千五十九戶，白雲宗和尚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江南寺院佃戶多到五十萬餘戶。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數蒙漢貴族官僚手裡，廣大農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成為佃戶，或者被迫逃亡他鄉。同時，沉重的稅賦、高額的地租，使佃戶苦不堪言，有的地方佃戶，生男供田主奴役，生女作田主婢妾，甚至計口立契，隨田地買賣，如買賣牲口一般。官兵和地主還常常踐踏田地，甚至強占為牧場，強搶馬匹耕牛。淮河以北一帶以至河南河北的農民，成群結隊地逃向南方，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一次逃亡的農民就有十五萬戶。尤其是災年，有的地方餓殍遍野，人煙寥落，雞犬聲稀，一片淒涼黯淡的景象。

朱元璋出身於赤貧的農民家庭，成長於民不聊生的年代，對農民艱辛勞作卻愁吃愁穿的處境無限同情。他說：“四民之中，農民最勞最苦。春天雞一叫就起床，趕牛下田種地。插下秧苗，得除草、施肥、犁地，大太陽里曬得汗水直流，勞碌得不成人樣。好不容易巴到秋收了，完糧納稅之外，剩不了多少。萬一碰上水旱蟲蝗災荒，全家着急，毫無辦法。”又說：“自己年輕時在鄉下，看到官吏飲酒好色、不務正業、欺壓百姓，心裡真是生氣。但是能怎麼辦？老百姓沒有任何辦法。老百姓一年辛苦到頭，他們種莊稼、紡織布匹，莊稼還沒有打到場裡這一年欠的債已經來收了。婦女所織的布匹還沒有從紡織機上拿下來‘已非己有’。他們一年到頭穿的是破衣服，吃的是粗糧食，做的是艱苦的沉重的勞動。”朱元璋做皇帝后不忘本，一直認同自己的農民身份，許多時候在農民群體面前，有一種歸屬感，對農民的苦難感同身受。他真心關心農民、支持農民、善待農民。他曾對大臣說：“昔日，在民間看到鰥寡孤獨、老弱病殘，心中就會產生一種厭世的情緒，恨不得馬上替他們死了。戰亂年月，見到這種情形時，也是同樣產生惻隱之心，如今我代天治平，若天下還有流離失所的人，那就不但有悖於自己拯救百姓的願望，也沒有盡到我代天的責任，你們務必要體會我的心情，好好安置那些貧苦無告的人，不可使天下有任何一個這樣的人。”

朱元璋曾命人帶着太子朱標到農村視察，看一看農民的住處飲食用具和辛苦勞作的場面。回來以後，他對太子說：“現在你可知道農民的勞苦了吧！農民身不離田畝，手不釋犁耙，終年勤勞，不得休息。但是，他們住的是茅屋草房，穿的是粗布衣裳，吃的是菜羹糲飯，而國家的一切費用又都落在他們身上。”他嚴肅地教育太子說：“凡居處食用，一定要想到農民的勞苦，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他們不苦於饑寒。如果不顧農民的勞苦，對他們橫徵暴斂，則農民不堪活命矣！”朱元璋曾深受壓迫之苦，又經過元末農民革命運動的洗禮，清醒地認識到“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的道理，做皇帝后十分注意農民和農業問題。

經過二十年長期戰爭的破壞，人口減少，田地荒蕪，是明初的普遍現象。為了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鞏固大明政權，朱元璋集中精力，振興農業。他用移民屯田，開墾荒地的辦法，把農民從窄鄉移到寬鄉，從人多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廣的地方，實行墾荒田免徵三年田賦、個別地區額外開墾的荒地永不收稅等一系列政策，鼓勵農民墾荒拓田。明初十五年間，全國增墾田面積達180萬頃，到洪武末年，全國耕地總面積突破400萬公頃，比元朝末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他大興水利建設，堅持數年，把旱災水患降到了最低限度。到洪武二十八年，全國共開塘堰40987處，疏通河流4162處，修建陂渠堤岸5048處。朱元璋鼓勵農民種植桑、麻、棉以及棗、柿、栗、胡桃等經濟作物，以增加農民收入，並把種植經濟作物作為考核官吏政績的內容之一。他曾頒發教民榜文說：“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糧差之外，別無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種桑、麻、棗、柿、棉花，每歲養蠶，所得絲棉，可供衣服，棗、柿豐年可以賣鈔，儉年可當糧食。里老嘗督，違者治罪。”真是群眾利益無小事，朱元璋生怕災年農民挨餓，竟然心細到讓農民多種幾棵樹，以備不時之需。他減租減稅，努力減輕農民負擔。凡各地鬧災荒歉收的，他都下令蠲免租稅，災情特別嚴重的，還叫地方官員貸米，或賑濟米、布、鈔；豐年無災荒，也優免地瘠民貧地區的賦稅。因飢餓而賣身為奴的人，政府為其贖身。控制寺院的發展，迫使僧尼還俗，成為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朱元璋採取軍屯的辦法以軍養軍，儘可能不增加農民負擔。他把衛所周圍的土地收歸國家所有，叫做“官田”，要求各衛所都要從事屯種。屯種的士兵每人分給田地50畝，動員軍戶全家共同耕種，配備耕牛、農具，教種植技術，徵收租稅。後來，他曾經多次不無自豪地和大臣說：“我養了百萬軍隊，卻不多費國家一粒糧食。”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國的稅糧達3279萬石，是元朝一年稅糧的三倍，明初的社會經濟呈現出繁榮氣象。

為了防止官吏胡作非為，欺壓農民，朱元璋在《大誥》中明確規定凡官吏違旨擾民，或相互勾結，包攬詞訟，教唆陷人者，民眾可以“連名赴京狀奏”，甚至可以將害民官吏“綁縛赴京”。各地官府對於持誥赴京面奏之民不得阻攔，否則官吏“族誅”。這樣的規定，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許民持誥赴京告奸，在某種程度上承認民眾擁有一定的制約官吏以至官府的權力，並給予這種權力以一定的法律保障。在封建社會，“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既是中國傳統道德倫理範疇的集中體現，又是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簡約表達，它所強調的是社會成員的責任義務，統治階級絕少強調社會成員的權益，而《大誥》中的這項規定，則是對傳統倫理價值觀的批判性表達，表明朱元璋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開放和進步的。有個叫趙罕辰的農民就率領幾十個農民把縣裡八個貪官污吏捆綁起來，押送到京城。江蘇常熟縣的農民陳壽六率領他的弟弟和外甥三人，捆綁了“害民甚眾”的縣吏顧英，到京城告御狀。朱元璋獎勵了這個農民，賞錢二十錠，三個人各賞兩件衣服，而且免除差役三年。為了怕縣吏報復這位農民，朱元璋嚴厲警告縣吏：若有敢於無事生非迫害陳壽六者，殺其全家；若有敢於誣陷陳壽六者，殺其全家。

洪武元年大旱，到了次年三月，旱情依然嚴重，朱元璋心急如焚，她在父母亡靈前面禱告：“絕不敢忘記父母當年吃草根樹皮的苦難，願與天下共甘苦率所有妻妾吃半個月草根粗米，以反省上天的譴責與懲罰，並為百姓祈福。”公元1370年，天又大旱，朱元璋率所有王子齋戒沐浴後，身穿素衣草鞋，走到城外的岳瀆坊在烈日下暴曬三天，當晚並不回宮，就地臥於草蓆之上而眠。第二天，再接着曬，屆時，皇后率領所有妃嬪下廚用野菜粗米作齋戒的飲食。時值六月的南京，驕陽似火，如矢射膚，若無基督精神和對農民的深厚感情，哪位帝王願像這樣自討苦吃？

為保證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促進社會和諧，朱元璋把收養“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作為官吏的職責，寫入《大明律》，如果應收養而不收養以及監管不力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以監守自盜論”。以法律來約束和督促各級官吏，不但規範了救濟行為，而且提高了救濟效率。“國初立養濟院以處無告，立義冢以痤枯骨，累朝推廣恩澤。又有惠民藥局、漏澤園、幡竿蠟燭二寺。其餘隨時給米給棺之惠，不一而足。”朱元璋念念不忘弱勢群體，口惠而實至。據《明史》記載：“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災。甲子，大祀天地於南郊。是月，征蠻師還。二月丙申，耕耤田，癸丑，振河南飢。夏四月甲辰，詔贖河南饑民所鬻子女。六月甲辰，詔有司存問高年。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均祀，復其家。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歲給米六石。士卒戰傷除其籍，賜復三年。將校陣亡，其子世襲加一秩。岩穴之士，以禮聘遣。丁未，振青州及鄭州飢。”使相當一部分社會弱勢人群得到了救助，有了棲身之所和生存之資，哀號遍野與怨聲載道的現象明顯減少。

朱元璋在遺囑里有一段話：“朕膺天命三十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民。”此言不謬！史記：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內，內外諸司奏札共1660件，計3391事。朱元璋每天要看或聽207.5件報告，要處理423.75件事。以致朱元璋“星存而出，日入而休”，仍處理不完。朱元璋對農民的感情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偽的，是細膩的而不是粗糲的，他時時處處想着農民的利益，盡心盡力為農民辦實事辦好事，夢想建立一個“烏托邦”式的大明帝國。可能有人說，朱元璋所做的一切，無非是為了維護朱家的統治，可同樣是為了維護一家一姓的封建統治，哪位帝王能像他那樣重視農業，視民如傷？

朱元璋用嚴刑重罰處理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殺了十幾萬人，主要是國公、列侯、大將；宰相、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州郡胥吏；進生、監生、經生、儒士、文人、學者；僧、道；地主、富人等，總之，都是統治階級內部成員，他心目中的敵人，沒有一個是農民。

朱元璋對地主階級許以法定權利，只是維護皇權和皇家利益的手段。當地主階級超越法定權利，追逐特權，嚴重損害農民利益，危害國家安定和皇權統治時，朱元璋會果決地限制地主階級的特權和利益。如朱明王朝新貴，官封公侯，爵顯祿厚，成為擁有大量土地、佃戶的大地主；在科舉未定之前，選用地主做官，叫做稅戶人才，有做知縣、知州、知府的，有做布政使以至朝廷九卿的；地主為糧長、甲首，徵收賦稅，征糧運糧，編戶定役，丈量土地，質正里中是非、詞訟；糧長如果犯雜犯罪須服流刑、徒刑，一直死刑的，都可以用納錢的辦法贖罪，並繼續當糧長；不許庶民蓄養家奴，卻肯定貴族、官僚蓄養家奴的合法性。可在地主階級依託權力，額外剝削農民、貪污腐敗、為非作歹的嚴重情況下，朱元璋會採取嚴厲措施打擊地主，抑制豪強，以緩解階級矛盾，維護皇朝統治。

誤讀之三：朱元璋嚴刑峻法，濫殺無辜，大要案皆為冤案。這個斷語有失偏頗。朱元璋處理的一些大要案是證據確鑿，有法可憑的，當然也有冤案，還出現了案獄擴大化的問題。

朱元璋時期著名的案獄，無非是胡藍黨案、空印案、郭桓案和文字獄。

發生文字獄的因由，是舊地主階級的文人，不甘心被造反的農民皇帝統治，頑固堅持其階級立場，對朱元璋及其統治集團懷有深刻的憎恨，拒絕與新朝合作；還有一些文人曾經做過元朝或東吳的官吏，愚忠不作貳臣，堅決不做新朝的官吏。而朱元璋特別強調：“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過。”對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辦法就是殺。話雖如此，與事實還是有出入的。如詩人楊維楨以年邁為由不為官，並作詩說皇帝若不見諒，自己只好跳海自殺了，朱元璋留他在南京住了幾個月，便放他回故鄉去了。但是歷來有人說，朱元璋有卑微心理，使得他對肯與新朝合作的文人也疑神疑鬼，總懷疑文人玩文字遊戲，譏諷、影射、暗罵自己，因此，對文字吹毛求疵，妄加揣測，上綱上線，製造慘案。當然也可能經過一番考證，但我卻對朱元璋殺文人到了荒誕離奇的地步深感懷疑。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說，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在《賀表》裡，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雉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朱元璋認為是暗諷他當過和尚當過“賊”，於是殺了徐一夔。美籍華人學者陳學霖考證的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徐一夔在“被殺”的第二年，居然還給人寫過墓志銘，事實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歲，死於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後。其實，在朱元璋親自操刀捉筆的《大明御製皇陵碑》裡，他本人也沒有隱瞞自己出家和參加起義的舊事，倒是坦陳了這段在封建士大夫看來似乎很不光彩的歷史。陳學霖教授指出：“現存有關明初文字獄案史料不宜輕信”，“自趙翼而後學者所論明太祖文字獄案，皆系依據弘治至萬曆間野史稗乘所傳故事，其間牴牾百出，亦有荒誕可笑，不可視為事實”。

空印案是朱元璋嚴懲舞弊禍及無辜的案件。按常例，各地都派計吏進京，向戶部表報地方財政收支賬目。計吏都帶着事先準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博，一旦發現戶部審核的報表數目不妥，馬上重填，免得回去重新核算加印再報，以求戶部通過審核。這種做法，省時省力，但也會出現少報漏報的現象。朱元璋從中發現了舞弊行為，下令嚴懲，共有上萬人（包括各地衙門掌印的長吏）死於非命。朱元璋處理此案，刑罰過重，且禍及無辜甚至清官循吏，為後人詬病。濟寧知府方克勤，廉潔奉公，忠於職守，“省憲考績，為六府之最”，卻被株連，讓人憤懣不已。

然而，胡藍黨案和郭桓案，雖為血案但非冤案。貴族地主侵犯人民和皇朝利益，破壞法紀的情況，由來已久。龍鳳十年，朱元璋對徐達、常遇春諸將說：“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蓄家童，乃有恃勢驕恣，踰越禮法，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或生釁隙，寧不為其所累。”洪武二年，朱元璋歷數前朝官吏的劣行後說：“如今要嚴立法禁，官吏凡是貪污蠧害百姓的，嚴懲不貸。”他制定了律令：官吏受賄枉法者，贓一貫以下杖刑七十，每五貫加一等，至十八貫絞；監守自盜倉庫錢糧等物者，贓一貫以下杖刑八十，至四十貫斬；官吏貪污至六十兩銀子以上的梟首示眾，並處以剝皮之刑。洪武三年，朱元璋說：“時武臣恃功驕恣，得罪者漸眾。”洪武四年，朱元璋又說：“時諸將勛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恃冒法，凌暴鄉里，而諸將勛臣亦不禁戢。”洪武六年，朱元璋鑑於開國元勛多倚功犯法，凌暴鄉里，奴僕殺人，隱匿不報，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滿，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其中規定：凡是公侯家人倚勢凌人，侵奪田產財物，私托門下影投差徭者，處以斬刑。法律條文要用鐵榜這種古老的形式來公布，一方面說明那些被封為公侯的開國元勛們依仗功勞權勢而違法亂紀，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說明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們過於放肆。朱元璋是有政治遠見的，在奪取全國政權前夕，就諄諄教導官員，決不可恃功驕恣，破壞綱紀，重蹈前朝的覆轍。之後，隨着形勢的發展再三警告官員，務必持正守法，並指出問題之種種，但官員倚勢凌人、毀壞綱紀、不法營私的現象並沒有收斂，反而越演越烈，就是立了鐵榜仍作用不大，這使得朱元璋極為憤慨，決心嚴懲觸犯法紀者。

胡惟庸官至丞相，一意孤行，專權用事，朝廷上生死人命、官員職務升降等大事，有時徑直處理，不向皇帝報告；內外衙門的報告有不利於自己的也一律扣押。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軍人失意的都奔走在他的門下，送金帛、名馬、玩好不計其數。胡惟庸做了七年丞相，獨斷專行，門下故舊僚友結成同黨集團，與軍事貴族集團相互勾結，使朱元璋感到大權旁落和不安全。由此可見，即使私通日寇、蒙古，毒害劉伯溫、行刺徐達，沒有確鑿證據，疑罪從無，胡惟庸也是應該被處死的。況且，朱元璋執法極嚴，令出必行，違者，不管是皇親還是功臣，絕不寬宥。早在取金華時，因為缺乏糧食，嚴令禁酒，這時大將胡大海正領兵圍攻紹興，其子胡三舍王舅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下令處死，都事王愷勸他：“胡大海見總兵攻紹興，可以本官之故饒他。”朱元璋發怒道：“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我號令！”自己抽刀把這幾個人殺了。洪武末年，駙馬都尉歐陽倫出使，販帶私茶，雖然是自己的親女婿，也依然依法處死。

藍玉，明朝開國元勛，官拜大將軍，封涼國公。立鐵榜後，他仍然專恣暴橫，畜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儼然如帝王，乘勢漁獵百姓。曾占東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狀，御史依法提審，卻被藍玉一頓亂棍打走；又令家人私買雲南鹽一萬餘引（每引200斤或400斤），依勢兌支，侵奪民財，阻壞鹽法。在捕魚兒海戰役中打敗元帝脫古思帖木兒後，藍玉不僅私占掠獲的大量珍寶、駝馬，還將元帝妃子據為己有，妃慚自盡死。北征班師至喜峰關，因已入夜，守關明軍未及時納入，藍玉怒不可遏，竟然縱兵破關而入。不經過朱元璋的允許，在軍隊中任命自己的親信官員，擴充自己的勢力。朱元璋批評他的過錯，他還不悔過，仍恃功自負，甚至陪朱元璋設宴慶功，也傲慢無禮，全然不把朱元璋放在眼裡。藍玉被拘捕之前，對前來看望自己的麾下眾將說：“上疑我矣。”經嚴刑拷問，藍玉招供說打算在朱元璋出去田獵時起事。其時，違鐵榜令者甚眾，郭英私養家奴百五十人，又擅殺五人；周德興營第踰制；朱亮族鎮嶺南，作為擅專，貪取尤甚。不殺藍玉之流，任其橫行，百姓豈能安定，江山豈能穩固？

郭桓官戶部侍郎，其罪狀：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只交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低二百萬石，余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致使府、州、縣官黃文通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稅秋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並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郭桓等盡行分受。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餘倉分並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范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沒、吞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精糧。

有人認為，貪污額折精糧合二千四百餘萬石，是個天文數字，是否屬實，令人生疑。問題是，即使任意打折縮水，郭桓等人也死有餘辜。朱元璋感嘆道：“古往今來，貪贓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這麼過分的，實在是不多！”按照這個案子，順藤摸瓜，從中央六部到全國各地，“系獄者數萬，盡皆擬罪”，追贓糧700萬石，朱元璋懲治貪官的力度可謂空前絕後。朱元璋嚴懲貪官污吏的真正目的，如他所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這是比較有政治遠見的。

應該看到，朱元璋處理大要案，殺了很多人，但被殺者也不都是冤枉或刑罰不當的，況且，人們得出朱元璋嗜殺的結論，多源於清朝御用文人修撰並經清朝帝王增刪篡改史實的明史和一些謬種流傳的野史，其可信度可想而知。清廷作為《明史》的修訂者，自然不會像《明季稗史匯編》那樣記錄清軍入關後在揚州和嘉定屠城的野蠻殘暴行徑，他們儘可能地粉飾自己不光彩的歷史，抬高自己，貶低別人。魯迅先生有感於清朝對歷史文化典籍的狂暴焚毀和肆意篡改，犀利地指出：“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後兩個皇帝，對於‘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治’，卻真是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於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捨，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於‘七經’，‘二十四史’，《通鑑》，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鑑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可見，清朝的文化專制已達到空前強化的程度。比如，“萬曆新政”的設計和領導者張居正是個偉大的改革家，“他上任的時候，國庫七百兩的銀子虧空，他死的時候，國庫有一千三百萬兩銀子，和乾隆最盛時期比較，國力也只相當於張居正執政時期的三分之二。”親歷當時改革的明代人，對張居正有很高的評價，如“心胸廓八肱，識見洞千古”的思想家李贄稱張居正為“宰相之傑”，更有說服力的是，因奪情事件被張居正打斷雙腿的著名清流鄒元標竟然建議崇禎帝給張居正平反昭雪。而《明史》對張居易的評價卻不高。在文化專制下，編纂者不敢不顧及帝王個人的好惡，不敢不講“政治”，否則，後果是嚴重的。須知，徐駿的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被認為譏訕悖亂之言，斬立決。徐述夔的詩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被認為是“顯有去本朝興明朝之意”，徐述夔父子被開棺戮屍，其孫徐食田及為該書作跋和校訂者被處斬。面對如此嚴酷的文字獄，文人豈能不提心弔膽，曲意行事？誰還敢違拗聖意。正如龔自珍慨嘆那樣，文化人只能“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至於野史多無稽之談。《明史》記載徐達死於背疽，但無朱元璋派人賜食一說。明朝中葉有一本徐禎卿撰寫的多記載明朝初年掌故的筆記小說《翦勝野聞》，才有“忽賜膳”的記載，但是並沒有說是什麼食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翦勝野聞》“書中所紀，亦往往不經。”清趙翼《廿二史札記》稱：“《明史》立傳多存大體，不參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龍興慈記》，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雖然趙翼本人認為這是“傳聞無稽之談”，但“徐達吃蒸鵝而死”卻從此成了一個表現朱元璋陰險毒辣的民間傳說廣為流傳。事實上，徐達病逝後，朱元璋輟朝以表哀悼，並親臨靈堂祭奠，傷心欲絕。下詔追封徐達為中山王，諡號“武寧”，贈其三代皆封王爵，賜葬於鐘山之北，徐達的碑文也是由朱元璋親自寫的，贊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可見，朱元璋對徐達病逝的痛惜之情，這絕不是假惺惺可以解釋的。現代醫學也表明，“疽最忌鵝”並沒有任何科學依據。

有些人只談朱元璋暴戾的一面，卻不提朱元璋開明的一面。朱元璋對賢能之士，不管是布衣寒士，還是隱於老佛、卜筮、負販者，皆不拘一格提拔重用。公元1390年，吏部統計，選天下耆民才智者任官1916人；1393年，選國子生20以上能文章者241人，授予教諭等官職，同時擢任國子生劉政、鄧志和等50多人，為各地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就連九十多歲的耆儒，如鮑恂、余詮、全思誠、張長年等人，也受到了朱元璋“崇德尚齒”的優待，被任命為文華殿大學士。

朱元璋在嚴懲貪官污吏的同時，對循吏清官經常給予旌表，對老百姓擁護的良臣給予提拔。陶垕仲，洪武十六年，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劾刑部尚書開濟至死，直聲動天下。未幾，擢福建按察使。誅贓吏數十人，興學勸士，撫恤軍民。朱元璋給他優厚的俸祿，他自俸儉薄，把節省下來的資財全部施捨給貧窮百姓。朱元璋詔令表彰。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卻被薛大方反咬一口，以誣陷罪名將陶垕仲逮至京。朱元璋親自過問，查明真相，處死薛大方，好言撫慰陶垕仲，並詔其還官，百姓雀躍。閩人迎拜陶垕仲說：“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洪武二十九年，靈壁知縣周榮、宜春知縣沈昌、昌樂知縣於子云、新化縣丞葉宗等人，因清廉公正，政績突出，百姓擁護，分別升任河南、南安、登州、黃州知府。

朱元璋以為不可，而民以為可，則以民為準。洪武二十四年，新化縣丞周舟因公道正派，勤政廉政，百姓安居樂業，升吏部考功主事。不久，有新化百姓請求朱元璋讓周舟回任，理由是：自舟去後，民被擾不安。朱元璋順從民意，改詔令周舟繼續做新化縣丞，並令禮部宴賞遣之。洪武二十九年，永州知府余亭城、齊東知府鄭敏、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寧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百姓派代表上京申辯，列舉他們的善政，朱元璋立即糾正，賜襲衣寶鈔放回。他們復任後，刻苦工作，政績更著。

朱元璋體恤老實厚道的舊官新吏，優待善始善終的清官循吏和功臣。羅復仁官作弘文館學士，為人質樸正直，深受朱元璋喜歡。羅復仁住在南京城外一個小巷子裡，只有東倒西歪的幾間舊房子。一次，朱元璋突然來到羅家，正在梯子上粉刷牆壁的羅復仁見皇帝大駕光臨，一着慌便從梯子上摔了下來，他不顧自己的疼痛，趕緊召喚女人抱小木凳請皇帝上座，自己跪在地上磕頭請罪。朱元璋見羅復仁窮得可憐，卻對自己很恭敬，十分過意不去，說：“知書達理的讀書人，怎麼能住這樣的破爛房子呢？都是朕關心不到。”於是，命人趕緊收拾一所大邸宅給羅復仁一家人住。朱元璋對那些善始善終的清官循吏和功臣，都命人修建府第，賞賜禮遇，特殊優待。他們壽終之後，朱元璋又親寫祭文，以彰其跡，教化天下。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馬拉車、牛拉犁、人工播種、鐮刀收割、磨盤制米，綿延幾千年至今還沒有絕跡，我們不能苛求朱元璋沒有超越歷史局限，克服腐敗的體制性弊端，應該看到他能夠清醒地意識到腐敗對政權的嚴重危害性，對腐敗零容忍，就是一種順應歷史進步的明智之舉。

孟德斯鳩說：“將一切當代的觀念用到遼遠的古代去，這是產生無窮錯誤的根源。”洪武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問題複雜而嚴重，表現在：貴族地主對人民的非法剝削，對皇朝賦役的隱蔽侵占；淮西集團對非淮人排擠、打擊；軍事貴族可能發生叛變的威脅；相權和君權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最後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在這樣的語境下，高尚原則雖有道德優勢，但未必有生存優勢和博弈優勢，作為政治家而非慈善家、道德家的朱元璋只能用手中的權力，依靠農民的擁護、中小地主的支持，運用檢校和直接掌握的軍隊，採取流血的手段，鞏固自己的政權。

成化、弘治年間的學者謝鐸說明太祖有超過前代帝王之功者，共五件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至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清人趙翼是這樣評價朱元璋的：蓋明主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