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能夠掙人民幣的產業種子，似乎都會在高校的產業土地上找到播撒的空間
。

　　按照教育部發展教育產業的初衷，校辦產業是為了促進高科技成果轉化，彌補教
育經費短缺。從教育部的校辦產業理念出發，校辦產業的發展應圍繞高科技的方向。
高校們深刻領會了精神，一面保持着高科技紅旗不倒，另一面非高科技產業彩旗飄飄
。

　　五花八門的校辦產業

　　點擊瀏覽各大高校網頁上的校辦產業，業務類型眾多。在單一的利潤點增長飽和
後，多元化擴張一度成為中國企業選擇的突破口。高校校辦產業也與時俱進地開展了
自己的多元化之路。

　　北大方正集團稱，“方正集團堅持以IT、醫療醫藥為主業，有選擇地進入某些傳
統行業。”很多高校都秉承着類似方正集團的多元化主旨，不斷進入有利可圖的行業
，校辦產業呈現出五花八門的發展景象，包括信息技術、環保、醫藥、房地產、機械
、傳媒、鋼鐵、證券等諸多領域。

　　在清華的“產學研”網頁上，記者看到校辦產業規模驚人。清華大學所羅列的主
要企業有26個，而在清華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上市公司、控股企業、參股企業則更多
。據清華控股有限公司的網頁顯示，其下轄的上市公司就有5家，控股企業 27家，參
股企業多達54家，可謂高校校辦產業的航空母艦。從投資方向來看，主營業務集中在
高科技產業，包括信息技術、能源環境、生命科技、前沿技術等領域，但其大力進軍
房地產業已不是新聞。

　　隨着高校學術交流活動增加，各大高校自己籌建賓館，似乎順理成章。而以清華
大學為背景的房地產公司更是後來居上，在清華大學南門籌建產權式五星級文津國際
酒店。

　　通過調查，記者得知清華大學的房地產開發業務群組包括五大房地產開發公司—
—清華紫光(北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北京華清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創業谷置業發
展有限公司、北京華清科建房地產顧問有限責任公司、威新華清(北京)置業發展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在北京開發的樓盤，無一例外都是高檔公寓和別墅。

　　房地產業豐厚的利潤，吸引了眾多投資者。在科技為主導的校辦產業利潤下降或
者負增長以後，很多高校抓住了房地產這根救命稻草。 “IT行業的利潤率在下降，
相比之下，房地產行業利潤率則相對較高。IT公司做房地產是由資本的逐利性決定的
。”清華紫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呂大龍說。

　　正是在逐利的驅動下，五花八門的校辦產業就誕生了。

　　漸行漸遠的產業路

　　大學的校辦產業之路，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伊始。從當初的小打小鬧，發展到
今天的頗具規模，恐怕是很多人難以想象的。按照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陳滌平的理
解，“回顧我國高校產業的發展歷史，人們不難發現高校創辦企業的動機有一條清晰
的演化路線——運轉保障系統→政治任務→創收”。

　　第一階段：起步階段。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到1952年戛然而止。當時國家經費緊
張，中央政府提出了“業餘生產 ”的號召，高校很快組織成立“生產委員會”，這
就是中國校辦產業的雛形。

　　等到1952年經濟形勢有所好轉，並且隨着中國開始全面拷貝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
模式，高校的工農業生產組織都停止了生產和經營。

　　第二階段：恢復階段。主要是在大躍進時期，這時的校辦產業成為執行國家政治
任務的附屬品。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
相結合”的教育方針，提出“要把學校建成教學、生產、科學研究三者結合的共產主
義先進基地”。於是校辦產業又立竿見影地勃興起來，但好景不長，中央不久後的調
整使校辦產業急速萎縮下來。

　　第三階段：改革開放後的加速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商業化的創收占據主導地位。

　　高校科技產業開始邁向初步的市場化，標誌性高峰就是北京“中關村”的崛起。
在1990年，當時的國家教委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高校校辦產業會議，並成立了行業組織
——中國高校校辦產業協會。

　　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也成為校辦產業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標誌性事件
就是北京大學轟轟烈烈地“推倒南牆”。當時就有分析認為，“北大推倒的是南牆，
樹立起來的是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旗幟。”這表明高校校辦產業商業化味道更濃了，校
辦產業以科技為主的導向發生了重大偏向，產業投資開始朝多元化行進。

　　校辦產業攀上股市的高枝。領先者是復旦大學，1993年，以復旦大學為背景的復
華實業公司成為高校上市公司的第一股。隨後高校上市公司成為中國股市的一大景觀
。

　　校辦企業冠冕堂皇的“服務科研和服務社會”的理由，逐漸站不住腳了。高校校
辦企業的商業化運作，走過了羞羞答答的零星閃現，到“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時進時
退，再到政策不甚明朗下的滾動前趨，最後撕下僅有的遮羞布，投向徹底商業化的溫
柔懷抱。

　　公共資源的亂舞

　　校辦產業進入不同的行業部門，就意味着公共資源進入不同的領域。

　　王選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先行者和精神領袖。正是他的激光照排技術，使中國印刷
告別了鉛與火，迎來了光與電的時代。時至今日，王選教授所奠定的印刷技術，依然
是北大方正盈利的重要支撐點。

　　而北大方正在照排技術之後，開始了一系列眼花繚亂的多元化舉措，讓北大的公
共資源不斷進入不同的行業領域。不僅進入IT硬件製造領域，還涉獵房地產、稀土、
金融、精細化工等。後來的事實證明，除了IT製造領域有所斬獲外，北大在其他領域
的投資基本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有些領域不得不狼狽退出。

　　方正在IT領域的成功並沒有得到持久的延伸，方正數碼、方正控股出現持續幾年
的虧損。但方正並沒有收斂，反而令人吃驚地展開大手筆的收購之旅。

　　2002年8月，北大方正出資2.29億元控股浙江證券，此前浙江證券處於巨虧狀態
，單是證監會開出的罰單就高過億元，但北大方正以“神來之筆”竟將浙江證券起死
回生，讓業界嘖嘖稱奇；2003年5月，方正將蘇州市資產規模最大、人員最多的市屬
國企蘇鋼集團收入囊中，並承諾在隨後的三五年時間裡，斥資27億收購蘇鋼集團100
％的國有股；2 003年7月，方正出手3億元一舉拿下重慶的西南合成製藥公司；2003
年9月，方正以增資擴股方式控股武漢證信投資公司；2005年又開始染指武漢證券，
動用不菲資金意圖託管武漢證券。

　　方正每次收購動輒上億資金，很多人對此提出了質疑：如果盈利了，皆大歡喜；
如果投資失敗，誰來承擔風險？按照清華和北大的改制經驗，學校是最終的大股東，
學校將經營風險轉移給控股企業，但是風險最終轉移到哪裡？據中興證券的一位人士
分析，由於北大方正是上市公司，存在着一些關聯交易，因此部分風險由股民來承擔
，部分風險由銀行來承擔，另外部分風險就靠北大自身承擔，北大將成為損失的最後
買單人。

　　毫無疑問，高校的校辦產業屬於國有資源，連高校的校名也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
產。但目前的普遍現象是高校的公共資源日益被集中操控在行政權力機構手中，當行
政權力缺乏制約的時候，公共資源就有被濫用的危險。

　　美國高校的高科技發展水平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華爾街股市的上百家高科技上
市公司，卻沒有一家由高校控股。中國高校不僅將主營業務上市，而且還“買殼上市
”，利用高校概念炒作圈錢，引起了投資者和專家的眾多詰問。

　　斯文窘境

　　北大南牆的推倒曾經轟動不已，而北大南牆重塑中的“浴血”更讓北大成為一時
的焦點。2004年3月6日，拆遷戶常永興在北大南門拆遷後的臨時“居所”上吊自殺，
成為北大重塑南牆進程中的陪葬品，而北大也尷尬地面臨着斯文掃地的窘境。

　　北大重新部署科技園，改善校園周邊環境，決定“重砌南牆”，由北大的校辦企
業北大資源集團負責實施，而北大資源集團正是北大房地產產業的主攻手。儘管北大
資源集團後來解釋，“我們負責整治周邊環境，但拆遷是由專門的拆遷公司負責的；
北京市政府沒有給北大賠償，北大當然也不會給拆遷戶很高的賠償！”

　　2003年6月26日晚，在合同還沒有到期的情況下，北大南門的天光照相館遭到強
行拆除，不僅推掉了房子，而且裡面的照相設備也慘遭損壞，整個過程沒有任何法院
和仲裁程式。在照相館被推掉後，照相館的主人李英和常永興找北大資源集團交涉無
果。老兩口在照相館的廢墟上搭起簡易帳篷居住，並扯起白底黑字的條幅，張貼了合
同和事件經過。老兩口希望引起媒體關注，形成輿論壓力。北大南門廢墟上的抗議情
形持續了一年多時間，其間北京媒體出現了集體性失語，網上有猜測認為，北大強大
的行政權力和商業力量起了莫大的作用。

　　在傳統的“訴苦”無效後，常永興採取了極端方式——上吊自殺來作最後的抗爭
。儘管北京的媒體還是一如既往的噤聲，但自殺事件給北大蒙上了一層不可抹去的陰
影。

　　很多高校在獲得徵用土地的權力後，就馬上蓋起高樓大廈。目前房地產公司為征
地與拆遷戶的衝突不斷上演，高校徵用土地同樣面臨着拆遷賠償和重新安置的問題，
清華大學當初在南門藍旗營收編土地，也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當大學與動用暴力或其
它非正常手段解決拆遷矛盾有關時，專事教書育人的大學已斯文不再，校辦產業的性
質和功能變得令人心疑。

　　北大和清華進行了改制，但當校辦產業的公司行為出現道德失范和責任缺位時，
如果高校還是擋箭牌，那就超出了“ 有限責任”的範圍。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寧向東在《漸行漸遠的清華》中寫道：“清華的陌
生之處，在於一種從骨頭裡向外滲出的味道，是一種如暴發戶般散發着的速成的銅臭
。仿佛一隻光着的臭腳，塞在花皮鞋裡。”

　　“李鬼”效應

　　高校擴充校辦產業的進程一直在繼續，冠以大學名稱的公司越來越多，而許多公
司是“掛羊頭賣狗肉”，與大學校名打擦邊球，騙取投資人的信任。這些“幌子公司
”利用社會對名牌高校的認同，在名牌高校的祖蔭下乘凉。

　　熟悉大學的人都知道，北京大學簡稱“北大”，清華大學從來沒有被稱作“清大
”，一般簡稱“清華”。但很多外地投資者不清楚，認為清華大學的盛名不至於“店
大欺客”，紛紛投資所謂“清大”的項目。

　　這些打着“清大”牌子的系列公司在宣傳上無一例外地與清華大學掛鈎。他們將
公司設立在清華科技園內，將清華大學東門的圖片很顯眼地放在網頁宣傳的正中間，
都打着高科技的旗幟，包括環保科技、省電技術、室內淨化技術、焊接技術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公司都有清華大學的退休教授做顧問。本刊實習記者通
過清華大學的查號台找到其中一位教授的電話，以清華學生的身份致電：“我一個親
戚想投資做那個納米焊接技術的項目，您有何建議呢？”

　　“我給你三點建議：第一，投資做這個項目，後果要自負，所以你要慎重考慮；
第二，現在根本沒有什麼納米焊接的技術，這個要清楚；第三，這個項目我並沒有參
與，技術上我也不敢保證。”清華這位退休教授回答道。

　　“那您為什麼擔任顧問，而且他們的宣傳也是打着你們的名號？”

　　這位教授馬上不耐煩地說，“這個你就不要問了，我只是給你以上三點建議。”
在電話“啪”地掛斷後，諮詢就結束了。

　　在隨後的調查中，記者了解到許多外地投資者都血本無歸。山東一名投資者購買
了所謂的納米焊接機器，結果回去使用不久機器出現故障，多次給“幌子公司”致電
要求維修，但公司總是推託，最後消費者只能無奈地守着一堆廢鐵。

　　記者還得知，以前吵得沸沸揚揚的“清大巨星”長途省話王，騙取了許多外地投
資者的信任。當騙局被識破後，公司乾脆關閉了清華科技園的辦公室，溜之大吉。

　　在清華科技園內，部分“清大”系列的公司依然頑強存在，不斷有所謂新的高科
技項目和產品問世，不明就裡的外地投資者還在不斷上當受騙。

　　“圈地運動”

　　沒有土地，就算有再多的產業種子也難以找到播撒的空間。曾幾何時，國內高新
科技開發區建設方興未艾，國務院緊急叫停，決定不再審批高新科技開發區，對已有
的高新科技開發區建設規模進行調整。

　　與高新科技開發區不同，高校校區規模的擴大趨勢沒有停歇的趨勢，中央和地方
政府出於扶持教育發展的良好意願，在審批高校高科技產業園區和擴大校區上大開方
便之門。

　　北京中關村地段“寸土丈金”，獲取規劃土地的難度可想而知，但高校依然通過
建設高科技園區的構想，將學校附近的土地收入囊中。高校收編周圍土地並非通過高
校自身來運作，而是通過校辦企業負責實施。

　　按照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的概念，高校的文化積累無疑是一種文化資本，高
校校辦產業的延伸，正是將自有文化資本轉換成經濟資本。布迪厄還指出，不同資本
的結合能夠再生產出剩餘價值。

　　校辦產業開展的圈地運動，已不再滿足於對周邊土地拉鋸式的收編，而是將觸角
延伸到校外乃至全國。

　　據調查，目前北大的科技園分園有五處，包括江西北大科技園、新疆北大科技園
、山東北大科技園、安徽北大科技園、昌平北大科技園等。清華科技園分園也有五處
，分布在江西、崑山、珠海、陝西、河北等地，其中河北分園位於廊坊經濟技術開發
區，總面積5000畝，趕上了清華大學自身的學校面積。

　　在全國土地資源緊缺的情況下，高校的高科技園區依然照圈不誤。“栽下梧桐樹
，引來金鳳凰”，理由就是——為了加快科研成果向生產力轉化，發揮高校科技、教
育、人才優勢，振興地方經濟。

　　在這種高科技分園到處輻射的背後，有很多耐人尋味的含義。對高校來講，校辦
企業需要拓寬營銷渠道，而分園區無疑就是廉價的根據地。

　　按照上海大成集團房地產行銷專員宋業飛的理解，一般的房地產公司肯定沒有這
麼優惠的條件，而且招標的過程也比這個嚴密，高校行為使公平競爭的環境遭到了破
壞。高科技公司以低廉的價格獲取土地，享受優惠的政策，而高科技園內無一例外蓋
起了寫字樓，主要靠收租子過活，高科技的含量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給予高校校辦產業優惠政策，達到讓其進駐的目的，不僅可
以獲取高校的智庫，而且對於地方政府也是不小的政績。“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
人間無數”，文化資本和政治資本的結合，很快轉換成經濟資本。在這種結合中，優
惠政策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也留下了很大的尋租空間。

　　退出和改制

　　曾有人當面向教育部部長周濟質疑——“高校大辦校辦產業，是不是有些不務正
業？對高校的發展會不會產生負面影響？”周濟給予了明確否認，“高校搞科技產業
並非不務正業，高校要集中力量提高科技創新能力。”

　　然而，“我本有心向明月，無奈明月照溝渠”，高校校辦產業並沒有沿着科技創
新的主幹道前進，而是不斷走到房地產等非高科技公司的輔路上。

　　實際上在校辦企業的問題初露端倪以後，主管教育的前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就指
示：一個是建立退出機制；再一個就是改制。早在2001年11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下
發《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規範校辦企業管理體制試點問題的通知》，
將校企改制提上議事日程。

　　浙江大學校長潘雲鶴院士曾指出，大學辦企業好處有一點，但現在看來弊端很多
。如一些校辦企業利用名校概念進行不正當的商業炒作，影響了高校間的正常競爭，
還有一些校辦企業的違法經營，影響了高校的聲譽。潘雲鶴認為還是應該借鑑國外的
經驗，高校將成果移到企業中去，這對大學和企業都有好處。

　　無論是美國斯坦福模式、印度班加羅爾模式，還是劍橋模式，在國外大學與高科
技產業相得益彰的發展中，大學只給高科技產業提供人才，專心進行科研，一旦形成
成果就將其交給社會，讓社會成立公司實行產業化。其研發階段可與大學兼容，以後
便須脫離大學。

　　高校如果全身而退，將資產交給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管理，儘管比改制難度
更大，但卻一次性解決了諸多後遺症，免除了以後一連串的改制煩惱。

　　目前還沒有哪一家高校走全身而退的道路，反而是將校辦產業牢牢抓在手中。而
教育部的明確指導意見就是改制，通過改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理順校企關係。

　　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校辦產業的改革也一直在朝着這一方
向努力。校辦產業的退出機制完全可以參照國企改革的部分經驗，在整改中保證國有
資產的保值增值。在企業制度的模式選擇上，無論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合作制企業等形式，其重點和難點就是產權界定，不能讓國有資產出現流失。

　　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曾經疾呼：“大學不是養雞場！”實際上，“高校也不是公司
！”只有建立校辦產業的退出機制和徹底改制，高校才能不再被人詬病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