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托克維爾撰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的人，都會記得開篇的名句，革命後的法國唯一從舊制度傳承下來元素就是中央集權制 (centralisation)

如同舊制度裡面法蘭西國王面對的三種勢力 (貴族，教會，市民)一樣，鄧小平在改革過程中也必須面對三種勢力，革命元老及其後代，黨，企業。

為了鞏固自身的權力，路易王朝的經典做法是把貴族從政治上邊緣化，用稅收與經濟上對他們的優惠來換取他們在政治權利的放棄。國王更喜歡從平民出身的精英階層里挑選對王室絕對忠誠的人士來擔任高級官僚。至於教會，君主也努力與羅馬教廷分庭抗禮，在財政上對教會施加國家的影響力。

也許鄧小平早年留學法國的原因，在1978年後取得中國體制內最高權位後，他的執政風格帶有明顯的法蘭西色彩。

對於革命元老及其後代，就是那些可以用資格來對他評頭品足的人物，鄧小平也使他們遠離權力中心，並允許他們下海經商，成為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群。至於黨，因為共產國際早已不復存在，前蘇聯的總書記也早已失去教皇的光環，因此中共成了一個徹底依附於國家領袖的意識形態木偶。除了胡耀邦之外，趙紫陽以及以後的總書記都不能與之抗衡。

江澤民與胡錦濤都屬於平民出身的御用官僚，他們能為君主所用，而自身都不具備君主的氣質，特別是在紅二代面前，他們的威望不足以震懾群雄。

市場經濟中的企業，不論是改革後的國營企業還是新生的民營企業，都是國家機器的衣食父母。鄧小平深諳其本質，因此搞出了發展就是硬道理這種與馬克思主義初心風馬牛不相及的理論阿凡達。

隨着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改革後的中國與大革命前的法蘭西相仿，就是資產階級的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壯大，並且把舊制度中遺留下來的其它權勢視為自身發展的絆腳石了。

當然，封建的法蘭西儘管集權，還存在着一個緩和社會矛盾的機制，就是所謂的三極議會，貴族一極，教會一極，市民一極。並且，國民衛隊不是教會的十字軍，槍桿子還是握在政府手裡。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法國的資產階級便擁有了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因此他們有足夠的底氣與國王叫板，用革命的手段來建立一個符合他們利益的新體制。

但是在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由於資產階級不但不擁有法定的政治權力，而且連話語權都被一黨意識形態所剝奪了。因此他們只能是君權的附庸，甚至，當教會與國王認為民企是對舊制度的威脅的時候，便會聯合起來將其一腳踢開，美其名曰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

當然，這樣做的代價是國家經濟的崩潰，畢竟生意是企業做出來的，而不是教會或國王的天職。

不過當今的國王似乎不怕這種崩潰，其一是因為有四個自信，其二是認為中國人吃草都可以生活，甚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