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夫人真漂亮！好像趙雅芝啊！！！可惜我是娶不上如此的老婆了！

1）蔣英生於1902年9月，她是蔣百里四個女兒中最美最聰明的一個。
2）錢學森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12月11日生於上海。193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1935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3) 後來我管錢學森父母叫乾爹乾媽，管錢學森叫乾哥。我讀中學時，他來看我，跟同學介紹，是我乾哥，我還覺得挺彆扭。

　　12月11日是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生日，他為新中國的航天事業做出了卓越的功勳，可以說盡人皆知；但這位科學巨匠和妻子長達55年的相濡以沫，以及他在妻子心目中另一個側面的“錢學森”卻鮮為人知……

平易、謙和、淡泊，他從不追求什麼名和利

　　蔣英是我國現代著名軍事戰略家、軍事教育家蔣百里的三女兒。蔣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書院讀書時，與錢均夫——錢學森的父親是同窗好友，錢學森與蔣英青梅竹馬。

　　為了鑽研科學，他們推遲了婚期，錢學森到36歲才結婚。蔣英不但是錢學森生活上的好伴侶，也是他事業上的好幫手。

　　錢家的客廳，20來平方米，一架鋼琴占去四分之一的面積。地板還是舊的，有些地方已經磨掉黃漆露出白色的木茬。就在這間客廳，江澤民主席看望過錢學森老人，向他祝壽。一張江主席滿面笑容地和左耳掛助聽器的錢老促膝交談的照片就擺放在書櫃裡。就在這間客廳，正值英年的錢學森曾多次召集研製導彈、衛星的技術負責人討論方案，研究課題，中國導彈發射、衛星上天的設計圖，有些是在這裡描繪的。

　　他這一生曾任不少要職，但他對這些“官位”一點也不在意。他總說自己是一名科技人員，只喜歡鑽進科學世界，研究學問。細心的人們會發現，在錢學森的履歷介紹上常有“任國防部五院院長、副院長”的字樣。事實上他是先當的院長，後當的副院長。

　　1956年，他向中央建議，成立導彈研製機構，這就是後來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錢學森擔任院長。但是隨着導彈事業的發展、五院規模的擴大，錢學森作為院長的行政事務也越來越多。當年45歲的錢院長雖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為中國的導彈事業舉辦“掃肓班”，又要帶領大家進行技術攻關，還要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鹽操心。有時研究院的報告和幼兒園的報告會一同等待他這位院長批示。他說，我哪懂幼兒園的事呀。為此，他給聶帥寫信要求“退” 下來改正為副，專心致力於科學研究和技術攻關，上級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從繁雜的行政、後勤事務中解脫出來。“從此，他只任副職，從七機部副部長，再到國防科委副主任等，專司我國國防科技發展的重大技術問題。他對這種安排十分滿意。

　　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錢學森為“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稱號和“一級英雄模範獎章”。“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高規格新提法；“一級英雄模範獎章” ，此前一直是戰鬥英雄、生產一線勞模的專利，從來沒有向科學家傾斜過。

錢學森一生激動過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許可以回國了。我拿着一本我剛出版的《工程控制論》交到老師馮·卡門手裡。他翻了翻感慨地說：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我錢學森在學術上超過了這麼一位世界聞名的大權威，為中國人爭了氣，我激動極了。

　　“第二次是建國10周年時，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我激動得睡不好覺。

　　“第三次心情激動，就在今年。今年，我讀了王任重同志為《史來賀傳》寫的序。在這個序里，他說中央組織部決定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五位作為解放5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我能跟他們並列，心情怎不激動？！”

　　“祖國與民族，一直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錢學森1955年離開美國後再也沒有回去過。他堅持只要美國政府不對當年“驅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絕不再去美國。原來，凡在美國移民局的檔案里留有被驅逐記錄的，必須經由某種特赦手續才能入境。“我錢學森本無罪，何須你特赦？”

　　“他是一位把祖國、民族利益和榮譽看得高於一切的人，說得上是一位精忠報國、富有民族氣節的‘中國人’。”蔣英對錢學森特有的愛國情結十分認可。

　　“在美國的日子裡，他學習起來遊刃有餘，但生活上他卻有些不習慣，特別是某些美國人瞧不起中國人的傲慢態度令他生氣。”一次，一個美國學生當着錢學森的面恥笑中國人抽鴉片、裹腳、愚昧無知，錢學森立刻向他挑戰——我們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比你們美國落後；但作為個人，你們誰敢和我比，到期末比誰的成績好。美國學生聽了都伸舌頭，再也不敢小看中國人了。

　　根據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學宗旨，各專業學科的學生都要在學期內到對口的工廠、科研部門實習。錢學森應該去飛機製造廠實習。可是，他沒有想到，美國的飛機製造廠只准許美國學生去實習，不接納外國學生。這種民族歧視是錢學森在美國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擊。

　　錢學森獲得博士學位後，和導師馮·卡門共同開創了舉世矚目的“卡門—錢學森公式” 。它的提出和證明，為飛機早期克服熱障、聲障提供了理論依據。從此，錢學森的名字傳遍了世界。

　　1947年，錢學森留美後第一次回到闊別12年的祖國。與蔣英在上海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後，他攜夫人回到美國後，更加勤奮地鑽研業務。他清楚地知道，在美國，這裡只是他人生的一個驛站，遙遠的祖國才是他永遠的家園。

　　1949年中秋月圓，歸心似箭的錢學森準備回國。“他萬萬沒有想到，為歸國竟歷盡了千難萬險，經受了長達五年多的折磨。”

　　那幾年，他們全家一夕三驚，為此經常搬家。蔣英作為他的忠實伴侶，給了他無比的勇氣與力量。蔣英回憶說：“我們總是在身邊放好三隻輕便的箱子，天天準備隨時獲准搭機回國。可以講，他最後是作為‘美國犯人’被驅逐出境的。”這一段歷史，確實讓他們刻骨銘心。

“他多次‘失蹤’，每次‘失蹤’總是給祖國人民帶來驚喜”

　　在錢老家的客廳里，牆上掛着一張巨幅“蘑菇雲”照片——那是第一顆戰略導彈在羅布泊精確命中靶心的激動人心時刻。

　　“36個年頭過去了，但是每當他看到這幅照片，總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裡，就是和平的象徵。”在這對老夫婦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和平之花。

　　錢學森回國後不久，便一頭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黃沙，頂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跡罕見的大沙漠中與科技人員一起風餐露宿，一干就是幾個月，沒有書信回家。有時，他神不知鬼不覺地返回來，妻子問他去哪兒了，他只是淡淡一笑，就算支應過去。蔣英回憶說：“那時候，他什麼都不對我講。我問他在幹什麼，不說。有時忽然出差，我問他到哪兒去，不說；去多久，也不說。他的工作和行動高度保密，行蹤不要說對朋友保密，連我們家人也絕對保密。”於是，蔣英講起那個聽來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有一回，錢學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幾個月，杳無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寢食不寧的蔣英，再也無法忍受這種親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沖沖地找到一位國家領導人問道：“錢學森到哪兒去了？他還要不要這個家？”

　　其實，這時的錢學森並沒有失蹤，他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緊張地進行着“東風一號”近程導彈的發射準備工作。

　　1960年11月5日，新華社發了一條電訊通稿：我國第一枚“東風一號”近程導彈在我國西北地區發射成功。蔣英剎那間臉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他回來了，經‘質問’而驗證我猜中了。當我向他講述自己前不久找國家領導人‘索夫’的故事後，逗得他哈哈大笑。” 此後，錢學森又有多次“失蹤”，每次“失蹤”總是給祖國人民帶來驚喜。

“他更喜歡貝多芬的作品，我倆生活得富有情趣。”

　　錢學森和蔣英婚姻美滿，夫妻恩愛。在一般人印象里，搞科學技術的和搞藝術的，中間隔着很遠的距離。但是，在錢學森的家裡，情況則完全不同。他們不僅感情甚篤，而且在藝術上、事業上也有共同語言。

　　“我從小喜歡音樂，他也自幼熱衷於水墨丹青，中學時代他是有名的銅管樂手。”

　　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期間，錢學森曾多次駕駛着那二手貨的老爺車，拉着三四個中國同學，到波士頓聽交響樂團的音樂會。為了聽音樂會，錢學森寧肯節衣縮食，十分節儉地花用他打工掙來的錢。音樂給了他慰藉，也引發了他幸福的聯想。

　　20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蔣英在中央實驗歌劇院擔任藝術指導。“為了滿足廣大工農兵的要求，我和演員們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後的地方巡迴演出，並努力學唱中國民歌、崑曲、京韻大鼓，甚至京戲。”她穿上民族服裝，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頗受群眾歡迎。每當登台演唱時，蔣英總喜歡請錢學森去聽，請他欣賞，請他評論。有時錢學森工作忙，不能去聽，蔣英就錄下音來，帶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給他聽。

　　後來，為了照顧錢學森的工作與生活，領導安排蔣英先後在中央音樂學院聲樂系、歌劇系擔任領導並任教。蔣英只好放棄自己最喜愛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養學生。如今，蔣英教授已是造詣精深的音樂藝術家，是我國當代講授歐洲古典藝術歌曲的權威。到了晚年，夫婦兩人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實。

----------------------------------------------------------------------------
[文摘]錢學森與蔣英

兒時一曲《燕雙飛》

要談錢學森和蔣英的愛情故事，得從他們的父輩談起。

蔣英的父親蔣百里，是民國時期著名軍事理論家，陸軍上將，也是著名文化學者，他著述宏富，以“兵學泰斗”馳名於世。

蔣百里與錢學森之父錢均夫早年都就讀於浙江杭州求是書院（現浙江大學前身），18歲那年，兩人又以文字互契而結為好友，分別於1901年和1902年留學日本數年，一個學軍事，一個學教育，回國後均居北京。因此，蔣、錢兩家關係甚密。

蔣英生於1902年9月，她是蔣百里四個女兒中最美最聰明的一個，只有一個獨生子的錢均夫仗着同蔣百里的特殊關係，直截了當地提出來，要五歲的蔣英到錢家做他的閨女。

蔣英從蔣家過繼到錢家是非常正式的，蔣錢兩家請了親朋好友，辦了幾桌酒席，然後蔣英便和從小帶她的奶媽一起住到了錢家。在蔣錢兩家的一次聚會中，錢學森和蔣英當着他們的父母，唱起了《燕雙飛》，唱得那樣自然、和諧，四位大人都高興地笑了。蔣百里忽然明白了什麼：“噢，你錢均夫要我的女兒，恐怕不只是缺個閨女吧？”

其實，蔣百里也十分喜歡錢學森，他多次對錢均夫說：“咱的學森，是個天才，好好培養，可以成為中國的愛迪生。”

錢學森和蔣英更沒想到，兒時的一曲《燕雙飛》，竟然成為他們日後結為伉儷的預言，也成了他們偕行萬里的真實寫照。

晚年的蔣英回憶起那段經歷時說：“過了一段時間，我爸爸媽媽醒悟過來了，更加捨不得我，跟錢家說想把老三要回來。再說，我自己在他們家也覺得悶，我們家多熱鬧哇！錢學森媽媽答應放我回去，但得做個交易：你們這個老三，長大了，是我乾女兒，將來得給我當兒媳婦。後來我管錢學森父母叫乾爹乾媽，管錢學森叫乾哥。我讀中學時，他來看我，跟同學介紹，是我乾哥，我還覺得挺彆扭。那時我已是大姑娘了，記得給他彈過琴。後來他去美國，我去德國，來往就斷了。”

琴瑟好合，羨煞朋輩

曾有記者在採訪蔣英時，問起她與錢學森結合的經過——

記者：“看來你倆的結合是雙方家長的意思啦？”

蔣英：“我父親倒是有些想法。他到美國考察還專門到錢學森就讀的學校，把我的照片給他。”

記者：“你們倆之間誰先挑明的？”

蔣英：“是他。他說：‘你跟我去美國吧！’我說：‘為什麼要跟你去美國？我還要一個人呆一陣，咱們還是先通通信吧！’他反覆就那一句話：‘不行，現在就走’。沒說兩句，我就投降了。我妹妹知道後對我說：‘姐，你真嫁他，你不會幸福的。’我妹在美國和錢學森一個城市，她講了錢學森在美國的故事：趙元任給他介紹了一個女朋友，讓他把這位小姐接到趙家，結果他把人家小姐給丟了。趙元任說：‘給他介紹朋友真難。’”

記者：“您當時怎麼想？”

蔣英：“我從心裡佩服他。他那時很出名，才36歲就是正教授，很多人都敬仰他。我當時認為有學問的人是好人。”

1947年桂子飄香的季節，錢學森與蔣英在上海喜結鸞儔。此時蔣英已是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錢學森則是學識超群的科學家。

這年9月26日，錢學森與蔣英赴美國波士頓。他們先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學院附近租了一座舊樓房，算是安家了。新家陳設很簡樸。二樓一間狹小的書房，同時也是錢學森的工作室。起居間裡擺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鋼琴，為這個家平添了幾分典雅氣氛。這架鋼琴是錢學森送給新婚妻子的禮物。

蔣英長期在德國學音樂，來到美國後，一時英語還不能過關。錢學森就抽空教她學英語，還不時用英語說一些俏皮話，逗得蔣英咯咯地笑。蔣英為了儘快地掌握英語，把幾首德語歌曲翻譯成英語，經常哼唱。因此，從這座小樓里時常傳出笑語歌聲。

錢學森的恩師馮·卡門教授談到錢學森的婚姻時，也顯得異常興奮：“錢現在變了一個人，英真是個可愛的姑娘，錢完全被她迷住了。”幾年後，美國專欄作家密爾頓·維奧斯特在《錢博士的苦茶》一文中說：“錢和蔣英是愉快的一對兒。作為父親，錢參加家長、教員聯合會的會議，為托兒所修理破玩具，他很樂於盡這些責任。錢的一家在他們的大房子裡過得非常有樂趣。錢的許多老同事對於那些夜晚都有親切的回憶。錢興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國菜，而蔣英雖也忙了一天來準備這些飯菜，卻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旁邊。但蔣英並不受她丈夫的管束，她總是譏笑他自以為是的脾性。與錢不一樣，她喜歡與這個碰一杯，與那個干一杯。”

蔣英來到美國的頭幾年，錢學森去美國各地講學或參觀的機會比較多，每次外出他總忘不了買一些妻子喜歡的禮品，特別是各種新的音樂唱片。在他們家中，各種豪華版經典的鋼琴獨奏曲、協奏曲，應有盡有。多年之後，當蔣英憶及往事，依然回味無窮地說：“那個時候，我們都喜歡哲理性強的音樂作品。學森還喜歡美術，水彩畫也畫得相當出色。因此，我們常常一起去聽音樂，看美展。我們的業餘生活始終充滿着藝術氣息。不知為什麼，我喜歡的他也喜歡……”

在軟禁中相濡以沫

1950年8月23日，錢學森和蔣英買好了回國的機票，辦好了行李託運及回國的一切手續，並和美國的親友一一作了告別。但就在這時，美國當局突然通知錢學森不得離開美國，理由是說他的行李中攜有同美國國防有關的“絕密”文件。半個月後幾名警務人員突然闖進了錢學森的家，說錢學森是共產黨，非法逮捕了他。錢學森被送往特米那島，關押在這個島的一個拘留所里。9月22日，美國當局命錢學森交出1.5萬美元後，才讓他保釋出獄。但他仍要聽候傳訊，不能離開洛杉磯。

經過半個月的折磨，錢學森的身心受到嚴重傷害，體重整整減少了30磅。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時不時闖入家門搜查、威脅、恫嚇，他們的信件受到嚴密的檢查，連電話也受到了竊聽。這時，蔣英像一名忠誠的衛士護衛着錢學森，想方法把驚嚇留給自己。

整整五年的軟禁生活，並沒有減損錢學森和蔣英夫婦回國的決心。在這段陰暗的日子裡，錢學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蔣英則彈一把吉他，共同演奏17世紀的古典室內音樂，以排解寂寞與煩悶。雖說竹笛和吉他所產生的音響並不和諧，但這是錢學森夫婦情感的共鳴。為了能隨時回國，當然也為躲避美國特務的監視與搗亂，他們租住的房子都只簽一年合同，五年之中竟搬了五次家。蔣英回憶那段生活時說：“為了不使錢學森和孩子們發生意外，也不敢雇用保姆。一切家庭事務，包括照料孩子、買菜燒飯，都由我自己動手。那時候，完全沒有條件考慮自己在音樂方面的鑽研了，只是為了不致荒廢所學，仍然在家裡堅持聲樂方面的鍛煉而已。”

在蔣英和親朋好友的關懷勸慰下，含冤忍怒的錢學森很快用意志戰勝了自己，他安下心來，開始埋頭著述。一冊《工程控制論》和一冊《物理力學講義》，便是蔣英與錢學森貧賤不棄，生死相依的篤愛深情的結晶。

科學藝術，相輔相成

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下，1955年10月8日，錢學森和蔣英帶着他們六歲的兒子永剛、五歲的女兒永真，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回國後，蔣英的藝術才華又煥發出來了，她最初在中央實驗歌劇院擔任藝術指導和獨唱演員，後來到中央音樂學院任歌劇系主任、教授。

蔣英非常熱愛自己的事業，非常熱心音樂教育工作。20世紀50年代初磁帶式錄音機還未問世，蔣英和錢學森從美國帶回來的惟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鋼絲錄音機。蔣英便把它拿去用於教學工作，讓它發揮更大的作用。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整個70年代，我國每次發射導彈、核導彈和人造衛星等，錢學森都要親臨第一線，在基地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個月。當時保密要求十分嚴格，錢學森出差在哪裡，幹什麼，從來不對家人講。有一次蔣英在家裡一個多月都得不到丈夫的音訊，她不得不找到國防部五院詢問：“錢學森幹什麼去了，這麼長時間渺無聲息，他還要不要這個家了？”五院的同志和顏悅色地告訴她：“錢院長在外地出差，他平安無恙，只是工作太忙，暫時還回不來，請您放心。”蔣英聽了心裡有數了，具體事情也不再多問了。

有人曾請教過這樣一個問題：你倆一個在科學上、一個在藝術上都達到高峰，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這科學和藝術是怎樣相互影響的呢？錢學森對這個問題作了明確的闡述：“蔣英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專門唱最深刻的德國古典藝術歌曲的。正是她給我介紹了這些音樂藝術，這些藝術里所包含的詩情畫意和對於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豐富了對世界的認識，學會了藝術的廣闊思維方法。或者說，正因為我受到這些藝術方面的薰陶，所以我才能夠避免死心眼，避免機械唯物論，想問題能夠更寬一點、活一點，所以在這一點上我也要感謝我的愛人蔣英同志。”

共同的藝術情趣是蔣英和錢學森相互關懷、相互愛戀的沃土。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遭受美國政府軟禁的艱難歲月，夜晚，當孩子們入睡以後，有時他們也要悄悄地欣賞貝多芬、海頓、莫扎特的交響曲，感受那與命運頑強抗爭呼喚，樂觀地面對人生，這也許就是貝多芬所要證明的：“音樂是比一切智慧和哲學更高的啟示”。

在回國以後的四十多年裡，每當蔣英登台演出，或指揮學生畢業演出時，她總喜歡請錢學森去聽、去看、去評論。他也竭力把所認識的科技人員請來欣賞，大家同樂。有時錢學森工作忙，蔣英就親自錄製下來，放給他聽。如果有好的交響樂隊演奏會，蔣英也總是拉錢學森一起去聽，把這位科學家、“火箭迷”帶到音樂藝術的海洋里。錢學森對文學藝術也有着濃厚的興趣，他所著的《科學的藝術與藝術的科學》出版時，正是蔣英給該書定了英譯名。

蔣英教授對科技事業、科學工作者的艱辛十分關心和理解，她曾以巨大的熱情，不顧連續幾個月的勞累，參與組織、指導一台大型音樂會——《星光燦爛》，歌唱航天人，獻給航天人。

蔣英和錢學森的日常生活也充滿了藝術情趣，他們努力把科學和藝術結合起來。每逢星期天，如果天氣好，他們總是帶着孩子一起去郊外野遊，到公園散步。香山、碧雲寺、櫻桃溝、頤和園、景山、北海，以及故宮、天壇、長城、十三陵，都留下他們的足跡和身影。

1999年7月，中央音樂學院在北京隆重舉辦“藝術與科學——紀念蔣英教授執教40周年學術研討會”，以及由蔣英的學生參加演出的音樂會等，88歲的錢學森因身體原因不能出席，他特意送來花籃，寫來書面發言，讓女兒代為宣讀，以表達他對蔣英的深深的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