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陸大道，中國科學院院士，經濟地理學家。1940年生於安徽桐城(今安徽樅陽)，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1966年於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1980-1982年在原聯邦德國波鴻魯爾大學作訪問學者，1992-1993年在德國不萊梅大學和波鴻魯爾大學任客座教授。曾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所長，現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

　　【編者按】近日，科技部下發通知，要求各有關攻關項目承擔單位及其科研人員勇挑重擔、敢於擔當，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項攻關任務上來，把論文寫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

　　兩年前，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陸大道就曾毫不諱言地指出：論文數量和發表雜誌的“檔次”，特別是SCI類的論文，已經成為部分學者衡量自己價值、地位的象徵及自己擁有的資源。論文成為他們思想深處的價值坐標系。“論文掛帥”已形成了龐大的價值網絡。SCI及西方雜誌的編輯部，遠程間接操縱了我們的人才選拔，間接支配與操縱了中國大筆資金的投向。建國幾十年來在黨的領導下逐漸培養起來的以為國家服務為榮的價值觀及兢兢業業、踏踏實實的精神，受到了嚴重的腐蝕。我們在科技領域搞了這麼多“國際前沿”項目，是國際化了，還是被國際化了？以SCI為核心的論文掛帥，其客觀結果是使我國的科學事業逐漸脫離“中國特色，自主創新”的方向。當然，不可避免地扼殺科技創造力，導致我國科技界貧於創新、貧於思想。

　　本文原題《以SCI為主導的論文掛帥扼殺了科技創造力》，此為全文。

　　近二十年來我國科技界對建國幾十年來形成的卓有成效的方針政策作了大調整。研究方向由以滿足國家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為主轉到“國際前沿”“國際熱點”，成果及人才的評價標準由以應用部門和社會評價轉到以SCI為主導的論文及其引用頻次和影響因子，人才來源由主要依靠國內培養轉到大力引進而輕視培養，由充分發揮學術帶頭人的作用同時強調科研人員的團結合作轉到欣賞競爭、崇拜競爭而不講合作，研究隊伍組織(事實上)由依靠集體轉到個體化。但是，與愈來愈巨大的投入相比，我國科技界的實際成果並卻不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突出，在國際上的實際地位也難以令人滿意。科學研究到底給國家的發展做出了多少實際貢獻成了問題。巨額投入帶來了低產出，以SCI論英雄、論人才、論業績，這類量化指標的局限性、欺騙性已開始暴露出來。

　　以SCI為主導的論文掛帥對我國科技發展帶來怎樣嚴重的影響？原因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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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才價值觀被扭曲

　　現在我國有了大量具有各種頭銜光環的人才。論文數量和發表雜誌的“檔次”，特別是SCI類的論文，已經成為部分學者衡量自己價值、地位的象徵及自己擁有的資源。論文成為他們思想深處的價值坐標系。在這種坐標系下，熱衷於寫論文特別是SCI論文的學者愈來愈多。已經不再強調發揮集體力量了，也沒有了熱愛科研團隊、發揮集體作用的氛圍了。無論多大的項目及集體，只是名義上存在，即在申請項目與最後驗收時存在。而一旦項目得到批准，負責人將項目一分解，課題費一分，實際上沒有了團隊，各干各的。當主角的愈來愈多，很少有人甘當配角、願意做好輔助工作了。近年來引進大批人才中，部分引進的人才(包括從國內單位引進)，對國內工作包括工作單位研究方向與領域不了解，興趣不大，對研究團隊的建設也不關心。但這些人才獲得的待遇很不一般。學術競爭的平等性可能也正在消失。

　　對於勇於承擔國家需求與重大任務而言，我們可能正在失去誠實可信賴的人才隊伍。“學術自由”“自由研究”，是常常被管理部門領導人所津津樂道的當今中國的“優勢”。但是，學者們被論文“綁架”了，甚至成為文章的奴隸，怎能具有真正的自由。

　　2

　　“緊跟”與照搬“國際前沿”與“國際熱點”，學術思想固化在西方的框架與模式之中

　　不少學者至今仍然言常稱“國際一流”與“國際熱點”，有些學者公開地認為：“現在我們還沒有能力對西方人的科學技術進行挑戰”，“還是還要按美國人的思想與模式進行研究”等。將外國人的研究方向奉為自己的的方向，研究領域、科學問題、研究思路等大都是從別人那裡“引進”的。這樣的研究成果也較易於被西方“國際主流”所接受、所讚揚。近年來的各種光環人才的評選，包括最高學術稱號的人才，候選人的關鍵材料幾乎都是這樣的邏輯內容。無論申請人，還是評委專家們，都非常看重外國人的幾行肯定，而基本不強調申請者的成就是否為真正創新，對其理論意義與實際意義並不認真在意。

　　一部分迷戀“SCI”的學者，他們極其看不上將全部精力置於國家需求研究的學者，對他們的成果肆意貶低，斥之為“三無”學者(沒有國外權威文章，沒有國際頭銜，英語水平差)。對一些學科任意斥之為“三無學科”，有的被嚴重打壓。多年來，一些人才與成果，在各種評獎的關口被那些SCI熱衷的權威領導(學者)以一兩個量化指標不夠或由於沒有外國人的好評等而否定了，“封殺了”。今天我們對SCI的迷信、崇拜，SCI“決定論”的理念，甚至比西方人更有過之而無不足。

　　3

　　科研有機體（科研院所）普遍“超重”，內部組織渙散，缺乏創新活力

　　論文數量和發表雜誌的“檔次”等指標，已經成為研究院所、大學及其院系爭取資源的權利和工具，領導的政績觀也調整到人才、論文、資源、機構擴大的方向，導致項目、投資、機構飢餓症，許多單位不斷擴大原有機構的規模，持續增加職工人數。科研有機體“超重”已相當普遍。

　　論文造就了大批具有光環頭銜的人才，他們由此獲得相應的榮譽及地位。自然就可獲得對多種資源的支配力即權力。這些人才間只有競爭，難以合作，大都尋求自立門戶。一些大學及院所內小機構林立，各自為政。三人一“中心”，五人一“學院”。院長、主任“滿天飛”。這樣組織起來的團隊，經常處於變動改組中，形不成人才結構合理的梯隊。科研中大多只有“一言堂”，難有學術民主。只有工作布置，沒有大家密切合作，很難有學術思想的碰撞。而沒有學術思想的碰撞，何能產生新的科學思想呢?媒體上還有人評價，在大學和科研單位，“官大學問大，權大經費多”，很多經費被“老闆”層層包工。搞不到項目和錢，科研水平再高也是白搭。這種“金權勢力”大約已經產生了。

　　一些團隊沒有了輔助工作人員，全是“精英”或教授，諸多的次要工作或輔助性工作沒人干。在曾經過的年代裡，經常講那些無名工匠們的貢獻，現在再沒有人講了。這些不是在實際科研活動與合作中磨合、凝練而形成的研究集體，何來很強的創新能力?

　　4

　　脫離實際，離開國家需求

　　為國家服務的宗旨被許多人基本上拋棄了，通過艱苦的科學實踐、尋求理論上的發展和科學上的突破的理念也大大減弱了。過去一些較大和較綜合的工作，需要較長的外野調查、試驗站觀測等工作過程，現在很少有人願意在外業調查、到實踐中去驗證，到試驗站做實驗等等方面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改在網絡及新技術下功夫。

　　不少單位只是表面繁榮。一些國家發展急需的課題，被一些人認為沒有理論，不能發表論文，或該領域的問題不是“國際前沿”等，得不到重視，進展很困難而緩慢。學者們熱衷於各種各樣機理的揭示，喜歡在微觀世界裡孤芳自賞。他們寫了大量的科學論文，最後與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關係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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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穩、專注的科學研究精神正在喪失，學術帶頭人與科研骨幹整年疲於奔命

　　建國幾十年來在黨的領導下逐漸培養起來的以為國家服務為榮的價值觀及兢兢業業、踏踏實實的精神，受到了嚴重的腐蝕。很多優秀的民族都有這種沉穩、專注的特性。然而今天，我國科技界人心浮躁，急於求成極為普遍。專注與沉穩的研究精神差不多全喪失了。能踏踏實實做事的人越來越少了。

　　論文與權力的掛鈎，使多少人緊張不安。一些人熱衷於論文指標，一些人恐懼。科研人員不斷申請課題，一年中大量時間跑這個部、那個委。而項目被上面一批准，任務一分，接着很快就要應付中期匯報評審了。諸多的課題沒有完成，又要搶着寫新的申請。不斷奔波於找領導、寫本子、爭課題、應付評審、總結交賬之中，真正用於坐下來科學設計和開展研究還有多少時間和耐心呢?科研骨幹總是處於高壓狀態，特別是第一負責人，壓力巨大，少數人身體狀況下降嚴重。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去寫本子，爭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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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工作者的民族自信心受到嚴重損害

　　受以SCI為主導的論文掛帥的深重影響，使相當多的學者認為我國科學技術還沒有自立門戶的可能。據說有少數科學家為了得到外國同行的好評，竭其熱情，盡其謙卑。而一旦得到外國專家的幾行好評，拿回國內，就以“資源”與“資本”加以利用。一些機構與學者專家，怎麼也看不起中國自己的學者與專家的發明創造。沒有高頻次被引的SCI文章，就不能被評上人才頭銜，不能獲獎。看不起自己的成果與人才，這大概也是近十多年來我國學術界的一大特點。

　　但是，“緊跟”的結果，即使在人家的“國際前沿”里有所創新，能算是一流嗎?人家能認可你是“國際一流”嗎?我理解總書記所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指國家的原始創新，才能成為真正的國際一流。

　　我們應該承認，許許多多學者長期在寫論文的大環境裡已“適應了”，覺得在溫暖的被窩裡，也很舒服。甚至也很有“成就感”。但他們是沒有責任的。他們被誤導了，也是被迫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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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掛帥”已形成了龐大的價值網絡

　　這個網絡覆蓋着廣大學者、評審(諮詢等)專家、科研單位領導、政府科研管理機構、社會、媒體等各個階層，主導着科研項目的立項、評審、批准、實施、中期評估、驗收等所有環節。一切以SCI為核心的評價指標所引領，成了科學研究事業發展的“動力”，成為人才發現與人才任用的“溫床”。支配這個龐大價值鏈當然是高層科教管理機構。

　　儘管以SCI為主導的論文掛帥帶來以上種種負面的後果，許多學者也痛感問題的嚴重性。但由於各種現實原因，論文掛帥在我國大致已經獲得廣泛的“認可”。人們覺得已經無法改變這種狀況。有的領導還提出“不用SCI，那用什麼指標來評價呢”的偽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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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科技界的人才選拔與資金投向是否受到SCI的間接支配？

　　西方某些科研製度與SCI標準的移植，使我國科研隊伍逐漸喪失了對西方模式的鑑別能力。各種項目的立項、驗收、評審與獎勵，各種頭銜人才的選拔，其中包括最高學術頭銜的選拔評審和無數重大項目立項與成果評審，這些關繫到我們國家命運的科學事業的大事，使用的是一些西方人的方向、理念框架、標準、外國專家做的評價。我們不禁要提出：這些人才，包括最高“學術稱號”人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選出來的嗎?這難道不說明：

　　SCI及西方雜誌的編輯部，遠程間接操縱了我們的人才選拔，間接支配與操縱了中國大筆資金的投向。

　　我們在科技領域搞了這麼多“國際前沿”項目，是國際化了，還是被國際化了?

　　以SCI為核心的論文掛帥，其客觀結果是使我國的科學事業逐漸脫離“中國特色，自主創新”的方向。當然，不可避免地扼殺科技創造力，導致我國科技界貧於創新、貧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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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已經成為部分科教管理者手中的權力與“武器”

　　2016年5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及對科技界委婉的但內涵卻很嚴厲的批評，沒有哪個科教管理機構的領導層組織討論並發表講話予以響應。是何原因，不得而知。

　　論文，特別是 SCI論文，甚至已被權力化了。部分領導者，他們是論文掛帥的倡導者與實施者，對西方模式與標準的崇拜，成為他們固化的習慣。他們竭力宣傳SCI論文對科學家及其成果科學性的重要意義，作出大量的檢索統計，出版大量介紹資助對象的人才與論文、影響因子等指標的報告、宣傳物。對其資助的人才與SCI成果以及外國人的好評進行廣泛讚揚;通過以項目、經費、榮譽為手段，對廣大申請經費學者加以鼓勵，對部分學者及成果進行貶低乃至封殺。有些管理者，對學術界的不同聲音滿不在乎。“學術自由”“發揮科學家積極性”等很可能成為他們堅持這樣做的理由，也是他們應對中央高層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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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何遺忘了“敬業與忠誠”：科學家精神的精髓？

　　在SCI“決定論”的強烈氛圍里，不知道從何時開始，科學家的“愛國情懷”也不提倡了，科研隊伍的團結合作也不說了。有些領導與學者似乎覺得講愛國、講團結已不合時宜了，產生了不應該有的“心理障礙”。

　　特別需要大力提倡敬業與忠誠的精神。忠誠與敬業，這是全人類的人性最美好最光輝的一面，更是科學家精神的精髓。要強調忠於科學、追求真理，忠於國家與人民，激發學者們的國家情懷;強調科學家全心全意，為實現理想而奉獻一切。不怕吃苦，全心全意，成為國家與社會可信賴的學者;要宣傳中華民族及中國科技界科學工作者之間的“信”字的光榮傳統，將其作為學者們安身立命之高尚道德。提倡誠信於信任自己的領導者，倡導學者們之間的互信，以加強研究團隊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