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難產之因

北大退休社會學教授教授 鄭也夫

2019年01月04日⁄中國轉型研究，轉型路徑

一、政治體制改革為何不曾發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未葉，中國有過一場改革。其主要內容是：重回包產到戶，開放民營經濟，允准農民進城打工。九十年代初葉，看到這場改革有擱淺的可能，總設計師鄧小平再次推動。這一變革被稱為經濟體制改革。而與之對應的政治體制改革，鄧及其之後的領導者們都屢屢說及。他們甚至說過：“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過後的歷史反證了這一論斷。正是因為中國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改革開放”遠未達到世人的期待，演至今日更有倒退之虞。政治體制改革為什麼始終停留在口頭，一步也沒有邁出。道理其實淺顯，遺憾的是似乎從未被道破。

政治體制改革在上述領導人的言論中包括以下內容：

一、黨政分離與政企分離；

二、下放權力，避免權力過於集中；

三、完善法制；

四、開啟社會政治協商。

為什麼要提出政改，因為執政黨首認識到：法制缺乏，權力濫用，社會經濟生活就不可能走上正軌。但為什麼政治體制改革最終沒有實施？因為直覺還告訴黨首：政改的每一項內容都在削弱他的政黨。一，黨政分離和政企分離，意味着黨的權力旁落，黨將失去對國家行政與社會經濟的操控。二，法制的健全，一方面會保證公民在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等諸多方面的權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將限制執政黨的行動範圍，社會將不像過去那樣被統治集團完全掌控。三，真正的政治協商一旦開啟，執政黨的主張在爭論中有落入下風的可能。為避免這樣的局面，他們最終打造出自己說了算的、徒具形式的政治協商。四，在與黨內黨外對手的博弈中，決策者日益堅定地認為：要抑制和應對社會多樣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趨勢，統治集團內部也不能民主，必須權力集中。

經濟體制改革之前、之後，執政黨的大多數方針政策都很難說是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是前面有項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的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盪的方式，淡出歷史舞台。我以為，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

在其執政的70年歷史中，這個黨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而演化到今日，其權力的結構和生態決定了它已經不能為中國社會輸送優秀的各級領導者，它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它的性質已經徹底蛻變早已不是一個信仰的團體，加入它是為了做官，捍衛它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保江山的態度敗壞了當事者的心靈：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擺脫心靈桎梏的途徑是謀求將黨消融在大社會中。

要讓這個統治中國社會70年的政黨親手結束一黨專政，要有一段不短的過渡期。過渡期只能由共產黨來看守社會秩序。在這個期間發育出其他政治力量，準備開展偉大的政治協商。每個思想和政治派別大可有自己的主張，但中國未來的藍圖和路線，只能產生於眾多政治團體的協商。我們不是有“政協”嗎？世間很難找到如此虛偽、做作、空洞無聊、自欺欺人、靡費納稅人錢財的勾當。我不知稱呼它為什麼好。如果有膽量有信心，要麼撤銷這個政協，搞實實在在的一黨專政；要麼給不同政治派別一個對話的平台，搞真正的政治協商。

結束專制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動盪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轉型，符合共產黨的利益，因為那是唯一的體面退出的路徑。

綜上所述，期待社會的繁榮和憂心該黨的政治命運，導致他們三十餘年來一直出演着現代版的葉公好龍，在經濟和思想領域呈現出左右搖擺的拉鋸態勢。但近幾年來此前的拉鋸已經停擺於左端，因為黨首意識到民營經濟和思想自由化與黨的生死存亡的終極而又切近的關係。與權力寡頭日趨定型的作為相對照，是社會上絲毫不衰減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不幸，後者是弱智的體現，這弱智是專制之下眾人喪失膽識的結果，也是因為少數智者因種種原因不去捅破窗紙。陳子明道：和共產黨一同推動中國民主。周舵主張：黨主憲政。民主和憲政實現之時，共產黨位置何在？時至今日，還是說穿了好。你不可能騙他們上路，也不可以任由那些說不清最終目標的政改呼聲去麻木眾生的心智。

二、黨與人民罕見的共同利益

“三個代表”理論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幸，在其執政的大多數時間中，其方針政策不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財產權是利益的最大體現。在農村，經土改、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這一環環相扣的設計，土地從私有變為國有。在城市，經公私合營運動，民營經濟蕩然無存。八十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效益證明，上述兩項革命嚴重違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抑制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不然為何要改革呢？那麼改革以後的方針就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了嗎？在土地國有化的基礎上政府做了什麼呢？地皮財政。它將地皮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這是中國房價過高、無數公民成為房奴的第一成因。說國富民窮的政策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太霸道了嗎？

有沒有過共產黨的政策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呢？有，但實屬罕見，那就是八十年代未葉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在2008年的一次討論會上陳述過下面的觀點：

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是稀罕的東西。因為上層的改革願望、改革動力，只在稀少的時刻存在。60年來，即從1949年到今天，統治階層中的大部分人有改革願望，我只在1978年看到過，只此一回。

1978年改革的原因是什麼？不改革就亡黨。亡黨亡國常常放在一起說，但是我不認為會有亡國的事情。殖民時代劃上句號了，不再可能有亡國滅種的事情。面臨的就是亡黨，因為執政黨把國家搞的那麼糟糕，那麼多人吃不上飯了。如果亡黨怎麼樣呢？統治階層將退出歷史舞台。他們當然不願意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有了改革。那麼，他們一定享有一個共識了，哪裡來的？毛澤東造就的。毛澤東自1956年開始一意孤行，背離了他的全體同僚。除了馬屁精和野心家沒有人從內心支持他的主張。在毛澤東離世前，他已經將黨內95%以上的人造就成他自己的潛在的反對派。他走了，元老們開始共商一件大事，告別毛澤東的路線。在歷史上我找不到第二個大獨裁者死後，下屬們空前團結，這是非常稀有的局面，元老們同心協力，同心同德：掉頭。

改革不是什麼高深的共識。就是要回到1956年，甚至更早。包產到戶，明清就是這麼幹的，秦漢就是這麼幹的，城市搞民營經濟，以前就有，只是規模不同而已。這不是大的革新，是什麼？是保守主義，是回頭有路可尋的，前人就是這麼走的，只是毛澤東的烏托邦在跟常識決裂。儘管擁有共識，以後的改革過程中，還屢屢發生分歧，“秘書長”(按：趙紫陽語：我這個總書記就是秘書長)要不斷換馬。現在這樣的稀有的時刻過去了，統治階層再不會享有這麼多認同了，我們有什麼理由期盼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樁可持續的事情呢？(載於“不是三十年，是幾個時段；不是開放，是半開放”，鄭也夫着《半開放社會》)

三、勝算來自兩股力量的良性互動

台灣一黨專政的結束，毫無疑問是與蔣經國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但台灣本土人士斷然否認一個人改變歷史的觀點，他們說：沒有台灣民主派多年的打拼，不是面對巨大的壓力和多元的局面，蔣經國不可能做出那樣的選擇。我接受互動的說法。

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被統治者；有什麼樣的被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統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惡性循環是雙方造就的。我們覺得統治者的責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為我們一直逆來順受，我們慣壞了他。走出惡性循環，大概要由我們這些弱勢者啟動。得勢者為什麼要主動讓權，改變現狀呢？沒有外部的壓力，沒有強烈的開報禁、開黨禁的要求，執政黨的黨魁想這麼做，都沒法向同僚交代—同儕們會覺得老大有病了。更不要說，沒有外因，連這樣的認識和想法都不會進入他的頭腦。如果我們不發出聲音，不施加壓力，我們就不該、就不配看到專制政體的終結。

另一方面，和平地終結專制的歷史，一定依賴於共產黨的一位明智的領袖。不然就難有非暴力的轉型。很難說如此良性互動能有多高的概率。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其領導集團比外部人士更清楚：這個黨已經積重難返。更因為這是雙贏。體面地退出是它最好的結局。豈止雙嬴，還是三贏。我從來以為，政治家的必備素質是野心。名垂青史，足以滿足一位政治家的野心對中國人民，對這個黨，對這個黨的當家人，這是最好的出路，沒有更好的了。

只是作為黨魁，帶領該黨走上這條道路實為不易。弔詭的是，難處不在於黨外有反對派，恰怡在於沒有反對派的存在。而沒有反對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沒有打壓不下去的反對派，他幾乎就沒有選擇這條道路的理由。

這也正是筆者捅破這層窗紙的道理所在。讓我們互動起來，力爭踏上這唯一的、白駒過隙般稀罕的雙贏之路。

四、言者無罪，智者有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寫着：“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本文的主旨分明與之不符。那麼寫作本文有罪嗎？沒有。因為這是言論，不是行動它屬於思想的範疇，一個文明的國家是沒有思想犯的。

2018年召開的十三屆人大剛好給出了一個示範。此前，憲法中規定了國家主席的任期。大會前有了取消任期制的動議。提出修改憲法中的主席任期制的建議有罪嗎？沒有。我是擁護任期制的。但以為，提岀修改憲法的任何建議都是無罪的。法律的特徵是，在既定的時空下，它是定於一尊、不可違背的；在歷史的過程中，它又是與時俱進，不斷修訂的。修訂的前提是，對法律可以議論，乃至非議。但公民對某一條款的不認同，止於言論，不可以訴諸行動。

說這些，首先是為我自己辯護。也是為我之前、之後的同道們辯護。和平轉型需要守法，我是守法公民。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寫作本文的目的之一。還有個卑微的動因，就是讓我還能看得起自己。多年來我塗抹了上百萬字。如果最終在這個我想了許久的、關乎民族大業的問題上不置一詞，我會看不起自己的。

1948年1月，在中共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三個月後，費孝通在他反對暴力土改的文章《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中寫道：歷史並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歷史的情境中總包含着一條合理的出路，歷史不能合理發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為。一個被視為“書生”的人，有責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來，至於能不能化為歷史，那應當是政治家的事了。

我以為，我們今天還沒走到將一切責任都推給政治家的時候。因為今天的書生還沒有盡責。如果他們都忠實於自己的良知，都勇於講出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