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收稅的英國如何斂財？ 這是一個問題。

香港社會制度的落後性

李子暘        ·           

香港社會制度的落後性，主要來自於英國的殖民統治。

一、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後

　　2019年香港發生的種種亂象，到底原因是什麼，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問題出在教育上，有人認為是司法有問題，有人認為是不合理的房地產制度妨礙了民生。另一類意見則認為，實施“一國兩制”的過程中，過分強調了“兩制”，而忽略了“一國”，導致香港人缺乏國家認同感和愛國心。

　　這些對具體環節的分析，都很有道理，但香港整體的社會制度和種種亂象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這一點反而很少有人提及。看來，很多人仍然認為，雖然有缺陷和不足，但香港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整體上是先進的，沒問題。今後，香港固然要做出種種改進和修補，但並不需要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可能還有人認為，內地在市場經濟、法治等很多方面還要繼續學習和效仿香港。

　　這就大錯特錯了。

　　香港的問題正出在整體的社會制度上。香港的社會制度，極端落後，不但遠遠不如中國內地，在亞洲四小龍中，也是最落後的。教育、司法、住房等環節的問題，是制度落後的具體表現和反映。

　　制度落後並不可怕。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放手改革，奮起直追，終究事在人為。但香港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香港人不但沒有認識到自身制度的落後性，反而抱殘守缺，把落後當先進，甚至對內地還有優越感。這不但可笑，還堵塞了香港自主變革的機會和可能性。這是香港面臨的最大難題和悲劇。

　　香港社會制度的落後性，主要來自於英國的殖民統治。

　　在《為什麼要反對殖民主義》一文中，我解釋了殖民主義的經濟本質。殖民主義本質上是一套系統轉嫁現代化成本的制度。通過對殖民地的控制和掠奪，先進國家把現代化必需的成本轉嫁給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自己獨享現代化的種種收益。

　　因為目的在於現代化，殖民地也有一些開發建設，殖民者又是來自先進國家，於是，殖民主義有了一層先進文明的外表，迷惑了很多人，所以才有“中國需要殖民三百年”的奇談怪論。事實上，殖民統治對殖民地社會的傷害非常深。殖民者的開發建設，遠遠不足以彌補他們對殖民地的傷害。很多前殖民地國家，獨立多年以後仍然不能擺脫殖民統治的惡劣影響。

　　作為殖民地，香港的運氣非常好——好到簡直難以置信。即使如此，香港社會同樣被殖民統治深深傷害，積累了大量難以解決的深層社會難題。今日之亂象，正來自於此。

　　殖民地所受到的最大傷害是，說到底，他們是別人的工具。他們沒有獨立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殖民地人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要讓位給外來殖民者的利益。

　　對英國人來說，香港只是他們在遠東做貿易的一個基地。英國人只要確保這個貿易基地正常發揮作用，就夠了。在香港，很長時間裡，英國人和華人是隔離居住的。英國人只在自己的居住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至於香港的華人，英國人只有蔑視和無視，任其自生自滅。英國人從不覺得自己對香港、對香港的華人負有什麼責任。

　　香港連續多年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重要理由之一就是香港稅制簡單，稅種較少，尤其是進口零關稅，是“自由港”。可是，作為殖民者，英國人之所以不在香港徵收重稅，不是因為自由市場的經濟理論，而是因為——懶得收。

　　大家都不喜歡交稅，但對政府來說，認真治理國家，就離不開收稅。這是因為，政府想要收稅，就先要花力氣建立一套政治、經濟和稅務制度，需要對國家的方方面面進行有效管理;收了稅，也必然要對納稅人有所交代，要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這些都做到了，治理國家就有模有樣了，差也差不到哪裡去。

　　對英國人來說，這些太麻煩了。他們可沒有興趣認真治理香港這塊殖民地。當然，懶得收稅不等於不要錢。在香港，英國人有的是輕鬆高效低成本的獲利方式。

　　有人會說，何必在乎殖民者的主觀動機呢。低稅免稅客觀上對經濟發展大有好處。香港不就因為是“自由港”，而從漁村變成繁華大都市嗎?這有什麼不好嗎?

　　有很多不好。

　　最主要的就是，沒有任何人真正關心香港這個地方的長遠發展和前途。英國人、華人、其他人，都不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他們是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上海人、潮汕人、客家人、印度人、馬來人，等等。香港對他們來說，只是個暫住地，是個賺錢的工作地。大家來來往往，各懷心思。香港，事實上無人治理。

　　珍珠港事變以後，日軍進攻香港。當時，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地方武裝都提出支援香港，但被英國人拒絕。英國人既不打算為了香港流血犧牲，也不想讓香港回到中國人手中。

　　後來，英國人匆匆組成了一支包括英國兵、印度兵和加拿大兵的軍隊。面對日軍的進攻，這支雜牌軍只抵抗了十幾天就宣布投降。以後，英國人再也沒有為保衛香港放過一槍一彈。

　　戰後，英國在本土推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但在香港，英國人想都沒想過要搞什麼福利制度。有人可能會說，英國人不在香港搞福利，正好，香港反而得到了巨大好處，避開了英國的左翼思潮，保持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制度，這才有了繁榮的“東方之珠”。

　　福利制度本身確實有很大問題。可是，英國人當時真心認為福利制度非常好。如此好的制度為什麼不在香港實行呢?香港人不配嘛。要知道，高稅收、高支出的社會福利制度，比傳統的稅收制度複雜多了。政府要對社會方方面面做很多事，財政上要花出去很多錢，公務人員要增加很多工作。讓英國人為香港人做這些?給你本聖經，找個旮旯禱告去吧。

　　財政上，港英政府奉行“古典的、保守的”財政政策。不管財政收入多少，都要留下10%-20%的財政盈餘。然後，剩下多少錢辦多少事，沒錢就不辦事。看，少收稅，少花錢，多麼標準的自由主義小政府。其實是為了儘量避免給香港人花錢，說白了就是：“你們這幫人死不死?別來煩我好不好。有沒有搞錯，我們是殖民者，不是領導者”。

　　所以我們才看到，就在同一個不算大的城市裡，這邊是巨額的政府財政盈餘，同時還有10萬人居住在“籠屋”里。哦，對了，回歸前一年，港英政府財政總算有了大的赤字。走之前，要儘量把錢花完。

　　說起來，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並不陌生。英國人對香港其實一直都是一國兩制。英國本土的很多制度，香港人都無緣得到。

　　那麼，香港人有什麼呢?有“自由”啊，也就是所謂的自由放任政策。港督自詡為“積極的不干涉”。據說，這種自由放任政策正是香港得以繁榮富裕的原因所在。像港英政府那樣什麼也不管，經濟自然就會發展起來。

　　如果頭幾年說這話，可能還有些說服力。到了今天，實在是難以自圓其說。事實上，表面的自由放任政策掩蓋下，是殖民者對香港的漠不關心和拒不負責。這是香港社會制度停滯不前乃至落後的根本原因。

　　在英國的眾多殖民地中，香港的運氣大概是最好的，先後遇到兩次重大的歷史機遇。表面上看，這兩次歷史機遇，香港都抓住了，實現了快速增長和繁榮富裕，但由於根本性的制度落後，香港實際上是浪費了這兩次重大歷史機遇。

二、第一次好運氣及其被浪費

　　香港第一次重大的歷史機遇是1945年以後的國共內戰。

　　日本占領期間，香港的人口，要麼回到大陸，要麼遷往東南亞或者歐美等地。到1945年，香港人口只剩下了60萬，基本上成為一個破敗的中小城市了。1949年有上海人遷到香港，到達以後，看看香港，不禁嘆息道：這回可落到鄉下了……

　　恰在此時，中國大陸爆發了國共內戰。內戰中，大陸150多萬人來到香港——大多是年輕的勞動人口。同時，大量的黃金、美元、工廠、機器也遷往香港。當時中國最發達的上海的紡織業，大批遷到香港。紡織業由此迅速成為香港本土的頭號製造業。

　　戰後的世界，百廢待興，對紡織品的需求尤其強烈。勞動人口、資金、機器設備、市場需求，樣樣俱全。香港的紡織業、服裝業高速發展。

　　紡織業的繁榮，帶動了其他製造業的興盛。塑料花成了新興產業。1950年，李嘉誠成立長江塑料廠，生產塑料花。到1960年代中期，香港幾乎壟斷了全世界塑料花的生產，後來，由塑料花轉向塑料玩具，打造出又一個強勢製造業。

　　這是香港製造業，也是香港社會的第一個黃金時期。相比亞洲四小龍的其他三家，香港一馬當先，走在了最前面。

　　台灣1955年才開始實行刺激出口的工業政策。韓國要到1962年才開始建造電廠和鋼鐵廠，走上大力發展製造業之路。至於新加坡，1965年才建國。

　　從1950年到1970年，香港GDP年增長超過10%;到1970年，香港製造業在整個GDP中占比超過30%;香港從英國人在遠東的一個貿易基地變成了生機勃勃的工業城市。

　　看上去，這完全是一幅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迅速造就繁榮的美好圖景，但是，在表面的繁榮之下，其實隱藏着致命的制度缺陷。

　　香港的製造業，起點低，是簡單加工的輕工業，規模小，技術少，設備簡單。這很正常，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居然會長期停留在這種狀態。

　　和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工業園區、大廠房、流水線完全不同，香港的製造業，多是幾十人的小廠子。到1980年，工人超過500名的工廠只有100多家。93%的工廠，工人數量不超過50名。

　　也就是說，從1950年起步，30年過去了，香港的製造業仍然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的初級狀態。雖然表面一片繁榮，實際上是低水平重複，長期停留在小作坊、小工廠的狀態，產業結構難以升級。規模這麼小，當然很難投資技術，也沒什麼品牌，唯一的好處就是“船小好調頭”，市場不好，可以隨時歇業停工，避免虧損。

　　造成這種產業難以升級、只能低水平重複的主要原因，就是港英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由於事實上的無人治理，產業升級必須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能夠大量投資研發、引領技術進步的龍頭企業，嚴重缺乏和滯後，更沒有整體規劃和長遠考慮。這些基礎性的要素，指望着小企業逐漸成長以後自己建設，是不可能的。

　　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增長，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沒有政府投資建設的全國光纖網、高速公路網，會有淘寶嗎?你在手機上點幾下，幾天后千里以外的商品就被送到你手裡，只是因為快遞員很勤奮嗎?華為這樣的龍頭企業，帶動了多少相關企業一起發展。沒有高速傳輸的4G網絡，短視頻能大爆發嗎……

　　經濟核算的賬本，至少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在企業層面。更重要的、作用更大的則是國家層面的經濟核算。有些投資，在企業層面看，是難以收回、註定虧損的。無人治理、自由放任的制度下，這些投資就不會出現。但在國家層面看，這些投資不但可以收回，還會大賺特賺、造福民眾。

　　亞洲其他三小龍，顯然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並不相信所謂“自由放任”，而是從一開始就有整體規劃和長遠考慮，並隨時修改和補充，竭力跟上時代和技術的發展進步。

　　當其他三小龍的產業逐漸發展起來以後，香港這種低水平、小規模的製造業，就盡顯疲態了。1960年代初，在紡織、製鞋、塑料、五金等多個行業，其他三小龍遠遠落後於香港，但到了1975年，韓國和中國台灣就已經超過了香港。香港只在玩具、服裝上還有優勢。

　　說到服裝，該英國人出場了。英國人統治下，香港稅率很低，那英國人吃什麼?英國人自有輕鬆高效收錢的辦法，那就是能賣的儘量賣，比如服裝出口配額。

　　為了保護本土紡織業，英國、美國對香港製定了出口配額，也就是出口總量封頂。港英政府就把這個出口配額——實際上就是出口權——拿來賣。香港的服裝廠老闆，腦子很靈活，很快就意識到，這是個輕鬆賺錢的好買賣。

　　香港服裝業的前幾大巨頭，迅速轉向，從苦熬苦累的生產，轉向輕鬆愉快的倒賣配額，果然一舉發了大財。他們的主要收入，都來自倒賣配額。是的，香港的繁榮在繼續，但生產者無異於被賞了一記響亮的耳光。你辛辛苦苦生產，但累死也趕不上別人瀟灑地倒賣出口權。

　　在這個“產業鏈”中，港英政府拿走了大頭。那些倒賣出口權的，成了英國人的代理人。他們也賺了不少。真正的生產者，雖然表面上還享受着自由港的低稅和自由，但實際上就是工業領域的貧僱農。

　　這種落後的生產關係，必然制約、打壓生產力的發展。香港的服裝業，曾經欣欣向榮。班尼路、堡獅龍、佐丹奴三大品牌在大陸享有盛名。現在基本上都悄無聲息了。佐丹奴的老闆，退出服裝業，創辦《壹周刊》《蘋果日報》，對，就是那個臭名昭著的“禍港四人幫”之一黎智英。

　　在香港，英國人不但兜售服裝出口配額，還出售多種專營權，包括各種公用事業、公共設施的經營權，開辦電台、電視台的許可權，等等，等等。當然，獲利最多的還是拍賣土地租約。占領香港以後，英國人就宣布香港所有土地都歸英國皇室所有。港英政府把土地分成小塊，拍賣土地租約。

　　基於普遍稅收的社會治理，固然也會有種種問題，但基本趨勢是健康的，有機會發展成為權責對應的政治結構。英國人可不想在殖民地搞什麼“權責對應”。從東印度公司開始，英國在海外殖民地就廣泛採用各種特許制度。這比辛辛苦苦地徵稅和提供公共服務，可輕鬆多了。

　　港英政府大肆兜售各種專營權的結果就是，在表面的自由和開放之下，香港其實是個高度封閉的社會，香港經濟是特權型模式。出售專營權的收入，占了港英政府財政收入的四成。買到特權的人，相當於歐洲封建時代的“包稅人”。他們無需生產，憑藉特權就可以從民間直接斂財，交足給殖民者的，剩下的，就是他們的。

　　至於遠在倫敦的英國政府，他們在食物鏈的最上游。英國人在香港有七大財團：怡和、會德豐、和黃、太古、滙豐、嘉道理、英之傑。這些英資財團控制着香港的金融、保險、房地產、通訊、交通、市政公營設施等多種穩賺不賠的好生意。重要的是，這些財團可都是要向英國政府繳稅的。英國政府對他們，可不會“自由放任”的。

　　如果你是英國殖民者，你是願意討人嫌地、麻煩地向公眾收稅，還是願意一邊成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一邊通過這些財團不露聲色地收更多的錢呢?

　　英國政府、英資財團、港英政府，三方聯手打造出一個完美的殖民主義斂財機器。港英政府把各種躺着也能賺錢的尋租類好生意、好地皮出售給英資財團特許經營，港英政府的財政賺足了錢。有壟斷特權的英資財團當然也大發財。英國政府這個“大哥”則罩着兩個“小弟”，大家一起悶聲發大財。

　　至於廣大的香港民眾，你們有“自由”啊，只要別碰大佬們的壟斷特權，自己找飯吃去吧。政府收稅那麼低，你們還有什麼可抱怨的?

　　在表面的現代工商業城市，高大上的自由資本主義掩蓋之下，香港社會的經濟結構，本質上和美國內戰以前南方的棉花種植園沒什麼不同。

　　看穿了香港的這種社會制度和經濟結構，再看所謂的“自由港”，所謂的低稅率零關稅，簡直就是莫大的諷刺。殖民者掠奪走的財富，只有多沒有少。神奇的是，明明是繳納更多，香港人卻因為殖民者給了他們“自由”，而感激涕零加上自豪不已。

　　進入1980年代，其他三小龍繼續實行積極的政府干預政策和產業推動政策。他們的經濟發展越來越穩健，後勁十足。

　　1980年代初，台灣地方政府制定“十年經濟發展計劃”，確定高科技工業、自動化等八個重點發展產業。新竹科學工業園落成。李光耀在新加坡大力推行產業升級轉型，直接引領和干預經濟發展，提出“自動化、機械化、電腦化”的發展方向。韓國的力度最大，政府主導了半導體發展計劃。三星開始在半導體研發上大力趕超日本。

　　1979年，港英政府也提出一系列振興產業的政策，包括增加工業用地供應、促進與內地的經貿聯繫、設立工業培訓機構等等。但只是一紙空文，根本無人執行。殖民者的漠不關心，特權控制的經濟模式，香港本土產業明顯衰落。到1980年，香港製造業在GDP的占比，從最高峰的超過30%，降到23.7%。

　　雖然賺到了錢，但香港人實際上浪費了戰後經濟恢復發展的這個歷史機遇。三十年過去了，表面的繁榮之下，香港社會實際上沒有進步。當其他三小龍多種高技術高利潤的產業，尤其是信息產業、電子產業發展起來以後，香港本應從那時起就陷入衰落，但香港人又遇到了一次重大歷史機遇。

三、第二次好運氣及其被浪費

　　在電子產業上，香港最初是領先的。

　　香港的眾多小企業，雖然不上規模，利潤率不高，也沒什麼技術含量，但確有“船小好調頭”的特點。1970年代中後期開始，全世界範圍內，電子產業迅速興起。香港人又搶先一步，出現了一大批小型電子企業。年紀稍大的讀者對香港的電子表、遊戲機、BP機、電話機等電子產品應該還有印象。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這時開始了全面的改革開放。

　　1978年，內地人和香港人的收入完全沒法比，相差幾十上百倍。香港人把幾萬家小廠子搬到了珠三角，在香港接訂單，在珠三角生產，再通過香港出口。

　　這種港資小廠子，核心競爭力其實就是一條，那就是老闆的香港人身份。對還沒有全面開放的內地來說，香港老闆掌握着出口權。和其他國家的人相比，香港人有文化語言上的優勢，在珠三角辦廠要容易得多。左右逢源，兩面有利。

　　本應在1980年代就走向衰落的香港，在內地改革開放的推動下，迎來了又一個黃金時代。1980年-1985年，香港GDP增長了59%。雖然本土製造業大量遷出，越來越少，但依託大陸廉價勞動力的生產，香港本地的運輸、貿易、零售、娛樂、旅遊等多個產業一片繁榮。

　　賺錢這麼容易，加之在香港炒股炒樓的收益要高得多，自然沒必要冒着風險研發技術、打造品牌。珠三角眾多港資電子企業，延續着香港小廠子的經營風格。2008年金融危機中，港資企業以“老闆跑路”著稱，確實是“船小好調頭”。當然，也有港資企業在珠三角發展壯大，成為大中型企業，但在電子行業的整體格局中，開始領先的香港，到今天，不但早已失去了領先地位，都沒有多少存在感了。

　　相比之下，起點低、資金少、困難多的大陸電子企業，雖然開始也是小企業，但幾十年過去，已經成長出一大批巨型企業，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

　　今天，通過加入蘋果手機龐大的產業鏈，中國大陸、韓國、日本、中國台灣的眾多企業賺得盤滿缽滿。香港本土的企業呢?零。哦，不是零，香港人在蘋果手機的零售和走私上還能賺錢。

　　不管怎麼樣，在大陸還沒有全面開放的1980-1990年代，憑着在珠三角投資的眾多工廠，以及代理大陸的轉口貿易，香港人賺了很多錢，風光一時。賺到錢，就拿回香港炒股買房。香港的金融業、房地產業迅速興旺發達。

　　巨額財富的推動下，港英政府更加熱衷於拍賣土地租約和出售配額。香港企業家則高高興興地買租約買配額，然後倒買倒賣，大家都發財。就是在這個時期，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成了香港的支柱產業。

　　到1980年代中期，中英開始關於香港的談判。英國人想用主權換治權，中國的答覆是，主權根本就不在談判內容里，甭說了。咱們聊點兒別的。而且，別扯閒篇兒拖時間啊。到時候談不下來，就不談了，我們直接收復。

　　見到大勢已去，英資財團開始出售資產——出售給他們的代理人。和黃被李嘉誠控股，會德豐被包玉剛控股。李嘉誠還收購了香港電燈和電信，包玉剛收購了海港城、香港電車等。

　　這些躺着也能賺錢的尋租類生意，落到了香港本土的華人大家族——其實是殖民者代理人——的手中。“自由的、低稅負的”香港人，從向英國殖民者交錢，改成向其代理人交錢了。香港“教父”們的家族財富開始迅速膨脹。

　　如果沒有外來約束，誰不願意做這種穩賺不賠、尋租型的生意呢?你總得住房子吧，你總得用自來水用電吧，香港總得有碼頭、公共汽車吧。好，你用一天，我就賺一天錢。放着這些錢不掙，我去冒着失敗的風險，痛苦地承受市場波動，投資搞製造業搞研發?你看我像傻子嗎?

　　負責任的政府，會用各種辦法控制這些尋租類的企業，把這些企業的收益通過稅收或者政府直接控股經營的辦法收上來，用於國家的整體發展建設或者轉移支付，幫助落後地區和落後人群，把收益公平分配，讓國家均衡發展，而不是任由這些財富被少數私人控制。

　　香港有這種負責任的政府嗎?當然沒有。即使是97回歸之後，香港政府也延續着以往殖民時期的基本制度和特許經濟模式。也有特首想要做出改變，但殖民者代理人早已布下天羅地網，除非來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誰也無法擺脫這些羅網的控制。任何想要觸動香港特許經濟模式的嘗試，都只能灰溜溜收場。

　　諷刺的是，按照現在主流的意識形態，負責任政府的做法被稱為“計劃經濟”，是邪惡的“政府干預經濟”。香港政府這種不負責任的放任做法，反而是“自由民主的”“市場經濟的”。

　　1999年，李澤楷開發數碼港。最終，這個項目變成了房地產，李澤楷獲益40億港元。這事本身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影響深遠。從此以後，香港資本對投資科研、製造業徹底失去了興趣。在他們看來，錢只能投在金融房地產上。投資製造業、高科技，是大傻冒在冒傻氣。

　　知道了香港企業家的這種心路歷程，對他們在大陸多地的囤地不開發，若干年後轉手倒賣獲取巨額利潤的做法，也就不意外了。躺着賺錢、儘量不勞而獲的尋租型經營方式，在這一代香港企業家中已經深入骨髓，甚至成為下意識。他們已經不能算是企業家了。他們的真實身份是社會寄生蟲。需要他們發揮“企業家精神”的，就是拍板決策去哪裡寄生。

　　2000年，福布斯全球財富排行榜，美國前三名是比爾蓋茨、甲骨文的埃利森、微軟的艾倫。台灣是國泰人壽蔡萬霖、台塑王永慶、和信辜振甫。中國大陸是榮毅仁家族、劉永好兄弟、任正非。沒有一個地產商。

　　香港的前三名是李嘉誠、郭應湘、李兆基。全是房地產商。不僅前三名是，前十名都是房地產商。

　　後來的財富排行榜上，中國大陸出現了一批互聯網巨頭，他們深深地改變和提升了中國社會。香港那邊呢，來來去去，還是那些房地產商。更不堪的是，一個有着全世界最密集房地產超級富豪的城市，人均居住面積卻低得可憐。似乎，這些房地產商的主業並不是蓋房子……

　　到2017年，香港製造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1%，可以忽略不計了。經過70年，香港的製造業從無到有，又從有到無，回到起點。香港恢復到了靠轉口貿易為生的狀態。

　　2018年，香港進出口總額為1.2萬億美元，其中，出口5692億美元，進口6275億美元。看上去很龐大，但香港本地產品的出口是多少呢?463億港元，主要是首飾黃金、金屬礦砂、老字號中藥等等。幾百億港元，大致相當於內地一家大企業的出口額——還不是很大的那種。這個數字，就別讓香港和內地城市比了——那太欺負人了。

　　香港本地的產業，已經基本空心化了。香港人的就業，主要就是圍繞着那1.2萬億的轉口貿易及相關行業。還有一些旅遊、住宿、餐飲等等低端服務業。

　　如果香港是澳門那樣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小城市，依託中國大陸，靠少數行業，也能過得不錯。但香港畢竟有750萬人口。在產業空心化的情況下，如果今後轉口貿易出現大的變化，香港大部分人將迅速淪為貧困人口。

　　就這樣，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給香港帶來的重大歷史機遇，被香港人浪費了。香港本應抓住這次歷史機遇，和大陸實現深度的全面融合，藉助大陸的豐富資源和廣大市場，重振香港的產業和科技實力，打造未來長治久安、持續繁榮的基礎。

　　香港人不但沒有這麼做，他們反而用在大陸賺取的巨額利潤，進一步扭曲了香港社會的經濟結構，固化了特權經濟模式，擴大了制度弊端，香港社會制度的落後性進一步加劇。不僅如此，明明經濟上已經全面依賴內地，香港人卻處處鄙視、排斥內地人，竭力想要在政治上和中國大陸一刀兩斷。怎樣才能理解這種怪異的思維方式呢?

　　英國殖民者雖然傲慢冷漠，畢竟還要受到來自英國國內的約束。接替了殖民者的香港“教父”們，雖然是華人，對香港的責任感，卻比英國殖民者還要少。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加入了外國籍。香港人的命運，落到了一群完全不需承擔任何責任的外國人手中。他們的特點是：一、完全徹底的認錢不認人;二、隨時準備拔腿走人。

　　由這樣一群“港人”治港，結果只能是，香港的社會制度和未來的發展前景，不但不如中國內地，不如另外三小龍，甚至不如很多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那些發展中國家，雖然治理上有很多問題，但至少，他們是由自己國家的人在治理。困擾他們的，是能力問題，而不是立場問題。

　　即使萬億轉口貿易現在還在正常運轉，對於大多數香港普通人來說，由於本土產業的空心化，只要沒有投胎到那一小撮殖民者代理人家族，也沒有躋身金融、地產等高利潤行業的少數從業者行列，你就沒有什麼個人發展的前途。不管你個人多麼努力，在香港，你註定只能從事那些低端服務業。

　　並且，你從小就被灌輸，香港實行的是先進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制度。沒有任何人阻止你成就一番事業。那麼你把這一切遷怒於何人呢?那還用問嗎?當然是97之後收復香港的中國啊。

　　收復香港以後，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有問題嗎?

四、把解放進行到底

　　和香港社會這種表面上自由化，實際是高度不負責任的制度截然不同，中國大陸的治理一向有着極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改革開放以來，頂着意識形態的巨大壓力，中央政府從來也沒有放棄對經濟的控制和引導，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都能推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包括推動性的產業政策和類似“房住不炒”的控制性政策。

　　那麼，問題就來了。1997年收復香港以後，中央為什麼沒有在香港也推行這種負責任的政策呢?為什麼眼睜睜看着香港延續殖民時期種種落後的社會制度呢?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當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還不在於此。

　　一國兩制甚至一國多制，在中國歷史上不是新鮮事，古已有之。中國地域遼闊、各地差別很大。從來就不是一套制度絲毫不變地全國推行。因地制宜、地方自治的因素一直都很重要。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偏遠地區，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往往都會實行和中原不同的社會制度。

　　但是，歷史上所有的一國多制，暗含的意思都是：那些地方由於基礎、環境等方面的條件太差，不能實行中原地區先進文明的制度，只好暫時實行較為落後的地方制度。將來一旦時機成熟，就要“改土歸流”，實行文明開化的社會制度。

　　西南少數民族的土司制度，西藏的農奴制度，都是這樣經過一段時間的過渡以後被廢止和取消。

　　土司制度起源於唐宋，“以土官治土民”。元朝時演化為比較完善的土司制度。明朝時開始小規模的改土歸流。到了清朝，特別是到了雍正時期，推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到了新中國，土司制度被徹底廢止。

　　1951年5月，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西藏和平解放。考慮到西藏的具體情況，內地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等社會運動，並沒有立刻在西藏推行。西藏的農奴繼續被奴役和剝削。到了1959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叛亂。解放軍迅速平定了叛亂。隨後西藏就開始了民主改革運動。

　　到1960年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徹底摧毀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廢除了舊西藏的封建等級制度、人身依附關係和各種野蠻刑罰，百萬農奴和奴隸獲得翻身解放。

　　自始至終，中央政府從來也不認為土司制度和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有什麼先進和文明之處，對這些落後地區，中央有充分的制度自信。消滅這些地區的落後制度，只是時機和時間問題。

　　可是，到了香港的一國兩制，暗含的意思，變成了中國大陸的制度不自信。大家認為，香港的社會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更先進，內地反而是制度相對落後的一方。畢竟，多年以來，香港人的生活水平都遠超內地人。面對這種巨大的差距，實在也難有制度自信。

　　因為缺乏制度自信，對西方和香港的自由資本主義，在很長時間，中國大陸的態度是：這些制度雖好，但不適合中國國情。我們承認，在建立市場經濟方面，西方和香港是老師，中國大陸要大力學習，但改變和提高需要時間，不能操之過急，要慢慢來。你們別催那麼急。謝謝啊。

　　正是出於這種心理，中央不願意看到香港回歸以後經濟出現問題。這是因為，不管香港經濟因為什麼原因出了問題，都會被解讀為“落後的內地拖累了先進的香港”。這未免令人尷尬。為了避免這種尷尬，中央在許多方面給香港提供了特殊和優惠的政策，甚至是直接的補貼，為的就是儘量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這種做法，主觀用意是好的，但客觀上卻延續了香港殖民時期的特權經濟模式，當然，結果也只能是同樣的，那就是只有少數特權者受益。可以預料，即使一國兩制的大框架不變，這些對香港的特殊和優惠政策今後也會被取消或削弱。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尤其是在前期，中國內地確實從香港引入了大量市場經營、企業管理方面的知識。在這方面，必須承認，香港發揮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社會制度的層面上，中國大陸尤其是新中國的社會制度，從來都比香港優越領先。

　　一百多年來，中國無數革命先烈、仁人志士流血犧牲、不懈奮鬥;全國人民戮力同心、不屈不撓、艱苦探索。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建立起了以人民為主體的強大的解放型國家。在社會制度上，中國大陸不但領先於香港，在全世界範圍內都一枝獨秀，遙遙領先。20世紀的中國史，是人類文明有史以來最壯觀、最偉大、最氣勢磅礴的解放史。

　　當然，認識到中國大陸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擁有制度自信，需要一個過程。伴隨着四十年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中國人對自身社會制度的認識，大致經歷了一個否定—反思—逐漸看好—自信—自豪這幾個階段。近些年更是明確提出了“四個自信”和制度優勢。

　　對香港社會制度的落後性，孤立地看香港，是看不清楚的。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況下，香港因為殖民統治受到的深深傷害，被自由民主的話語掩蓋。只有通過和中國內地的對比，才能看清香港社會制度的落後性。

　　由於很早就割讓給了英國，沒有經歷中國內地這一百多年的錘鍊和鍛造，香港實際上成了中國近代史的制度活化石，怪異地保留着清末民初的社會制度，加之殖民統治帶來的扭曲和畸形。香港的社會制度，雖然披上自由民主的外衣，內里卻極端腐朽落後、衰敗不堪，充斥着奴役和剝削的惡臭。

　　中國大陸徹底解放、以人民為主體的先進社會制度，和香港深陷殖民統治、以殖民者及其代理人為核心的落後社會制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果沒有1945年戰後經濟復興和19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這兩次重大歷史機遇，香港早就會退變為一個平庸乃至貧困的邊陲城市。靠着這兩次歷史機遇，香港有幸實現了表面上的繁榮和富裕。

　　但是，內在的制度落後終究還是會讓香港回到它應有的位置。2019年的動亂無疑加速了這個過程。這一年香港的種種亂象，讓其制度的腐朽落後暴露無遺。香港的一國兩制，終究和歷史上的其他一國兩制沒什麼兩樣，同樣是地方落後於中央。香港落後的社會制度，也將和土司制度、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一樣，在合適的時機被廢止。

　　香港那些愚蠢的蟑螂，拼命想要切斷和祖國大陸的關係，甚至愚不可及地想要“港獨”。他們孱弱的頭腦無法理解這個基本事實：全面融入祖國，進行徹底的制度變革和人民解放，這是香港繼續保持繁榮富裕的唯一可能。

　　殖民時期那種表面自由、實則毫不負責、無人治理的政治制度必須全面廢棄。要建立起以人民為主導的解放型社會;

　　要徹底打碎香港社會的特權經濟模式，建立對內對外的開放社會;

　　要堅決推行去殖民化，殖民者及其代理人要被全面清算、驅逐和消滅;

　　要重新振興香港本土的產業和科技，讓香港年輕人重新看到發展前景，擁有發展機會;

　　要公平分配香港社會的財富;

　　最重要的是，要讓香港真正和祖國大陸融為一體。

　　可悲的是，香港很可能已經永遠失去了這個機會。他們用自身的愚蠢、對祖國的惡毒和對外人的奴顏婢膝親手葬送了自己的未來。香港未來必然仍是要和祖國大陸融為一體，可惜，到那時，香港將只是一個可憐可嘆的被遺忘之地。

　　參考資料：

　　大國初心：“香港70年製造業興衰”。

　　[英]弗蘭克·韋爾什：《香港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5月。

　　劉曼容：《港英政治：制度與香港社會變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股市：1841-1997》，東方出版中心，2007年1月。

　　[美]麥高登：《香港重慶大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

　　香港立法局秘書處：“香港的土地供應”，199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