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驌與胡適：“兩個反對的朋友”

以詞描花，受到胡適譏笑

　　1914年，胡先驌開始與胡適交往。當時，胡適在留美
學生中名氣很大，胡先驌有意結識，就托同鄉楊杏佛、饒樹人介紹，想和他通信，沒想到卻先收到胡適的來信，使他喜出望外。回信時乃以“適之宗兄”相稱，說自己“仰慕殊久”，以前在《留美學生季報》讀到胡適《〈詩經〉言子解》、《非留學篇》及英文論儒家的文章，“皆適得我心，乃竊自喜，引為同調”。胡先驌在這封信中還簡單介紹了他治學的經歷和志向，雖然在美國讀書是志在“農林山澤”，但對中華文化的衰落非常擔憂，願意與胡適一道“恢弘聖道”。

　　然而，胡先驌與胡適不僅所事專業不同，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從一開始就有分歧和距離。胡先驌珍愛傳統文化，浸淫於詩詞歌賦之中，而胡適則提倡文學革命，與胡先驌的願望恰恰相反。1916年，胡適應陳獨秀的邀請，寫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文學改良的“八不方針”：“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對於第五條“務去爛調套語”，胡適用胡先驌以前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的詞《齊天樂·聽臨室彈曼陀鈴》為例，進行了批評，說胡先驌的詞裡是“一大堆陳詞套語”。

　　今試舉吾友胡先驌先生一詞以證之：“熒熒夜燈如豆，映幢幢孤影，零亂無據。翡翠衾寒，鴦瓦冷，禁得秋宵幾度 幺弦漫語，早丁字簾前，繁霜飛舞。裊裊餘音，片時猶繞柱。”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詞套語。“翡翠衾”、“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簾”、“幺弦”，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可繞也。至於“繁霜飛舞”，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

　　那時候胡先驌試學填詞，初學者當然不無膚淺之處，胡適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但也算不上多大一個事兒。對胡先驌受到的批評，錢仲聯曾說：“自為詞有被胡適所譏者，時人學夢窗者多有此失，不獨步曾為然。” 《錢仲聯自選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這種說法是比較公正的。

參與創建“《學衡》派”，批評胡適的文學觀

　　1919年前後，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學，陳獨秀、胡適等人先後被聘為北大教授，創辦《新青年》雜誌，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在社會上影響巨大。針對這場來勢洶洶的批判傳統的運動，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為中心的學者們挺身而出，以《學衡》雜誌為陣地，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向“北大學派”發起反擊，形成與北方對峙的南方“學衡派”，其主要成員有吳宓、梅光迪、胡先驌等。

　　宿儒林紓 琴南 對陳獨秀、胡適提倡的新文化運動大為不滿，出手作文相爭，但是由於他不懂西文，未能抓住對方的要害，結果敗下陣來。林紓是胡先驌在京師大學堂的老師，老師受辱，學生當然不能旁觀，於是有了胡先驌與胡適的筆戰。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談到這樁已經過去多年的往事，胡先驌仍然是這樣說：“胡適諸人欺侮林琴南等老先生不懂英文，我卻引經據典，以西文的矛來陷胡適的西文的盾。在當時我是自鳴得意的。”胡先驌在美國讀書範圍極廣，曾廣泛涉獵西方文學，其造詣勝過林紓——儘管林是以翻譯外國小說而著稱；即使是胡適，可能也有其不及之處。胡先驌家庭藏書中，有一書櫃的英語文學書籍，都是在美留學時所購，或可印證他所言不虛。

　　當時胡先驌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中國文學改良論》，刊於《南高校刊》，後又刊於《東方雜誌》。作者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對胡適的改良之說提出批評：用白話推翻文言、把中國古代的文學成就全盤否定的態度過於偏激，對社會有負面影響。他結合自己對西方文學的了解，闡明了他的文學改良觀：“欲創造新文學，必浸淫於古籍，盡得其精華，而遺其糟粕，乃能應時勢之所趨，而創造一時之新文學。”

　　另一篇是《評〈嘗試集〉》，胡先驌花了20天的時間才寫出這篇兩萬多字的長文章。他以中外文學的史實和理論，批駁了胡適新詩和文學革命理論的不當，最後得出《嘗試集》不僅沒有價值，而且還將擾亂思想的結論。

　　《學衡》的創刊有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而現實的起因，則是由於胡先驌與胡適的論戰。吳宓說《學衡》雜誌的發起，一半原因是胡先驌《評〈嘗試集〉》寫好後，投遍南北各大報紙和文學雜誌，竟沒有一家願意刊登，或者沒有一家敢刊登。這樣，才促成了《學衡》的誕生。

　　胡先驌說胡適主張的“八不主義”中，如不用陳言套語，不避俗語，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等幾條，早已是古代詩人的共識，並非胡適首創，其實在中學老師教作文時，也經常提到。至於不用典、不對仗、不模仿古人，“則大可商議”。胡先驌具體分析了用典的優劣得失，他反對用僻典和堆砌典故，指出胡適不知道外國詩也一樣用典，荷馬史詩中的神話故事，被文藝復興以後的詩人用了又用，幾乎用濫了；待莎士比亞、彌爾頓的詩作出現，則幾乎人人都引用他們詩中的情事。關鍵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處，用得好則可起到暗喻、含蓄、耐人尋味的效果。胡適在後來談不用典時，談來談去，也是這個意思，只是不認錯，堅持“不用典”的提法。他晚年的私淑弟子唐德剛，就指出他文章的題目用“逼上梁山”就是在用典。

　　胡適提倡白話文，堅持俗字入詩。其實俗字入詩也不新鮮，歷史上許多詩人也曾用過俗宇。胡先驌說，俗字能否入詩，應該以能入詩者為限，即入詩後應能增加詩感詩味，而不是什麼俗字都可入詩，並且舉了很多例證。他說《嘗試集》僅僅是白話，而不是白話詩。“夫詩之異於文者，文之意義，重在表現（denote ，詩之意義，重在含蓄 connotative 與暗示 suggest ”。他批評胡適的白話詩，實際是取消詩文差別，以文為詩，以白話本身為詩，詩的特點被消解了，只保留從外國借來的分行排列。

　　有人認為，《新青年》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對一些人造成壓迫，所以《學衡》起來抗爭，其中原因當然不會如此簡單。即或如此，《學衡》的文化觀念畢竟與時代相左，其表達方式也有缺陷，尤其是胡先驌的文章印證繁複，語言口羅嗦，加上賣弄學問，因此“打破壟斷的願望沒有實現”。這只不過是保守主義最終遭到批評之後所出現的情形，是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待歷史。《學衡》起來抗爭，目的在於維護中國文化，並沒有個人被壓迫的處境，謀求的也不是個人的利益；《新青年》當時也沒有那樣高的地位，只不過提出新的學說，受影響的只是青年人。至於胡先驌的文章，其實作者一開始就聲明了評論胡適的《嘗試集》，必須先評論胡適的詩論，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詩論擺出來，目的在於和《嘗試集》及胡適的觀點作對比，以論證胡適理論和實踐的荒謬。文章環環相扣，只是文言的論述方式現在閱讀起來不便罷了。

　　胡先驌大力出擊，胡適卻沒有回應。胡先驌曾說：“此文出後《新青年》、《新潮》兩刊物中迄無人作一文以批評之，僅羅家倫曾作一譏諷口吻之短評而已”，但羅不足以與他抗手。不過，論戰雙方因為都經過西方自由主義的洗禮，言論不合併沒有影響到友誼。後來胡適的聲望和社會影響越來越大，胡先驌所領導的中國植物學事業也需要胡適支持；胡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地位，也需要胡先驌等科學家來維護，尤其是在中基會、中研院等範圍內。這以後他們沒有發生公開的爭論，胡先驌也曾為胡適主辦的同仁刊物《獨立評論》寫稿。1925年他們在上海合影，胡適題名為“兩個反對的朋友”，也可以看出兩人的胸襟。所以在1927年胡先驌與吳宓談《學衡》今後辦刊的方向時，胡先驌有“胡適對我頗好”的話。

鼓動胡適競選總統

　　1948年初在南京，胡先驌還曾鼓動胡適出來組織社會黨和競選總統。此事起於3月30日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舉行第一次預備會議之前，蔣介石要王世傑去與胡適商洽，準備請胡適出來競選總統。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有當天的記載：“王世傑和先生商洽之後，先生對於蔣主席的意思甚可欽佩。先生覺得自己的身體不甚健康，又怕他的性格不能充分和蔣主席的性格協調，頗為猶疑，但允考慮後答覆。”

　　這件事最終以蔣介石作總統候選人而當選總統，但此事在胡適的生平中當屬一件大事，近來不斷被人論述，有人認為胡適對突如其來的總統候選人感到興奮，不能自已；也有人認為胡適根本就沒把這當一回事，仍然心如止水。

　　當時，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在南京召開，胡先驌也南下出席會議，所以與胡適也有接觸，在耿雲志所編《胡適及其友人》的照片集中，收有一張南京會議期間胡適與胡先驌等友人在一起的合影，胡適題為“皆兄弟也”。他們都是有意推進中國民主建設的自由主義者，胡先驌還可謂是胡適被列為競選總統候選人的見證人，他在解放後的一份檢討中說：

　　我到南京，有一次二陳 立夫、果夫 曾請我與胡適之吃飯，他們的黨徒我認識不少，他們要我參加國大的選舉，我拒絕了。我那時是希望有一種第三種力量，能獲得政權，來澄清政治，我勸胡適之組黨，便由於這種思想。在那時似乎有這種可能，因為國內對於國民黨反動派不滿、而又怕共產黨革命成功的人都希望有進步思想的人士組織第三種力量，來獲得政權，美國人也是如此希望的。胡適之便是美國所寄以希望的一個人物。蔣介石要胡適之做總統，後來不是他的黨徒怕萬一選出不是胡適之，則結果更壞，蔣介石才自己競選的。我願意胡適之當選總統，並不是佩服胡適之，我認為他太保守了，而且我也知道胡適之雖當總統，仍是一個傀儡；但是他是一個名流，他當選總統，可以一新社會耳目，一些進步人士可以獲得一部分政權，政治實施總會有些進步。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胡適與王世傑商洽之後，做出“允考慮後答覆”，而終未參加競選，並不是拒絕蔣介石的邀請，也不是蔣介石出言無信，而是國民黨內部對胡適的競選沒有十分把握，才作罷論。

　　胡適被學界推為現代大師，但胡先驌對他的評價不是很高。在1950年《北京的科學運動與科學家》一文中評述胡適，認為他的著作以《中國哲學史大綱》 上卷 最有名，但“可以議論之處甚多”，而且沒有寫完，他真正有價值的可能是小說考證。至於胡適的成就，胡先驌認為“將來歷史上之評論，恐怕只是新文化運動之倡導人，而學術上之成就，則殊有限。至於其政治經濟思想，則甚落後，與其新文化運動殊不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