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運光簡歷：1918年出生於煙臺稷下縣。1934年，16歲加入共青團，成為學生會的頭，1936年加入共產黨。1938年參與領導了“天福山起義”，1939年9月，被選為七大代表，1940年秋天我們到達延安參加了整風運動，批評以教條主義為主的整風運動，反對黨八股，目的是要為召開成功的七大作準備。七大會議一開完，我們就出發預備進入敵占區，走到山西榆次聽到日本人投降的消息，815日本投降後首批抵達東北，45年10月到瀋陽的，先在東北局擔任政治秘書，後轉大連地方工作。文革前是東北工學院一把手，四清時期被遼寧省委黃火青、黃歐東等人選為批判的靶子，此後三次被開出黨籍。】
老田按：2008年在大連柳老的家中，對他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訪談。在這次訪談中間，柳老的親身經歷，能夠說明黨內政治生活異化的狀況。原本，強調積極的思想鬥爭，在批判錯誤思想中間前進，是中共的一大政治優勢。但是，建國之後，這個思想鬥爭嚴重地異化了，促進和操持政治異化的兩大代表性群體是：當權派中間的壞幹部及其依靠的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這兩群人聯手有多次表演，目的都是為了把高官眼裡不喜歡的人，在思想批判運動中間清除出去，就這樣，原本共產黨內部通過積極的思想鬥爭來解決問題並引導大家共同前進的政治優勢，現在異化成了少數高官操縱各種馬屁精的揭發批判，來實現清除異己的目標。這兩個群體，老田稱之為“政治機會主義同盟”，他們在反右擴大化、四清運動以及文革初期，都有着充分的表現。柳老在四清和文革前後的遭遇，很鮮明地映照出這個機會主義同盟的存在及其活動模式。
由於政治機會主義同盟的逐步壯大，在黨內政治生活中間占據了相當地位，這就催生一種新的政治機會主義態度：任何時候都不能夠與這個強大的異化同盟對着幹。在柳老的冤案平反過程中間，時任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的表現堪稱典型，他為了避免得罪現實中間存在那一股龐大勢力——黃火青、黃歐東以及環繞其周圍的官員(給柳老扣上政治帽子，就是這兩個人操縱下級馬屁精式的官員合夥干的)的衝突，拒絕過問柳老的冤案，在柳老被中組部下令平反之後，還“勸說”柳老離開遼寧去外地，以維護他們“可貴的團結”。老田十分感概，在張志新案件被選為典型大肆宣傳時，任仲夷也為自己順便撈取了一個積極平反冤假錯案的開明形象，結果，真實的歷史和政治要讓人沮喪得多，就算是那些被宣傳包裝出“高大上形象”的好人，也如此脆弱和經不起事實的檢驗。
這個反對文革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他們有能力把一切政治和思想運動，異化為服務於高官的“個人小算盤”目標。毛主席在台上的時候，他們動不動就扣“反毛”的帽子去打擊異己力量，按照柳老的說法，他自己不算反對領導的異己力量只是不積極地拍馬屁而已，就這樣，這些人都已經容不下他了;在文化大革命還沒有被否定的時候，他們把自己說成是捍衛文革功績的衛道者;在文革被否定之後，這個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又成了反文革的英雄，有些人還因此加官進爵甚至還參與執掌最高權柄去搞什麼“撥亂反正”——其實，在共產黨高層，他們自己才是最大的“亂”和“不正”。而柳老則與此相反，在那些人搞非毛化的時候，柳老捍衛毛主席的思想和歷史地位;毛主席在台上的時候，柳老反對那些人脫離歷史過度拔高和神秘化毛主席的思想，結果還被那些人扣上了反毛的帽子，甚至還三次開除黨籍。
最為可笑的是，至今柳老仍然有政治壓力，還不能夠完全公開地談出自己的經歷和看法。而那些機會主義同盟中人，卻在那裡無節制地裝聖賢——其中一個人竟然把自己的回憶錄命名為《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老田認真閱讀了那個人的回憶錄，此人對自己文革前後系列的機會主義行為和罪孽，沒有一絲一毫的反省。相反，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間攬功諉過，想要無原則地拔高自己的欲望，簡直到了沒有止境的地步，這從回憶錄命名就可以看出來，我們今天都知道“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這個標題曾經紅遍了全球——因為，這是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記錄毛澤東早期革命歷史所用的小標題。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文革前成為挨整對象
1960年之後，政治氣氛逐步濃厚起來，開始學毛選、語錄，學解放軍，學校設立政治部。有一次，東北局召集各個大學校長學習，由東北局的宣傳部長主持學習班，討論問題，要求大家暢所欲言，講述自己的意見，聲明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也不作記錄。那時正是廬山會議之後，他們把東北局與中央的往來電報都擺出來，讓大家看了之後發表看法，我也信以為真，在評論彭德懷的一封信時，我就說，三面紅旗在下面的執行中間確實出了很多問題，彭德懷的這個意見並沒有錯，他有沒有別的問題我不知道，當時確實應該反左。這個話說了之後，兩年多也沒有人說我對還是不對，後來才知道有人是做了記錄的，當時我不知道。
因為在學校裡面做政治工作，要經常回答學生的疑問，在學毛選期間，就有研究生提出來世界上有沒有不可以進行分析的事物，也沒有不可以進行分析的人，毛主席可不可以分析?有的系總支書記聽到這個問題之後，大吃一驚，就反應到我這裡來，要是給一個簡單回答，研究生能服嗎?總支書記自己也要聽新東西，我就回答說，學毛著不分析是不行的，毛主席也可以分析，讀馬列的書都有一個領會過程，杜勒斯不也在研究毛澤東的書嗎?我有一次參加一個教研室的會，一個老師說學習毛主席語錄，就是學馬列主義的結晶，可以急用先學，立竿見影，他們那麼講表明他們確實在學，這麼講也是很尊重你這個書記的意思。我就回答說，就我的體會來說，學習是要聯繫問題和實際來學，還需要自己思索和捉摸，恐怕不存在一個立竿見影的效果，學習要理論聯繫實際，慢慢領會和掌握，水到渠成和瓜熟蒂落，立竿見影一學就會，恐怕不容易。有的老師就記錄到本子上了，我到現在也不認為那些話是錯的。
大概是63年的事兒，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再版了，裡頭有太多的修改，顯得很不嚴肅。我在黨委會上說，我是老同志，延安時期讀過這本書，不是現在這個本子，寫得是很通俗的，單獨有一章，說是要當馬恩列斯的學生，當斯大林的好學生，新本子就沒有了。原來的本子裡沒有引用毛主席的多少話，新本子大段引用了。這個文章已經翻譯成為英法德等多種文字，改了應該加以說明，理論工作不能這麼不嚴肅。結果，又被人記到本子上了。
1965年的五一節，省委有個副書記要來跟學生聯歡，我自己倒是沒有管這個事兒，但是在主樓上發現很冷清，一了解，原來是書記只想與500人聯歡，其他人都放假走人。院裡頭來了大批便衣，說是派來的保衛幹部。我一聽就來火，我們整天在學校里來來去去，也沒有見到什麼人要謀害我們，到底是個多大的官兒，派這麼多保衛幹部?他們說是要來一個副書記、兩個少將。人家又給記下來了，後來揭發匯總，類似的事兒大概有二三十條的樣子。
65年夏天，省市委決定對我進行批判，冶金部也派了司長過來參加。開了半個月批判會之後，各種各樣的揭發材料都出來了，材料多了，各次言論都有時間地點和記錄，大概二三十條罪名，在四清運動的氣氛下，省委把我定為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說《共產黨員修養》的版本問題就定成反對劉主席。最後決定給予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行政撤職，工資降兩級。這些材料我都不否認，但究竟是不是反社會主義犯毛澤東思想呢?因為我是省委委員，處分我需要報中央監委批准，報上去之後中央沒有批，就拖下來了，我靠邊站。
到了1966年之後，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字報滿天飛，民主氣氛很好，我就覺得我可以找組織講話了，我就上省委高教處找處長，要求上北京，他威脅我說：你要幹什麼?我是6月7號走的，到北京去找冶金部談問題，但是到處都找不到領導。我上北京的時候，學校的大字報沒有一張是指向我的，那個省委高官依靠的整我干將叫做郝平分，趕緊去匯報說我要上北京，他們就派黨辦主任來抓我，沒有抓着，他們就部署大字報來批判我，一夜的功夫，我就成了缺席的反革命。後來工人告訴我，進了那麼多箱大字報紙。
16號回到瀋陽，就成了公開批判的靶子，那些專門整人起家的人，搞了萬人批判大會，還算比較文明，沒有搞武鬥打人，但是不讓我講話，以後就是批鬥。然後就是隔離審查，在審查期間從樓上摔下來，導致七處骨折，我愛人看到的時候就是三樓半的地方躺着，地上有一灘血，人在樓下邊，認為這明明是打的，我自己完全沒有印象。學校還有一個周老師被那些人活活打死了，這些都是人為安排的陰謀詭計。要是把當權派和他們依靠的整人打手的表現收集一下，把這些情節描述出來，簡直可以寫成一部故事跌宕起伏的小說，這些人有什麼原則和信仰，他們也算是共產黨呀。這些人其實就是反對文革的兩個群體：當權派和他們依靠的打手，文革後還說這些人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是所謂的功臣和英雄。
冶金部其實並沒有要整我的意思，都是遼寧省委搞的，其實我也沒有怎麼得罪他們，不過是不會拍馬屁而已。學生造反派組織後來也派人調查了我的問題，認為不能定這個性，比他們實事求是精神高多了。文革期間這些整人的官員說，說康生說過柳運光不是個好傢夥，這個話康生是1968年才說的，他們整我在三年前就開始，好像他們是在不折不扣地預先執行康生指示似的。文革後康生被打倒了，他們也沒有說主動改正過來。
我是文革前一年靠邊站的，直到十一屆六中全會過後才解放。開始是省市委領導罷了我的官，革委會成立之後，我還是靠邊，1971年重新成立省市委，不管怎麼變，反黨反毛的帽子就是不給取消，那些整人的人要把踏上千萬隻腳，永遠不讓你翻身，這樣，他們整人的功績才是一個好的政治資本，可以加官進爵，為此，有的人到今天還是不肯放下屠刀，至今死不改悔。我曾經被三次開出黨籍，文革前省市委開除一次，文革期間新成立黨委又被開除一次，粉碎四人幫之後新的省市委還給一個開除黨籍留黨察看的處分，院裡面的領導還讓我靠邊，一邊反省問題一邊批鄧。十一屆三中全會、六中全會一開，他們羅織的那些所謂問題，自然都站不住了。
困難時期，有次老師帶學生下工廠，回來晚了食堂沒有飯吃，幹部反應上來，我就說老師和學生都把糧票換了內部餐票，就算是口袋有錢，街上也吃不到東西，這跟偽滿時期不一樣，食堂一定要辦好，要讓大家要讓大家都吃得上飯。後來，有一個系的黨總支書記揭發說，反革命分子柳運光說共產黨領導不如偽滿時期。一些個知識分子殺人，就是有智慧，至今還不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樣的人混在黨內不是個別的。經過了文革之後，最大的收穫，真的是像孫悟空經過八卦爐一樣，成了火眼金睛，你們這些人再說得天花亂墜，再千變萬化，都不過是狗屁不值。
77年2月初，我老伴老高去找院黨委，說是和我一起回老家去，結果批准了。這樣，我們就經過大連煙臺青島，回程去北京，院裡面那些人知道消息之後，還派了一個人來抓我，怕我去北京上告，暴露了他們的整人的機密。我們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從黨小組找起，找院黨委，找市委，找省委，任仲夷這個時候來遼寧當上了省委書記，本來應該他按照政策來解決我的冤案，但是他卻讓我去找黃歐東，他說一天接到幾十封信，忙不過來，讓我回學校里去等。再次去找，他就說你不要再來了，回來之後，那些人還要繼續整。78年底上中央組織部，是唐佩榮接待的，他一聽一看材料，就拍了桌子說，這是什麼大拼盤，北京都批臭了，還拿這個整人!你們回去，我給他們打電話，有了中組部的尚方寶劍之後，這樣，任仲夷和省委才不得不通知學校解放柳運光。從65年開始，我受了十一年的批判，三中全會過了，任仲夷在那裡當權，我還在挨批。
那些人給我定罪名說我反對毛澤東思想，我不僅當時不反，到現在對毛澤東的話還是很服，他說馬克思主義理論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說要學習馬列主義，提高識別能力，搞社會主義就要搞繼續革命，這些我至今仍然同意，不管他們怎麼批怎麼斗，我相信我的問題不是反毛，最後還是可以搞清楚的。
二、 文革之後的反思
文革起來之前，我就被省市委拋出來了，成了批判的靶子，因此就喪失了參與運動的資格，成了一個旁觀者。最開始，運動還是在省市委的領導之下，那些人沒有一個有覺悟的，認為自己身上的官僚主義作風和特權思想，應該被認真觸及。上面既然要抓走資派嘛，那他們就來一個自上而下的“罷官革命”，組織萬人大會進行批判，東北工學院首先拋出我，接着又拋出周，周后來被他們整死了。中央文件要求要搞群眾運動，黃火青、李光他們就讓大學裡頭成立官辦紅衛兵組織，當頭頭的還是省市委幹部的子弟，他們就是這樣來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官辦紅衛兵後來就是“遼聯”。軍隊支左之後，他們又有自己的偏向，引起群眾組織分裂，軍隊幹部就支持“遼革站”。自下而上的造反派組織，就認為你們省市委也還是有問題吧，也需要向群眾說清楚，做檢討吧，堅持把運動的矛頭向上，這一派人以“東工八三一”為首，不簡單跟隨官場的判斷，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對於我的問題，他們認為省市委的定性站不住。
文革後提出全面否定，講法制就一定要走到徹底否定群眾路線、群眾運動嗎?正確的一定要保持，官員們就那麼高明，從文革期間的表現看不是那樣。正確的東西一定要保持，糾正錯誤總結經驗，加以提高。搞社會主義，不提高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和思想認識，能行嗎?
成立省革委會之後，完全是軍隊幹部唱主角。如果文革期間不搞三支兩軍，經濟和社會秩序就會亂套，不是沒有全局性崩潰的條件，是有的，靠着軍隊才避免。對於鄧小平這個人在文革前後的表現，據我對他的觀察，從來不支持工人農民的組織和監督作用，他當總書記的時候，對李立三的處理是錯誤的，工人運動工會組織沒有真正搞起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自上而下的嚴密控制，該支持的沒有支持。毛主席批評說黨內有人一不讀書二不看報，我們一看就知道是說誰的，他長期沉迷在養蜂夾道的高幹俱樂部里打牌玩耍，不履行自己的職責。文革期間康生的地位那麼高，就是與鄧小平玩物喪志、沒有履行中蘇理論爭論的領導權有關，康生後來成為文革小組的顧問，地位那麼高，這個很大程度上是鄧小平的功勞，把中蘇爭論的領導權拱手讓給康生，把書記處的工作丟給彭真，這是鄧小平沒有擔負起總書記職責的結果。這樣的人，毛澤東就是再欣賞他，也不可能對他不失望。
現在進入21世紀了，全面總結文革的條件有了，20年前進行全面總結的條件都還不存在。中央有人講文革是“浩劫”，要搞“兩個徹底否定”，這個我不同意。做任何結論，一定先要有分析，對錯誤的東西要做出如實的分析，有多少改多少，只有這樣，才能說清楚文革的歷史地位，脫離了這個基本的分析過程，就不可能做出科學的總結。文革那麼大的運動，那麼多的人參加，說一句浩劫就完了，這哪裡還有一個科學總結的意思呢?馬克思曾經不同意巴黎工人起義認為不成熟，公社裡面一定要起義，結果失敗了，有的人就在那裡發牢騷，諷刺批評，但是馬克思不一樣，他是認真總結經驗，肯定公社的歷史作用，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只能是逐步成熟起來。
文革期間，確實有一段感到活下來很難，學院裡面跟着省委走的保守派那一派整我，把我當作敵我矛盾來打。真正的群眾組織學生們是自己開動腦筋，不聽省委的擺布，自己起來組織調查，認為我的問題不能定位敵我矛盾，68年在北京接見中間提出我的問題，康生隨口說柳運光壞不是個好傢夥。那些跟着省委走的保守派，文革來了他們要保自己，就把我拋出去，自己趁機逃脫出去，因為他們自己不乾淨。那些帶頭批我的人，把凡屬掛了照片的中央領導都批了，這些人在文革期間下去了一陣，文革後期又都起來當中央委員，現在有的還活着。由他們在那裡討論文革做結論，能夠作全面的科學的總結嗎?他們在文革前整別人，後來自己也挨整，起來後繼續整別人，說文革是一場噩夢，是浩劫，首先是他們自己要反省。那麼多的老中央委員，一句話都沒有，只有毛錯了，他們都對了，84年整黨一個作自我批評的人都沒有，他們都對了，說明這次整黨是失敗的。
中央組織部電話要求給我平反之後，省委算是接受了，學院裡頭有些人說，我們在文革期間鬥了柳運光十年，現在給他平反，那文革不是失敗了嗎?我們十年都白幹了，他們敢於這麼講，根子還在省委，文革前遼寧省委是黃火青、黃歐東當家，現在還有人繼續當權，他們手底下的那些整人“動力”在官場中間還有很大的發言權。這樣，省委轉過來跟組織部說，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柳運光不要回遼寧工作，好像我回來工作就傷了那些整人的人的面子，破壞了他們寶貴的團結似的。省委開介紹信叫去中央黨校學習，中央組織部跟我談話時，讓我從黑龍江、湖南和四川中間選一個地方，最後去了成都地質學院。我文革前後有12年沒有工作了，也不計較什麼級別和待遇問題，在地質學院工作的時候，搞撥亂反正，把錯了的東西糾正過來，主要是搞安定團結，把派性爭鬥平息下來。宋任窮對我說，工作三年滿65歲就下來，我65歲一到，根據中央83年20號文件，就主動要求下來。
那些人從來不反省自己，從來都是拒絕承認錯誤，不作自我批評，在文革責任上搞上推下卸，向上把責任推卸給毛澤東，向下把責任推卸給群眾，好像就是他們一貫正確，他們在文革期間整人，現在出來把文革說的一無是處，把毛澤東說得一無是處。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發動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參加，那些官員和他們操縱的一伙人，卻毫無道理地把我作為靶子，整得死去活來。那時我們一個信念就是，毛主席說共產黨人要經得起考驗，每個人的靈魂都要受到觸動，就這樣才堅持下來的。從文革前後的表現看，很多大官確實不怎麼樣，也應該接受批判和反省。最近這三十年來，他們表現得就更加充分了。
很多老幹部都沉寂了，不說話，但是也有一些人不願意放棄自己的責任，堅持革命年代留下來的傳統。不管現在當權的人，是不是尊重我們的意見，我們還是要講話的，我們不能輕易放棄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也是我們不能隨便放棄的權利。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也是有真有假，反革命還不是在那裡講辯證法嗎?江澤民通過一個洋人來表達的一些東西，把一些片面和局部的東西誇大為立黨之本，所謂的先進文化明明就是一些錯誤的東西，說到底，人民政權建設離不開階級鬥爭。他2002年七一講話一出來，我們很多老同志就出來講話，明確反對，但是，權掌在他們手裡，他就敢這麼講這麼幹，看來有理就只有造反了。毛主席主張造反有理，看來別人也只給你造反一條出路，合法的爭論和鬥爭渠道都不能起作用了。
三、黨內各種各樣的人
我1949年從大連回西北坡的時候，當時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了，我們不能參加，安子文是組織部副部長，把會上的情況晚上說給幹部講，全會決議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提到一個新的地位。會上王明大講毛主席的路線正確，表示願意工作，就是不肯講自己的錯誤，參會的人也沒有太壞的反應。康生出來講，王明的話一句都不能聽，說他是個騙子。康生是王明提拔起來的，也是他帶康去蘇聯的，還把他介紹給斯大林，說他是在刺刀尖上跳舞的人，然後當上共產黨國際的委員，所以到會的人對康生的表現感到很奇怪。後來康生在文革期間是那個表現，人總是會在各種場合表現自己的，前後都會有某種一致性。
共產黨裡頭有各種各樣的人，我年青時候入黨是有思想準備的，參加革命加入共產黨不是與時俱進的結果，入黨的動機是什麼樣子，有什麼樣的思想準備，很重要。我爺爺輩都是信教的，我小學是在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念書，能不信教嗎?自己成了寖禮會教徒，上中學的時候受到進步教師的影響，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出路沒有第二條路：除了走蘇聯革命道路之外。我哥哥是軍閥部隊的軍官，參加圍剿方志敏的紅軍還立了功的，我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寫信給他，要他趕緊離開軍閥部隊，不要再做鎮壓紅軍那種傷天害理的事情，當然他沒有聽我的。
馬克思講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我入團入黨組織學生運動，被國民黨開除，上北京去找黨組織，是逼上梁山的，有的人參加共產黨是為了改造這個世界，有些人就不是這樣。前總書記江澤民就是與時俱進地進到共產黨內部來的，1945年他還在日偽的金陵大學念書，日本投降不到10個月就加入共產黨了。對比來講有很深刻的體會，是不是自己要革命要改造舊世界，那是無關的，形勢變了馬上快速跟上，在方便的時候他就把這個人生哲學公開講出來，說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品格也不過是與時俱進(有人考證說，汪精衛曾有一次政治報告中間用了38個“與時俱進”)。這是多麼露骨，根本沒有絲毫的馬克思主義，解放思想都解放成了這個樣子，還要把與時俱進說成是黨的指導思想。我認真研究了他的歷史，庫恩寫的《江澤民傳》中英版同時發行，我看了三遍，實際上完全是江自己的思想表白，在這個傳記裡頭，他一點點都不含糊，他確實就是那種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聰明人。
鄧小平提出幹部要革命化，幹革命，他講的四項基本原則，概括起來就是要革命。但是做的跟說的不一樣，發下來的中央文件從頭到尾都沒有革命二字，三十年差不多都是如此。鄧小平文選中間的那些文章，從文字上看，95%都是講了幾十年的老話，剩下的5%是他自己的，這個5%裡面問題就很大了。他說如果改革不是補資本主義的課，如果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就是走上了邪路，其實他自己很清楚，這樣搞肯定要搞壞的。不過他在政治上很狡猾，他說讓一部分人先富，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也不是一點馬列沒有，很清楚必然會有一大部分人是富不起來的，這必然要走向兩極分化，必然要產生資產階級。他當軍委主席的時候，為了防止軍隊幹部反對他的意見，就讓軍隊做買賣，老幹部一看就明白了，這不是胡鬧嘛。他的最高政治智慧也就是在這裡，那些兩面應付的話、模稜兩可的話，鄧特別會來這一套，他的所謂貢獻不就是在這裡嗎?他在黨內很多年也積累了很多政治經驗，可惜用壞了。發展是個中性的詞彙，一個嬰兒從生到死，也是在不停地發展成熟，但是把發展誇大成為決定一切的東西，目的是把階級分析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內涵閹割掉。蘇聯修正主義的學風和文風，鄧小平算是全學會了，在這種文風之下，講假辯證法就成為一個浩浩蕩蕩的時髦潮流。
毛主席當年不肯用鄧小平，看來是對的，除了他很懶、貪玩之外，最重要的是沒有原則和不擇手段，他出來工作之後，沒有公平地對待其他老同志，用他自己曾經當過總書記和軍委書記的地位壓制其他老幹部。每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和轉折關頭，如何很好地處理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驗，同時也是對一個政治領袖的檢驗，皖南事變出來之後毛澤東的認識和處理方式，針鋒相對有理有節有利，大家都很服，王明也感到不服不行，使得合作開戰的局面得以部分地維繫下去。1989年學生起來，全國各大城市數十萬人上街遊行，提出反腐和民主口號，結果鄧小平就只會一招：武裝鎮壓，最糟糕的是鎮壓之後還不總結經驗教訓，還是老一套，還提出一百年不變，這哪裡有一點點科學精神和馬列主義態度。
我在大連當副書記的時候，任仲夷46年來大連工作，指派我去跟他談話然後分配適當的工作崗位。他說自己是在北京入黨的，大概也就是45或者46年的黨員。他最開始在市政府當秘書長，開始也對大連的工作方法不理解，為什麼大連地區不搞土改?我解釋說這是跟蘇軍駐紮有關係。後來他當過大連市長。文革之後，特別善於與時俱進，被鄧小平看中派到遼寧省當書記。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任仲夷提出共產黨員要帶頭先富起來，你看他多能應乎鄧小平的思想呀。鄧小平很喜歡他，讓他當省委書記，讓當中央委員後來又調去廣東省當書記。他的那個經歷和升官圖我們都知道，裝腔作勢也知道，不僅堅決反對計劃經濟，政治上也要學習西方，算是鄧小平時代高官中間鼓吹全盤西化的一個得力幹將。不過這一批人很受寵，十七大還是特邀代表，很能夠與時俱進的，大力鼓吹毛澤東思想不行，社會主義不行，人民民主專政不行，只有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才行。共產黨內部確實是什麼人都有，李銳也是一個這樣的人，算是共產黨內部部分人豢養的“合法反共派”吧。
四、我如何認識黨的領導
十二大開完了，新黨章也公布了，我認真研究了這個新黨章，覺得基本上還是好的。在十二大之前，我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說現在幹部隊伍要知識化、年輕化，培養接班人，老的黨員、幹部要下來，可以成立總學習委員會，延安時期搞黨內整風就是毛主席親自當頭頭，這樣做有先例可援，也可以在這個委員會中間吸收老幹部參加，成立顧問委員會沒有先例。我經過北京的時候，去看了王鶴壽，在延安時期他是組織幹部科科長，原來就熟悉，他對我說，你身體還健康，我給你下聘書到紀檢委來做理論研究工作，我感到十三大之前就完全下來了。
我退休之後，集中精力研究黨章問題，要大量發展商品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建設如何進行，黨章應該針對現實中間哪些重大問題?究竟應該怎麼寫才合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長期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確實還沒有解決，黨內黨外兩種傾向今分歧很明顯，今天中國明顯是資本主義占上風，既然宣傳說資本主義必然勝利，那黨員幹部為什麼不能利用權力地位實現先富和發財?有一些離休幹部也有發了財的，反過來，高官成了富翁，資本家入黨也就提出來了，這個黨跟原來的相比，已經有了質變。如果社會主義一定要失敗，那還幹什麼社會主義?就像抗日戰爭期間一樣，如果是開戰必然要失敗的話，那為什麼不去選擇當漢奸?汪精衛不過是一個突出的代表人物而已，這是代表了那種偏向的一大批人的。口頭上說社會主義一定失敗，這代表黨內一批人的傾向，特別是代表他們的選擇。還有另外一種傾向，以為走馬列毛的道路很容易，這是一種典型的“速勝論”觀點，要看到黨內外的資本主義勢力很強大，重新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一個長期的鬥爭，要有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和精神準備。
裁縫有個行規“七次量、一次裁”，裁衣服的時候，先要認真地設計好才能下剪刀的，要不然很容易把布給糟蹋了。黨的工作作風就是要聯繫群眾，深入作調查研究，充分發動群眾參與討論，不作決定則已，作出決定就應該反應實際，至少八九不離十。政府工作則不一樣，要求當斷則斷，要講求效率，不能久拖不決，下級要服從上級，錯了以後再改。黨的工作方法，應該與政府有根本的不同，也不能多數通過就算數，而是要求充分醞釀，下級應該有提出意見的機會和權利。國家大政方針的出台，靠拍腦袋不說，還動不動就要管一百年，不容許討論，沒有絲毫的調查研究那還行?斯大林就是把黨和國家混為一團，把群眾組織和團體當作“傳送帶”看作是行政的附庸，不看做是黨的政治基礎。執政的共產黨，很容易沿着官僚主義的路線走下去，不能正確地處理政權和黨的關係，必然使得官僚主義作風越來越嚴重。黨的領導只能體現為大政方針的形成，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不能把政府那一套科層製作風引入到黨的工作中間來，甚至把政府作法去侵蝕黨的優良傳統，專政的作法在黨內不能有，領袖只能體現為思想理論方面的權威性，不是組織上的權威和個人說了算。
很多同志根本就沒有考慮到這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方面，就輕率地提出什麼黨政分開，好像黨政負責人分管不同的權力部門和職能，而不是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上的根本性區分，那還有什麼成功實踐的可能。黨和政府的工作方式的區別，黨和國家的關係問題，應該作為一個理論和實踐問題認真探討，這樣，民主制才能貫徹下去。取得政權之前黨內民主還是很大的，後來就不一樣了，至於那種強調一把手負責制，如果是這樣的話，還有什麼少數服從多數，那不是成了領袖獨裁嗎?黨內絕對不應該這樣子，我在地下黨時期有過親身經歷，根據地時期也有一些經驗，討論問題哪有什麼級別制，誰說了算，發言討論，就看誰真正掌握實際情況。建國後軍政級別很重要，再強調黨內民主都很難落實。從大連三年工作與蘇軍的認識衝突看，排斥群眾運動蘇聯很早就完成了，中共是在文革之後通過徹底否定的輿論，才最後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