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廣東的“讀友”的來信。寫信的人是一名高中復讀生，以“親歷者”的身份告訴我許多切身的感受。我一直都很重視這樣的來信，因為私人通信比較真實，給我寫信的孩子不會像寫作文那樣編造假話，他們大都會掏出心窩子來，告訴我他們生活的真相。而這些真相，就是被“謊話大王”們一層層地掩蓋起來的中國社會的真相之一。

這位學生在信中提到復讀生的壓力不單單來自繁重的學習任務，更大的是這套制度營造的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氛圍。他寫到，“每當看到電視報紙對‘高考狀元’的大量報道時，我都會立即轉移視線，為什麼我們的主流媒體只會將‘狀元’們大肆報道，而對那些自殺的落榜生卻隻字不提？”

高考制度使中學教育所有內容都以之為核心展開，中學生人格和精神的成長遭到嚴重的扭曲，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置學生於死地的“死亡機器”。這位復讀生在信中講述了駭人聽聞的事實：“2003年6月7日，就在高考前的第一天，浙江溫嶺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語文後不久就跳樓自殺了，她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以死宣告與高考制度徹底決裂！……在我身邊就有很多類似的事情，你說過：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聞一多們的子彈並不是人間最可怕的東西，更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風、路翎變成瘋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得‘看不見’的力量。但我不得不遺憾指出：我們的高三學生不都生活在這股力量的陰影之下嗎？！”

這是肺腑之言，這是血淚之言。這裡沒有謊言，有的是受害者的心聲，有的是中國教育可怕的現狀。就在我閱讀這封信時，新學期剛剛開學，我在網上看到幾則由於無錢交學費、無法繼續上學，幾個孩子選擇自殺的消息——這又是另外一種死亡。孩子們“前赴後繼”地死去，有的是因為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有的則是不能忍受這套“吃人”的教育制度。孩子們以死亡這種絕決的方式，凸現出教育領域的不公和冷酷。

有人說教育是當今中國“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個堡壘”，工人和農民的孩子除了高考和參軍這兩條出路，要想擺脫“賤民”的身份別無他法。高昂的學費絕非尋常人家所能承受，那麼，那些只有 “貧爸爸”、“貧媽媽”的孩子就永遠被定格成在“弱勢群體”的位置上。在絕望中，不少孩子斷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有幸”進入各級學校的孩子，卻並不意味着就能“憑藉教育獲得解放”。相反，他們長期背負着沉重的精神包袱，承擔升學的壓力。許多教師都把學生當作凝固的“工具”和“符號”——學生的考試成績就是學生的“身份證”，大部分教師只關心學生的分數以及班級高考上線的人數，而不會關心學生心靈的成長和精神的健全。於是，我們看到了湖北黃岡中學這樣的“地獄學校”雨後春筍般產生，儘管這所學校每年都把數百名畢業生送進重點大學，但學子對母校卻唯有噩夢般的回憶；我們看到了“神童製造商”聶其文被家長們奉為楷模，儘管他的兒子聶願願十五歲考上名牌大學、成為“少年天才”，但孩子卻對記者說：“恨不得將父親殺死！”於是，悲劇屢屢發生。中國的教育生產線生產出了無數的冷血動物和精神殘疾者，他們擁有名牌大學的學位，卻不具備普通人的愛心和良知，他們中有在美國槍殺導師的盧剛，也有用硫酸傷害黑熊的劉海洋，貴州安順因不堪父母在學習上的嚴格要求而將父母毒死的十五歲雙胞胎姐妹。

不久前，我與一對年輕夫婦和他們上初中的女兒一起吃飯。席間，談起雲南大學那個殘酷殺死數名同學的大學生，父母皆驚詫失色。我詢問這個女孩和她的同班同學對此有何看法，她告訴我們：“我們同學大多數都聽說了，大家認為這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別人欺負你，你就得這樣還擊嘛。”她的父母更是大吃一驚，原來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如此恐怖的氛圍之中！然而，就是這種孩子皆以殺人為正常的時刻，還有作家寫作《狼圖騰》這樣的小說，號召中國人要少一點人性、多一點狼性！

孩子們紛紛死去，或是肉體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這是一個我無法迴避的問題：如果我們對孩子的死亡熟視無睹，我們民族還有什麼希望呢？

(原載《百姓》雜誌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