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首倡者是梁啓超，而非陳氏

——兼談清華國學研究院被撤和梁、陳二人斷交的深層原因

柳不如是

在現代中國學術界神奇的現象多又多！最神奇的當數被人推上“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之神壇的陳寅恪。一個留學海外多年卻沒有通過任何一門基本的外語考試因而無法取得任何國家學歷卻不斷自我吹噓和被人吹捧成精通二十幾門外語的語言大神、一個缺乏過硬的學術著作和學術貢獻而靠着家族關係和私人背景的二、三流歷史學教授，居然能夠混成民國時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又走向新中國的學術大神榜的神壇，真可以說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而相當多的人尊重和推崇他，不是因為他有多大的學術成就，而是因為據說是他的這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現在早已經被認定為陳家私貨而不容侵犯了。

其實，這是個重大的歷史誤會，甚至還牽扯到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被撤和梁啓超、陳寅恪二人最後斷交的深層原因。我們覺得有必要揭開這個內幕。讓那些熱衷於製造陳寅恪神跡的神棍們（如劉夢溪、陸鍵東、岳南、石國鵬等人，還有網絡上的那些陳粉們）腦子清醒點。為了不患老年痴呆而如此瘋狂還可以理解，如果借着闡述所謂的陳寅恪思想而塞進個人私貨，又當別論。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兩句話成了陳寅恪的私貨首見於《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中。原文如下：

海寧王靜安先生自沈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仁咸懷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讓我們揭開這個私貨的具體來源。

首先，我們先考察梁啓超“自由之思想”的文章。

早在1902年，梁啓超在《論自由》一文中就重伸：

“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

自由之義，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雖然，有真自由，有偽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蠻之自由。今日“自由雲自由雲”之語，已漸成青年輩之口頭禪矣。新民子曰：我國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要不先知自由之為物果何如矣。請論自由。

自由者，奴隸之對待也。綜觀歐、美自由發達史，其所爭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計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謂經濟上自由）。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也。宗教上之自由者，教徒對於教會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國對於外國而保其自由也。生計上之自由者，資本家與勞力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而政治上之自由，復分為三：一曰平民對於貴族而保其自由，二曰國民全體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三曰殖民地對於母國而保其自由是也。自由之徵諸實行者，不外是矣。

接着，梁啓超總結了西方社會為了宗教自由、生計自由、政治自由、民族自由而做的努力。又說：

由此觀之，數百年來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為之原動力者耶？彼民之求此自由也，其時不同，其國不同，其所需之種類不同，故其所來者亦往往不同，要其用諸實事而非虛談，施諸公敵而非私利一也。試以前所列之六大問題，覆按諸中國，其第一條四民平等問題，中國無有也，以吾自戰國以來，即廢世卿之制，而階級陋習，早已消滅也。其第三條屬地自治問題，中國無有也，以其無殖民地於境外也。其第四條信仰問題，中國更無有也，以吾國非宗教國，數千年無教爭也。其第六條工群問題，他日或有之，而今則尚無有也，以其生計界尚沈滯，而競爭不劇烈也。然則今日吾中國所最急者，唯第二之參政問題，與第四之民族建國問題而已。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則甲不求而自來；苟得其甲，則乙雖弗獲猶無害也。若是夫吾儕之所謂自由，與其所以求自由之道，可以見矣。

自由之界說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夫既不許侵人自由，則其不自由亦甚矣。而顧謂此為自由之極則者何也？自由雲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減。斯二者蓋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者焉。使其以個人之自由為自由也，則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國人若也。紳士武斷於鄉曲，受魚肉者莫能抗也；駔商逋債而不償，受欺騙者莫能責也。夫人人皆可以為紳士，人人皆可以為駔商，則人人之自由亦甚矣。

可以發現，自由思想或思想自由是梁啓超在19世紀晚期、20時期初期的主要思想之一。他對思想界和知識界的啟蒙作用絕非陳寅恪所能比擬。

——而且，在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殺之前，找不出陳寅恪論述自由思想或思想自由的任何文章！這就首先從源頭上查明了“自由之思想”的具體來歷。

再看梁啓超對“獨立之精神”的論述。1899年，梁啓超在《清議報》上發文章闡述：

  天下不能獨立之人，其別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者，二曰仰人之庇者。望人之助者蓋凡民也，猶可言也；仰人之庇者，真奴隸也，不可言也。嗚呼！吾一語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於我中國奴隸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試一思之，吾中國四萬萬人，其不仰庇於他人者幾何哉！人人皆有其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層積而上之，至於不可紀極，而求其真能超然獨立與世界直接者：殆幾絕也。公法，凡國之仰庇於他國者，則其國應享之權利，盡歸於所仰庇國之內，而世界上不啻無此國。然則人之仰庇於他人者，亦不啻世界上無此人明矣。而今吾中國四萬萬皆仰庇於他人之人，是名雖四萬萬，實則無一人也。以全國之大，而至於無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過此也！

又說：

    孟德斯鳩曰：“凡君主國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號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

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餘痛焉，而不知我中國

之狀態，更有甚於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見其主人，擺頭搖尾，前趨後躡者，為

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為纏頭也。若夫以有靈覺

之人類，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實乃不免為畜犬、游妓之所為，舉國如是，猶謂

之有人焉，不可得也。吾今為此言，人必坐吾以刻薄之罪，吾亦固不忍言之。雖

然，試觀今日所謂士大夫者，其於求富貴利達之事，與彼畜犬、游妓之所異者能

幾何也？士大夫一國之代表也，而竟如是，謂國之有人，不可得也。夫彼求富貴

利達者，必出於畜犬、游妓之行何也？以有所仰庇也。此一種仰庇於人之心，習

之成性，積數千年銘刻於腦筋而莫或以為怪，稍有倡異議者，不以為大逆不道，

則以為喪心病狂也。

  彼其論殆謂人不可一日不受庇於人者，今日不受庇於甲，明日必當受庇於乙，

如彼史家所論，謂不可一日無正統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則仰之，不論其為

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紀載，今日方目之為盜賊，明日已稱之為神聖文武太祖高皇

帝是也。故數千年來受庇於大盜之劉邦、朱元璋，受庇於篡賊之曹丕、司馬師、

劉裕、趙匡胤，受庇於賤種之劉淵、石勒、耶律、完顏、成吉思，皆靦然不之

怪，從其擺頭搖尾、塗脂抹粉，以為分所宜然，但求無一日無庇我之人足矣。嗚

呼！吾不知我中國此種畜根奴性，何時始能剗除之而化易之也？今來庇我者，又

將易他人矣，不見乎人耶穌教、天主教者遍於行省乎？不見乎求入英籍日本籍者

接踵而立乎？不見乎上海香港之地皮漲價至百數十倍乎？何也，為求庇耳。有心

者方欲以瓜分革命之慘禍致動眾人，而不知彼畜根奴性之人，營狡免之三窟，固

已久矣。此根性不破，雖有國不得謂之有人，雖有人不得謂之有國。

在此，梁啓超已經明白無誤地點出了獨立的人格和精神、自由思想和言論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在《新民說》，他更明確了“思想自由之門開，而新天地始出現矣”！

這就牽扯到了本文的重要問題：梁啓超的這一思想怎麼成了陳寅恪的專利？！

起因是王國維的自殺。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國20世紀傑出的學術大師、三百年來唯一見的史學大師王國維，正值其學術生涯巔峰之際，卻出人意料地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投湖自盡。這件事立刻舉世震驚！在處理善後工作中，王國維交代只是“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即由陳寅恪、吳宓代為處理圖書而已。

按照中國文化傳統，入土為安時的墓碑由誰來寫，一時間成了重大的課題。

吳宓作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負責人，負責協調此事，並向清華學堂校方匯報。當時王國維家人和國學研究院初步定的人選是梁啓超。

——即，最初《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與陳寅恪無半毛錢關係。

但是，隨着吳宓卸任國學研究院主任，國學研究院的部分實際工作就被陳寅恪主動承擔了。開始考慮給梁啓超樹立紀念碑而不是簡單的墓碑、墓志銘，卻是在1928年2、3月間才出現的提議。提議人當然是陳寅恪，他甚至帶領國學研究院的學生發起了全體師生的捐款行為。

——而給王國維紀念碑捐款活動居然遭到了吳宓的抵制和拒絕！理由是當時的吳宓正在大學裡和幾個女生大搞三角戀愛而倍感錢緊！按照時下的“METOO運動”，吳宓顯然是個需要被解聘的流氓教授。

陳寅恪之所以熱衷此事，是因為他認為：為王國維撰寫碑文是留名千古的大好機會。他假意繼續請梁啓超撰寫，表示如果梁啓超忙的話，他就先自告奮勇代筆。而梁啓超當時因為身體多病，更多時間在天津。梁啓超不以為有詐，就極力贊成。在整個民國時期，靠為他人撰寫碑銘、序言、評論是相當一部分文人和教授的業餘兼職收入來源。陳寅恪本人更是最早公開發布了他的“潤格條例”，即為他人撰寫碑銘、序言、評論的價格。他正需要為幾個大名人撰寫碑銘、序言、評論而獲取在這個領域的知名度。

按照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吳宓的學生錢鍾書，在接受我們委託調查《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出籠問題時的陳述時，他回憶說：

梁啓超當時只向吳宓強調了兩點：“其一，希望由思成為老友設計紀念碑。其次，希望碑文重點突出老友王國維所追隨的思想的自由和獨立，而不是殉清。”

我們聽錢鍾書先生說：這段工作記錄，也曾被吳宓寫在日記中。

但是至今在已經出版的《吳宓日記》中，我們卻沒有發現1925-1927年的日記相關記載。而公布的1928、1929年日記則根本沒有任何文字談到這個問題。奇怪？顯然出版的《吳宓日記》是個刪節本！那麼，是誰在掩蓋歷史？

因此，“希望碑文重點突出老友王國維所追隨的思想的自由和獨立，而不是殉清”這是出自梁啓超的囑託和以往梁氏觀點的濃縮，和陳氏無關！

直到梁啓超1929年1月19日因病逝世，陳寅恪一直沒有親筆向梁啓超出示他代筆的碑文。但是，陳寅恪撰寫的碑文草稿卻已經開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和京、津兩地學術界之間流傳開來。梁啓超在1928年5、6月間，通過吳其昌已經獲悉了碑文的具體內容和落款，並意外在碑文內容上發現了他的兒子梁思成的名字！

梁啓超如此被戲弄後的不快可想而知！

從1928年夏開始，直到他逝世的1929年1月的半年多時間裡，他對陳寅恪、吳宓二人表現出了超常的冷淡和疏遠，以至於見到他的人幾乎不敢在他面前談起這兩個人。

這就是陳寅恪、吳宓的“辦事藝術”：在重大名利上留給陳寅恪，而將設計則歸功於那時梁啟超那年輕的兒子。他們讓梁啓超有苦說不出來。

到了1929年6月初，《王觀堂先生紀念碑》終於建成，碑文終於公布了。撰寫者落款果然只剩下陳寅恪一人！根本就沒有已故的梁啓超！而自知心中有鬼的陳寅恪，沒有忘記說了這樣一句“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數辭不獲已”以掩人耳目，為自己開脫。

《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末署“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師生敬立”，而1929年6月3日陳寅恪、吳宓卻並未參與任何實際的紀念活動和揭碑活動。

錢鍾書回憶說：

也正是在1929年夏天開始，陳寅恪和吳宓對外散布所謂的“梁啟超論著等身不如陳寅恪聊聊幾百字有價值”的神話開始流傳了。目的是想安撫那些質疑陳寅恪的學問、學歷和人品的人；特別是陳寅恪在碑文中完全抹殺梁啓超的思想和《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碑文作者的存在。

——被我們委託調查者，正是錢鍾書的老同學、時任美國夏威夷州美國太平洋大學哲學系教授的趙自強博士。

接下來就說到清華國學研究院為何被撤的問題了。

儘管有很多陳寅恪傳說和神跡的信奉者、製造者和神棍們熱衷於相信所謂的“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的“學術大師”，但是他們面對着王國維一死、國學院就被撤的殘酷局面，卻一直茫然不知所措！既然牛逼到可以被稱為是“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的“學術大師”，而且國學研究院負責人還是陳寅恪的鐵粉和鐵哥們兒吳宓，怎麼清華大學就瞎了眼讓如此鼎鼎大名的國學研究院關門了呢？！以至於讓“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的“學術大師”因為沒有學歷差點被掃地出門沿街乞討？！

本文已經表明了要解決“兼談清華國學研究院被撤和梁、陳二人斷交的深層原因”這一重大問題，現在讓我們接着看。這個問題，經過我們多方實地調查，其原始經過如下：

清華國學研究院名義上導師四位：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外加一位講師李濟。陸維釗、梁廷燦、章明煌則為助教。後來又增加了趙萬里、浦江清、楊逢時、蔣善國等4位助教，1927年開始，馬衡、林志鈞等2人也曾成為講師。

請注意：這四個導師的順序是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

研究院共招生四屆，畢業74人。

但是，實際上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本質上只是兩位，即王國維和梁啓超。

其中以王國維代表了傳統哲學、古代史學、古代語言和文學學；而以梁啓超代表了近代思想、清代學術史和傳統經學、西方哲學、傳統目錄學、傳統版本學。另外三個導師：趙元任代表了現代西方語言學、語言哲學；陳寅恪代表了西方蒙古學、西方目錄學和西方文獻學、李濟代表了西方考古學和人類學。他們的各自領域劃分僅此而已。在最初申報陳寅恪作為導師的理由上，根本沒有將他劃歸到歷史學家、佛教史學、中古史等專項研究上。

經我們調查幾個國學院時期的弟子及其後人、查閱部分原始日記，獲得了他們對陳寅恪講課的反映大致有如下：

一、方言太濃，聽懂所講內容並不容易。

二、講課內容雖縱橫東西方，卻淺嘗轍止，極不深入。

三、經常指責國內缺書缺文獻。

四、外語水準並不高，不能直接使用外語講課。

一句話，支撐整個清華國學院的是學貫中西的王國維。而陳寅恪只是王國維的年輕的助手和接班人位置而已。而當時吳宓從國學研究院主任的位子上辭職，也有部分原因是推薦陳寅恪及其上課效果而受到張彭春的指責。因此，作為吳宓的學生錢鍾書一直看不起陳寅恪是有深厚的學術背景和歷史原因的。

生前，陳寅恪口口聲聲稱呼王國維是“王先生”。而王國維一死，陳寅恪就變了臉！立刻改稱王國維為“師友”了——“風誼平生師友間”這句詩最能看出陳寅恪對待王國維態度的巨大變化！

而實際上，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早在1928年1月中旬，清華學校根據學生的反映，從曹雲祥、張彭春到嚴鶴齡都討論過解聘陳寅恪的導師問題了，只是1927-1928年之間是吳宓繼續為其百般解脫。但是隨着1928年8月成立了清華大學之後，8月18日陳寅恪的老同學羅家倫成了清華大學校長，陳寅恪終於在清華大學站穩了腳跟，唯一不足的是：他的研究院導師被降價為清華大學的普通教授。這個時期，陳寅恪頻繁宴請梅光迪、羅家倫等清華大學校方領導人，為自己拉關係。甚至出現了1928年10月25日吳宓請客陳寅恪而陳寅恪不到的情況，原因是陳寅恪要赴約梅光迪的家宴。

而陳寅恪對梁啓超也一直以稱呼為“梁先生”。直到那篇《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一文稿本在京、津兩地學者之間流傳後，1928年5、6月間，當時正在天津的梁啓超在讀了弟子吳其昌抄件之後，尤為不快。沉默不語，臉色鐵青，感到心寒。他遂再次提出辭職之意。正巧清華學校的前責任人、時任南開大學教授的張彭春來看望他，梁啓超和張彭春商定了遊說清華要人一來自己辭職二來解散國學院之事。

在梁啓超生前最後半年中，陳寅恪、吳宓二人一直躲避着不再見梁啓超。甚至於1929年9月10日梁啓超遷葬北京，大家都去參加儀式，他們居然不到場。

於是，到了1929年6月，隨着梁啓超的逝世和國學研究院學生的畢業，關閉國學研究院已成定局。張彭春向清華大學新任校長羅家倫提出建議後，決定停辦國學研究院，不再聘任吳宓擔任清華大學的下屬院系職務和學校領導職務。

陳寅恪本來在美國留學時期就認識了張彭春。但是張彭春對陳寅恪外語水平很差、無法通過基本的入學考試之事印象頗深，並沒有覺得陳寅恪在學問上有什麼過人之處。而那時趙元任和胡適才是張彭春的尊敬所在。因此，陳寅恪對張彭春的懷恨在心，是有歷史緣由的！

而當時北京其他幾個大學也相繼設立了國學研究院之時，吳宓又想去再去謀求國學研究院主任一職，結果也先後被否決了。

我們總結一下陳寅恪靠以下十大法寶而暴得大名，如下：

第一，《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陳寅恪公然搶奪了梁啓超的撰寫權，他成為王國維自殺事件的最大受益者。考證見本文。）

第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私自發表並嚴重違反了審查結論不公開的基本規定！只是為了滿足他自己的“一個沒有任何洋學歷的人卻可以審查堂堂正正的留美洋博士的學術著作”的陰暗心理、實現打壓馮友蘭的目的。）

第三，陳寅恪編造了梁啓超說自己“全部論著不如陳寅恪幾百字有價值”之謠言。（以捨棄真正的推薦人吳宓而抱梁啓超大腿的形式為自己吹牛。）

第四，傅斯年為了追求陳家女人公開捧臭腳說陳寅恪“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陳寅恪四處放料並傳播這句話，讓傅斯年為自己出頭。我們正考慮是否為此專門撰寫一文加以揭露？部分揭露見本文最後最後部分。）

第五，晚清官宦陳寶箴之孫、民初舊體詩人陳三立之子、嶺南畫家陳師曾之弟。陳寅恪時不時就要放料他的家世和故事，為自己增加籌碼。）

第六，陳寅恪偽造了“和魯迅是同學”這樣的天大謊言。（陳寅恪兩次來日卻連正式的留學生資格都沒取得，也根本不是著名的弘文學院的學生。見偽造魯迅和陳寅恪曾是同窗同學大揭露，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9/05/403416.html）

第七，靠同學吳宓的舉薦而盜取清華國學院導師資格和名譽。（清華國學院被撤證明了陳寅恪根本不能勝任國學院的導師教學工作，也無法繼承王國維的學統。）

第八，陳寅恪霸占了梁啓超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首倡權。（證據見本文。）

第九，陳寅恪自稱擅長多種外語，實際上在外十幾年卻因是從未通過任何一門外語考試而因簽證到期被驅逐出境和無法獲得大學和研究生院的錄取資格！（見《“精通22種外語”的語言大神陳寅恪是如何被吹出來的》，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9/05/403454.html ）

第十，學術觀點故作荒誕出格之論，以博取學界注意和耳目。（如華陀是印度人說、扁鵲不存在說、李唐王朝是中亞人種說、曹沖稱象抄襲印度說……等等!他搞亂了中國人的文化信仰和歷史傳統!見《陳寅恪及“陳粉”多種涉日史實造假總揭露》，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9/05/403415.html ）

最後，讓我們剝開傅斯年鼓吹的陳寅恪“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之說的畫皮。

傅斯年早在1911年就已經結婚，原配丁馥翠。1926年10月，他從德國歸國，孤身就任中山大學教授。

1932年在南京陳寅恪老家，認識了陳家的表兄妹俞大維、俞大綵二人。俞大綵的父親是俞明頤，俞明頤的姐姐是俞明詩，即陳寅恪的生母。這就是陳、傅二人之間的姻親關係。在這個時期，在陳寅恪、俞大維遊說下，傅斯年和原配離婚。並於1934年8月5日，39歲的傅斯年二婚娶了俞大維的妹妹俞大綵。

——而傅斯年鼓吹自己老婆的表哥陳寅恪“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就是在1932-1934年之間出台的。

我們將這句話出台前後陳寅恪全部論文羅列如下：1、《大乘義章書後》，陳寅恪。2、《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陳寅恪。3、《敦煌劫餘錄序》，陳寅恪。4、《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陳寅恪。5、《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陳寅恪。6、《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陳寅恪。7、《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陳寅恪。8、《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陳寅恪。9、《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陳寅恪。10、《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陳寅恪。11、《李唐氏族之推測》，陳寅恪。12、《南嶽大師立誓願文跋》，陳寅恪。13、《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陳寅恪。14、《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陳寅恪。15、《武曌與佛教》，陳寅恪。16、《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考辨》，陳寅恪。17、《三論李唐氏族問題》，陳寅恪。18、《李唐武周先世事跡雜考》，陳寅恪 。19、《東晉南朝之吳語》，陳寅恪。20、《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陳寅恪。21、《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陳寅恪。22、《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匯編序》，陳寅恪。23、《敦煌本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跋尾》，陳寅恪。

無非二十幾篇論文！而且不成定論、引起非議的論文還不在少數。如《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三論李唐氏族問題》、《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等，恐怕還不能算成熟之作！這個數量遠遜於王國維、章太炎、陳垣、錢穆等一系列國學大師和歷史學家。以至於當時國際學術界大漢學家伯希和來到北京，公開肯定當時中國學術界最優秀的學者只是陳垣先生，根本就沒有陳寅恪！陳寅恪真可以說被海外學術界當場打臉！但是，因為有了傅斯年這樣一個實權派的表妹夫存在，加上他混成了清華國學院導師的經歷，於是順理成章地連年當選為“國民黨優秀黨員”、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這段時間他為了出名不惜一稿多投、三投、甚至四投！（每次投稿全得稿費。）比如，《敦煌劫餘錄序》一文就是一稿四投，《大乘義章書後》一文就是一稿二投。無論按照現在的還是民國時代的學術規範，都屬於嚴重學術行為不端！為了稿費如此不要臉，開啟了學術界一稿多投的不要臉風氣之先！

——但是卻一直無人敢查！甚至中央研究院規定了不准院內研究員到大學兼職，而陳寅恪則有表妹夫傅斯年護駕，我行我素，旁若無人，繼續掙着雙份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