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近年來，關於唯科學主義(Scientism)或科學主義的討論又一次在我國學術界興起。唯科學主義在國外是一個貶義詞，是對那種把自然科學看做文化中價值最高部分的主張的一種貶稱。（[1]）而有意思的是，我國有一些科學主義者卻把這當做一個美稱來加以提倡。（[2]）
　　關於唯科學主義的定義，國內的學者已作過許多詳細的介紹。強唯科學主義是指“對科學知識和技術萬能的一種信念” （見《牛津英語詞典》）。弱唯科學主義是指“自然科學的方法應該被應用於包括哲學、人文和社會科學在內的一切研究領域的一種主張” （《韋伯斯特大詞典》）。（[3]）在前蘇聯和我國，唯科學主義有一種變形，即“馬克思主義的唯科學主義”，這是一種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看作是一種“萬能的科學”，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的主張。
　　本文擬對唯科學主義在中國的流行及其危害作一歷史的回顧，並稍作批判。

一、 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科學與玄學）大論戰

　　正如胡適所指出，自清末變法維新以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對它表示輕蔑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4]，胡序）可是，在1919到1920年間，梁啓超與張君勱等人到一次大戰後的歐洲考察。在考察中，他們深感到，歐洲科學雖然發達，但仍不能避免世界大戰的浩劫。由此可見科學並不萬能。1923年2月14日，張君勱應邀到清華學校作題為“人生觀”的講演，認為“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4]，張君勱，“人生觀”）
　　張文發表後，馬上遭到地質學家丁文江的尖銳反擊。丁稱張君勱為玄學鬼，並指出：“科學的萬能，科學的普遍，科學的貫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人類今日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4]，丁文江，“玄學與科學”）唯物主義者吳稚暉提出了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和人慾橫流、“兩手動物演戲”的人生觀（[4]，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得到了胡適的讚揚。胡適本人還提出了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共10條，前9條談的都是科學的結論，最後一條提出人要“為全種萬世而生活”的最高宗教。（[4]，胡序）這些唯科學主義者都忽視了人生觀是有關人生的目的、意義與價值的；忽視了科學的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有根本的區別。愛因斯坦說得好：“科學不能創造目的，更不用說把目的灌輸給人們；科學至多只能為達到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卻是由那些具有崇高倫理理想的人構想出來的。...由於這些理由，在涉及人類的問題時，我們就應當注意不要過高地估計科學和科學方法；我們也不應當認為只有專家才有權利對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發表意見。”（[5]，第268頁）
　　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在總結這場爭論時說：“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他還相信“‘唯物的歷史觀’為完全的真理”。（[4]，陳序）馬克思主義者瞿秋白則認為這場爭論“所論的問題在於承認社會現象有因果律與否，承認意志自由與否，別的都是枝節。”他的回答是：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完全一樣，有其“因果的必然”；社會發展的“最後原因”是生產力，最後結果是社會主義，這就是歷史發展中的“天道”。一切英雄豪傑、理想家或天才，只有成為社會變革的“歷史工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6]）陳獨秀和瞿秋白在這裡把唯物史觀等同於科學，等同於“完全的真理”，等同於社會現象中必然的因果律。其實，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看待社會、歷史的重要觀點。但馬克思從來沒有用過“歷史唯物主義”這個詞，而是由恩格斯創造的。（[7]，第111-112頁）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說“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但他並沒有把這看作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的因果律。馬克思在1844年，既強調自然主義，也強調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8]）而瞿秋白要人做“歷史工具”，完全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方面，成了單純的自然主義和唯科學主義者。龔育之曾批評郭穎頤，不應該把陳獨秀說成是“唯科學主義者”，因為陳獨秀既提倡科學，又提倡民主，歡迎德先生和賽先生。（[9]）確實，陳獨秀在1919年提倡過科學和民主，但在一年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把階級鬥爭學說作為至高無上的原則，而認為“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10]）根本予以否定。所以，郭穎頤說科玄論戰中的陳獨秀是唯科學主義者，應該說是恰當的。（[11]，第65頁）
　　正如李澤厚所指出的那樣，這場大論戰，“如果純從學術角度看。玄學派所提出的問題和所作的某些基本論斷，例如認為科學並不能解決人生問題，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有根本的區別，心理、生物特別是歷史、社會領域與無機世界的因果領域有性質的不同，以及對非理性因素的重視和強調等等，比起科學派雖樂觀卻簡單的決定論的論點論證要遠為深刻，它更符合於20世紀的思潮。”（[12]，第59頁）可是，在科學在中國有無上尊嚴的形勢下，“這場論戰卻明顯地是以‘玄學鬼’被人唾罵，廣大知識青年支持或同情科學派而告終。（同上）

二、 從1927到1949，中國左傾的知識分子日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科學主義

　　1927年，國共分裂。國民黨取得政權。從1927到1937年，國民黨政府對中國共產党進行了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可是戴上科學桂冠的馬克思主義卻繼續得到廣泛傳播。突出的例子是艾思奇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哲學》，在1934年開始發表，以後合編成書出版。在12年內竟再版32次。（[11]，第164-165頁）有意思的是，國民黨的理論家陳立夫，為了與馬克思主義相抗衡，寫了一本《唯生論》。“他對科學的濫用表現了一種粗劣的唯科學主義變態”，（[11]，第161頁） 其影響顯然無法與馬克思主義相比。
　　我本人的經歷也可以表明馬克思主義唯科學主義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的影響。1940年，當時我14歲，住在重慶賴家橋，我和住在附近的孩子劇團的小朋友們一起學了《社會發展史》，我也常到政治部第三廳的圖書館去借閱蘇聯和進步小說，初步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啟蒙。1948年，在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的影響下，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浙江杭州參加了革命，也參加了“科學時代社”，（[13]）這是一個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進步青年科學工作者組成的科學團體，有許多大學的理工科青年教師參加。我在這裡第一次學習了“自然辯證法”。當時我因為缺乏哲學、科學哲學和人文學科的素養，幼稚地以為：學習了歷史唯物論和社會發展史就掌握了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學了自然辯證法就掌握了自然界發展的普遍規律，對馬克思主義作了唯科學主義的理解。

三、 從1949到1976年，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唯科學主義在中國大陸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官方意識形態。1950年，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中，給馬克思主義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群眾的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14]）這一定義長期為我國許多書籍和教材所引用。這是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典型的唯科學主義的定義。按照列寧的說法，馬克思主義有三個組成部分：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學說。（[15]）按照我今天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觀察世界的觀點和方法，具有重大和深遠的影響。但它不是經驗科學，它的許多命題是不能用經驗證實或否證的。政治經濟學是科學，但需要與時俱進，需要發展。社會主義學說，在今天看來，還很不成熟，否則鄧小平怎麼會說我們還要摸着石頭過河呢。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是一個偉大的理想，是十分重要的價值觀。斯大林把哲學、價值觀與具體科學相混同，其後果是不好的。
　　按照當時蘇聯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哲學社會科學是有階級性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哲學社會科學是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服務的，是偽科學，應予取締，這方面的教師、專家，不能再講課，需要改造思想和學習馬克思主義。自然科學是沒有階級性的，所以仍可以講授和學習。但因為西方世界的科學家大都出身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是唯心主義的，這種觀點會滲透到科學著作和教材中去，因此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批判西方自然科學家的唯心主義觀點。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1952年4至6月間，政務院文教委計劃局科學衛生處和中國科學院計劃局先後召開了三次會議，不少原科學時代社社員如孟慶哲、吳征鎰、汪志華、何成鈞等和科學衛生處的何祚庥都參加了。會議上大家基本同意的結論整理成一篇題為“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的長文，在《人民日報》和《科學通報》上發表。文章中寫道：“米丘林生物科學是自覺而徹底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於生物科學的偉大成就”，“是生物科學的根本革命”，“它用辯證唯物主義作為它的哲學基礎，證明了生物發展的辯證過程。”文章把摩爾根染色體遺傳理論打成“偽科學”，而把真正的偽科學（即勒柏辛斯卡婭的細胞形成學說和波什揚的病毒和微生物相互轉化學說）當成蘇聯的先進科學而加以表揚。（[16]）又如1952年《科學通報》刊載了6篇蘇聯科學家批判鮑林的“共振論”的文章，認為共振論是唯心的、反動的偽科學。（[17]）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鮑林卻因為這項工作獲得了1954年諾貝爾化學獎。老實說，在當時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蘇聯先進科學的號召下，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還看不出這類批判的問題的。但在今天反思時，難道還看不出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唯科學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同於“萬能的”科學、用哲學來代替科學、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評判科學的標準）的錯誤嗎？！歷史證明，這些批判對蘇聯和我國的生物科學和化學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危害。例如，1954年冬，四川農業科學研究所的遺傳學家鮑文奎經營多年的培育高品位多倍體品種的試驗田被剷除。我國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驌在1955出版了一部《植物分類學簡編》教材，就因為書中批評了李森科主義的錯誤，竟被批判為反蘇、反共、反對共產黨領導科學的“罪行”，該書被全部銷毀。（[18]，第182-192頁）這些粗暴的行為，對我國生物科學的摧殘，是可想而知的。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雙百方針”。8月，在青島召開了“遺傳學座談會”，肯定了摩爾根遺傳學是科學，是不同於米丘林生物學的另一個學派。1957年初，中共中央鼓勵廣大知識分子鳴放。許多社會學家提出了恢復社會學的建議。6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其中“關於社會科學的問題”一節提出了：“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不要以為“資產階級社會裡沒有社會科學可言。”“某些學科解放後竟被廢除”。“過去研究社會學、政治學和法律學的人很多轉業了。”“過去許多課程因為蘇聯沒有就被取消了。”他們建議，“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應當恢復的應即採取適當步驟予以恢復”。（[19]）不久開展的反右派鬥爭把這個建議批判為“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批判者認為“右派分子企圖用‘恢復’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辦法來反對馬克思主義”，“所謂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實際上是不科學的。人類歷史和社會現象的研究，真正成為科學，是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裡才開始。”（[20]）。這樣，曾昭掄、錢偉長和費孝通等許多社會學家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他們的善意建議，被看成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毒草”，看成是“向党進攻”。
　　在1966年開展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僅要批判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思想，不僅要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而且要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21]）毛澤東被說成“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的天才”，毛澤東思想被說成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22]）在這種絕端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的氣氛中，文化革命成了反人道、反科學、反文化的浩劫。

四、 從1978-1989年，唯科學主義與人道主義之爭

　　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解放思想的號召下，中國學術界開始有了生機，又一次出現了唯科學主義與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爭論。海外有位華裔學者華世平，寫了一部題為《唯科學主義與人道主義——毛以後的中國的兩種文化》，（[23]） 論述了這一時期的爭論。他舉出了唯科學主義的三個代表人物：馬克思主義的唯科學主義者胡喬木，技術決定論者蘇紹智，經驗的唯科學主義者金觀濤。他也舉出了人道主義的三個代表人物：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者王若水，儒家人道主義者李澤厚，批判人道主義者甘陽。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胡喬木與王若水的爭論。胡喬木堅持列寧、斯大林式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唯物主義、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學說都是科學；認為強調人道主義和異化的馬克思是早期、還不成熟的馬克思；作為世界觀的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意識形態。（[24]）王若水則認為，人是哲學的出發點，從青年馬克思到老年馬克思都堅持人道主義的價值觀，社會主義社會中有異化，社會主義需要人道主義。（{25}）在爭論過程中，胡喬木利用手中的權力，給王若水以嚴厲的黨紀和行政處分，但並沒有把王若水壓服，對王的答辯也沒能作進一步的反駁。胡喬木在1982年9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一文，他說，共產主義運動已取得進展這一事實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是正確的，共產主義是必然會成功的。（[23]，第58頁）這樣的論證是缺乏說服力的。
　　蘇紹智自稱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歷史的發展有客觀規律，它決定於生產力，而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23]，第66頁）作為科學，馬克思主義也具有不完備、可超越、可證偽的特徵。（[23]，第69頁）蘇說馬克思主義可以證偽，本意是要給馬克思主義帶上科學的桂冠，結果卻被某些人以為是在攻擊馬克思主義，險些受到處分，幸好有朋友替他解釋，才免了此一劫。不過，實事求是地講，馬克思主義中的哲學、社會主義價值觀是無法證偽的。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表示，他們並不贊成簡單的經濟決定論。（[23]，第67頁）
　　金觀濤倒真是想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哲學與人文學科的唯科學主義者。他想用量子力學證偽唯物論，想用控制論、系統論取代辯證法，（[26]）用它們來研究、解釋中國的歷史和科學史。（[27]）但他的哲學、科學哲學、歷史的基礎不夠深厚，他的理論還有許多可商榷之處。（[23]，第83-87頁；[28]）
　　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華世平遺漏了一個唯科學主義者。他就是查汝強，他是馬克思主義的（或自然辯證法的）唯科學主義者。他認為“自然辯證法是研究自然界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自然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29]，第15頁）他還提出了自然辯證法的範疇體系和三條宇宙總規律，並據此否定認為宇宙是有限無界的現代宇宙學，（[30]）發表了“二十世紀自然科學四大成就與辯證自然觀”一文。（[31]）他的這些文章受到了許多學者的批評，從1986年到1988年展開了熱烈的爭論。（[32]）但他得到了何祚庥的堅決支持。（[33]）
　　華世平把李澤厚作為儒家人道主義的代表人物，其實並不恰當。（[23]，第109-124頁）因為他主張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不贊同把馬克思主義解說為人道主義，（[12]，第199-204頁）提出以“西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為體，中學為用”。（[12]，第311-341頁）我認為中國文化書院的湯一介更適合於做這方面的代表人物。（[34]）
　　批判人道主義的代表人物甘陽是所有代表人物中最年輕的，但他對西方哲學（從康德到現象學、詮釋學、存在主義，到新馬克思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卻是了解最多的。他作為“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的編委，編輯了《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新知文庫》、《人文研究叢書》以及《當代中國文化意識》一書。他着重學術的批判和建設，但不直接參與現實政治。他批判中國的傳統文化，反對新儒家，也批判唯科學主義和西方的現代化。（[23]，第125-133頁）甘陽贊同哈貝馬斯的觀點，認為科學技術的進步是與政治壓迫相聯繫的。“對自然的支配總是與對人的支配相聯繫的。”在科學技術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的時代，個人的生活就日益支離破碎了，科學和技術只能幫助我們評價我們的一些目的的一致性，但不能幫助我們決定哪些目的是真正有價值的，或有道德義務的。（[23]，第135頁）
　　在這些代表人物之間，除了胡喬木和王若水有正面的交鋒外，一般都是各有自己的陣地、團體、讀者，互不交鋒。李澤厚還支持金觀濤用控制論解釋中國歷史的嘗試。這表明毛以後的中國，學術思想已比較多元化了。

五、 21世紀初開展的有關唯科學主義之爭

　　2000年6月8日，《中華讀書報》發表了對何祚庥院士的訪談，題為“我為什麼提倡科學主義”。([2])2001年9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何祚庥在上午開幕式上又一次提倡科學主義。龔育之在發言中，把提倡科學精神混同於“科學主義”，說把“重視科學，提倡科學精神叫做科學主義也無妨。”([35])我在下午的發言中表達了不同意見，（[36]）可是他們二位都已離席，沒有聽到。2002年11月21日至22日，京滬兩地的若干從事科學文化研究的學者舉行了首屆“科學文化研討會”，發表了題為“對科學文化的若干認識”的“學術宣言”。對科學主義進行了分析批判和反思。（[37]）2003年10月14日，在“鄧小平批准成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上，龔育之作了題為“科學與人文：從分隔走向交融”的長篇發言，反對對科學主義的批判。（[9]）那天下午我作了即席發言，發表了不同意見。2003年12月12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科協科學與社會論壇”第一次研討會。龔育之沒有到會，但提交了一篇論文。主講人何祚庥作了題為“我為什麼要批評反科學主義”的發言。（[38]）接着有八、九位到會者對科學文化人的反科學主義的宣言進行了批評，遺憾的是被批評者都未被邀請與會。只有一位到會者肖顯靜發表了一些不同的意見。（[39]）2004年4月30日，何祚庥又在《科學時報》上發表了“我們和‘反科學主義’者的根本分歧何在？”一文。（[40]）此後，直到今年，全國報刊上仍不時出現一些有關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的文章。這些文章中有不少好的意見，限於篇幅，我不再重複。因為何祚庥是反對反唯科學主義的領軍人物，所以我要對他的幾篇文章中的論點表示一些不同意見。
　　1．何祚庥說：“反‘科學主義’的後果就是‘反科學’”。（[38]）我在前面說過，反對唯科學主義，就是反對科學萬能論或科學方法萬能論，我們不反對科學和科學精神。但是，甘地說過，“沒有人文關懷的科學”是七大社會罪惡之一。所以，像為細菌戰服務的那種“科學”，我們是可以反對，也應該反對的。
　　2．何祚庥說：“爭議在於科學的方法，...能不能應用於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38]）我的意見是，社會科學作為科學，當然應該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但是，因為研究對象不同，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不完全等同於研究社會科學的方法。我們認為，主要的爭議是自然科學方法能不能解決人文學科的問題。唯科學主義者認為能，我們認為不能。因為哲學、道德哲學要解決的是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問題，是有關“善”的問題，是價值判斷問題；藝術是解決“美”的問題，是審美判斷問題。而科學主要是求“真”。二者不能混同，也不能取代。
　　3．何祚庥說：“人們對於自然或社會的認識，能達到真理的或科學的認識，並且這種真理的認識或科學的認識，必定是一元化的認識，亦即客觀真理只有一個。”([40])何進一步依據“神舟”五號的火箭的設計中，人們用的是牛頓力學，而且取得了成功，因此牛頓力學是力學領域中唯一正確的力學，是唯一的客觀真理。
　　我們認為，牛頓力學是一個理論體系，其中包括絕對時空觀，牛頓力學三定律，伽利略變換，萬有引力定律等。設計神州五號火箭成功，並不能證明絕對時空觀就是客觀真理，絕對時空概念具有很大的主觀約定的成分。何向“反科學主義”人士挑戰，認為對方舉不出一個實例，證明力學領域中還有另一套“觀點和理論[與牛頓力學]不一樣的”而又不能說“一定是錯誤的力學”。([40])其實，我們很快就可以舉出一個實例，這就是相對論力學。它的時空觀、洛倫茲變換等與牛頓力學是不一樣的，但不是錯誤的。而且它還有比牛頓力學優越的地方，它不僅可用來設計神州五號火箭，還可以用來設計牛頓力學所不能勝任的粒子回旋加速器哩。
　　真理問題，是哲學、科學哲學中長期爭論的問題。唯物論者、實在論者主張真理符合論，即真理要符合客觀實在，經驗論者主張真理融貫論，即真理要融貫地說明一切經驗。實用主義者認為應用有效即是真理。現象論者認為真理乃是存在者之解蔽。如此等等。何祚庥斷言牛頓力學是力學領域中唯一的客觀真理，但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論證。我們知道，牛頓在創建和應用牛頓力學的過程中，充分運用了還原論（或簡化論的方法。他把天體簡化為質點，在說明開普勒定律和計算行星軌道時，把行星之間的相互吸引力略去不計。所以，按照牛頓力學算出來的行星軌道，並不完全符合客觀實際，而只是一種近似、有效的描述。按照唯物論的真理符合論，它並不是唯一的客觀真理。
　　4．何祚庥說，反對唯科學主義，“是反對科學社會主義思潮”，“是...反對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是在那裡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40]）
　　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乃至斯大林、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學說，是否已達到“科學的”、規律性的認識？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說明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學說沒有成功。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斷革命的學說把中國經濟帶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鄧小平說，“要摸着石頭過河”，我們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搞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放棄計劃經濟，開始實行市場經濟，我們不再強調階級鬥爭，而提出要建設“和諧社會”。這些都表明，我們要對社會主義達到科學的認識，還需要一個實踐、嘗試的過程。
　　第二，是關於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研究的問題。這裡關繫到用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以及如何指導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在上世紀50年代初，在以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名義下，有許多社會科學（如社會學）被取締了。社會學在改革開放以後才開始恢復。1952年，何祚庥以政務院文教委計劃局幹部的名義，參加了三次生物科學座談會。這三次座談會以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名義，主張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把摩爾根遺傳學打成“偽科學”，而把真正的偽科學（勒帕辛斯卡婭的新細胞形成學說和波什揚的微生物和病毒相互轉變的學說）當成蘇聯先進科學來大加表揚。（[16]）時隔半個世紀了，我們懇切地希望，何先生在再次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時，不要重犯半個世紀前的錯誤。
　　5．何祚庥說，“馬克思主義是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價值問題...可以...也必須用科學方法來研究。”這表明，何祚庥確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唯科學主義者。但在我們看來，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不僅僅是，也不全是科學體系。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重要的、影響深遠的觀點、方法，但不等於科學，也並不是唯一正確的方法，它也不能取代各門具體科學的研究方法。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對研究早期資本主義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但在今天世界日益全球化的時代，需要與時俱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偉大的理想和價值觀，但社會主義學說還沒有成熟到科學的程度。價值問題當然可以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但人生意義、倫理道德、審美情趣、藝術創造不是僅用科學方法、理性的、邏輯的方法所能解決，這些還涉及感情、意志、靈感、頓悟等等方面。
　　總之，關於唯科學主義與反唯科學主義的討論，是涉及到哲學、科學的一場歷史悠久的學術討論。需要平心靜氣的、深入細緻的、充分自由的討論。何祚庥喜歡給對方反唯科學主義者扣上反科學、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的帽子，責問對方是“代表哪些人群的利益”，站在什麼“立場”，（[40]）是否不利於營造我國學術界內的和諧氣氛呢？
　　寫到這裡，覺得也有必要對“科學文化人”的“學術宣言”提一點意見。這個“宣言”概述了現代國際上哲學、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等的研究成果，也吸取了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環境生態主義等等的觀點，剖析了唯科學主義的歷史功過，是有積極意義的。但論述過於簡單，沒有劃清反唯科學主義與反科學的界線，沒有充分考慮到我國科學還比較落後，還正在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的情境（Context），因此引起了何祚庥、龔育之先生等的誤解、憂慮和反對。舉個例子說，還原論對現代科學（從牛頓力學到原子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到分子生物學）的發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們今天看到了還原論的不足之處，但在今後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還原論（簡化論）方法可能還取消不了。因為現實世界是太複雜了。科學如不作些簡化，幾乎就無法前進。牛頓當時如不把行星之間的引力簡化掉（把多體問題簡化為二體問題），他是很難說明開普勒定律的。又如江曉原2003年1月24日發表在《科學時報》上的文章“科學本身不可以被研究？”（[41]）對科學哲學發展的歷史過程、科學哲學家與科學家的關係的敘述，也太簡單化了，有的地方可能也不太符合實際。據我所知，有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對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還是很讚賞的。而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論，有悠久的歷史根源，至少要追溯到康德，決不是科學哲學家“因愛生恨”而開始採取的臨時“策略”，也不能通俗化為“少數人在房間裡商量出來的”，這樣的通俗化，把社會建構論也太簡單化了。這樣，只能引起不了解科學哲學新近進展的人的誤解和反感。
　　回顧我國80多年來有關唯科學主義的討論，可以看出，作為學術討論，這種討論對哲學、科學哲學以及科學的發展是有益的。但如果像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國和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科學主義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據此來取締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教條來批判、取代具體的自然科學，則會產生巨大的危害。

六、 唯科學主義的淵源和當代的自然主義

　　自從近代科學建立並發展以來，哲學中的認識論的基礎主義（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和本體論的自然主義（唯物主義）都有所發展。這種哲學把科學看做文化中價值最高的部分。反對這種觀點的人把這種觀點貶稱為唯科學主義。（[1]）但實證主義者、經驗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都樂意把自己稱為自然主義者。實證主義後來發成為邏輯經驗主義，他們有很強的自然主義傾向，要取消形而上學，強調實證方法，要建立統一的科學和科學世界觀。唯物主義後來發展成辯證唯物主義，他們也有很強的自然主義傾向，反對機械論的形而上學，強調實踐，也要建立統一的科學。但由於西方世界有很強的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傳統，所以他們也重視人本主義。邏輯經驗主義者費格爾說，“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應該是我們的箴言。”（[42]，第1頁）而馬克思也說，“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42]，第1頁；[8]，第77頁）（可是前蘇聯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片面強調科學主義，而忽視了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
　　可是，自然主義哲學今天在世界上仍很有影響。例如，澳大利亞的C. A. 胡克，他致力於自然主義實在論的研究。他們把自然界、人類社會都看成是非線性的、不可逆的和功能上不可還原的複雜動力學系統。他們已嘗試對真理和理性作了自然主義的（或科學的）說明，雖然其中的困難是令人生畏的，“對善和美尚未作任何說明，但他們仍希望對善與美作出自然主義（或科學的）說明。其中的困難將更加難以克服。（[43]）所以，今天仍有人認為科學是可以對倫理道德和審美判斷作出自然主義的、科學的說明的。當然，要完成這一任務，是十分困難的。由此可見，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的爭論，將是長期的。

七、 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文明的復興

　　新中國在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方面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中國正在和平崛起。但在政治體制改革、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建設方面還有十分艱巨的任務。現在提出“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關心弱勢群體“，是一巨大進步，是對唯科學主義的有力批判。
　　隨着中國的和平崛起，必須加強中國的文化建設，實現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中國的文化建設需要繼承和發揚中國自身的優秀傳統文化，需要繼承五四傳統，吸取世界的優秀文化（既要人文，也要科學），也需要繼承發揚馬克思主義中的優良傳統，融合創新，才能成功。光靠科學是不夠的。
　　甘陽提出，中華文明的復興，需要三種傳統的融會。一種是中國儒道互補的傳統，仁愛是這種傳統的精髓，第二個傳統是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平等與參與的傳統，第三個傳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對於市場經濟的信念和對於自由的追求。甘陽認為，“中華文明未來的形態，很可能是三種傳統在相互衝突之間的融合與交融。”（[44]）我基本贊同甘陽的意見，但覺得也要繼承發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統，努力吸收外來文化，包括科學，民主，自由，人權，個性解放等等啟蒙思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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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參見“湯一介訪談：中國文化能為‘文明的共存’作出貢獻”，《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04年12月30日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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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C. A. 胡克，“自然主義實在論：綱要和研究綱領”，《自然辯證法通訊》，1994年第2期，特別是第5頁注1。
[44]“甘陽訪談：三種傳統的融會與中華文明復興”，《21世紀經濟報道》，2004年12月30日，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