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本土如何辦出世界一流大學

——給母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一封公開信

作者：范良藻


作者旁白

我是1951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學生，1952年院系調整，轉入北大。在校四年，雖說有
過“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向黨交心”、“肅反”等政治運動
，然為時不長，基本沒有影響學習，度過了四年還算平靜的校園生活。1956年，我又考研
來到中國科學院。

回顧50年的科技生涯，銘刻在心、無法忘懷的，是聶榮臻、江隆基、張勁夫、胡耀邦
、方毅等黨政領導曾給我們知識分子的保護與關愛，以及老師葉企蓀、周培源、王竹溪、
褚聖麟、彭桓武、胡寧、黃昆和導師錢學森給予我的啟蒙教育。“一日為師，終身父母”
，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始終流淌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血液里。人應懂得感恩。

由於“文革”對傳統的破壞，上世紀80年代的留美學生很多不懂得什麼叫感恩。他們
似乎沒有想過，自己、包括自己的父輩都是國家栽培、人民供養的，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
。與廣大農村子弟比，我們享有的是法權事實上的不平等，我們沒有理由不知恩圖報。而
那些30年代、50年代留學歸來的人，有着天然的愛國主義情操，將自己的全部聰明智慧都
傾注給了國家；而且，即使為民族作出不得已的犧牲，亦無怨無悔。

回顧過去，應公平、公正。看待這50年，不要把極左思潮和1957至1976年的文化專制
主義，與這一歷史時期廣大優秀共產黨員奮鬥犧牲、建設新中國的貢獻等同起來；不要把
當今部分官員的腐敗和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官僚體制，與共產黨領導的開放改革、勵精圖
治等同起來；不要把社會主義進程的歷史挫折與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人類對社會主義的理想
等同起來。我們應該本着向前看的心態，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前景。

回望這50年的歷史變遷，深感只有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使人民脫離愚昧和無助，才
能使中華民族重獲希望。如果只興辦精英教育，培養出來的“知識精英”杯水車薪，他們
將會脫離平民、脫離社會、高高在上、自以為是，最終難免將自己淪為工具理性的奴隸，
而非價值理性的主人。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社會像一個彈簧的阻尼振動那樣，將最終回歸平衡。我們
社會的理性回歸，亦應在預期之中。

今日中國能否自主辦好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

最近媒體有如下報道：丘成桐點穴中國學術，認為“學術界種種不良風�归�?文化
大革命’，它摧毀了中國優良的文化傳統，人們價值觀念完全改變，名牌大學也變得唯利
是圖。許多老師只懂討論第三流問題，學生不會做第一流的學問。在中國提拔人才的機制
，已成了提拔自己親信的工具”。最近留美學生的水平無法與改革開放頭十年留美學生水
平相比，信仰變了。清貧學生才知發奮圖強。

2005年7月30日，在溫家寶總理去解放軍總醫院探望錢學森先生時，錢學森先生說：
“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

它能開拓科學創新思維”；“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
大學能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新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老是'
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問題”。

2005年10月8日，《北京日報》報道錢學森談人才培養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培養會
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回國以後，我覺得國家對我很重視，但是社會主
義建設需要很多的錢學森，國家才會有大發展”。

我們對錢先生的話略作歸納，在辦好大學方面：一是要恢復中國優秀文化傳統；二是
厲行教育的體制改革，糾正不良學風和學術不端行為；三是探尋培養發明創造傑出人才的
模式。我想強調一點，育人以德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今天的時代背景
下，這一點需要特別強調。就是說，我們培養出的人才，要深明大義，學成了，要用之於
民、歸之於民。讀書不是為了做官，教育也不能辦成產業。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才依然
是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甚至利用高科技犯罪，這樣的人才“冒”出來又有何用？不是凡
有知識、有學問、有本領的人都能稱自己是“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這一稱號代表
的是社會良心，其重要特徵是關心人民疾苦、不說假話、不趨炎附勢、敢於仗義執言。

把清華、北大辦成世界一流名校，國家要下軍令狀，要下委任狀，同時也要放權，又
不失監督。50年來，究竟是教育部在辦清華、北大——長官辦學，還是同仁辦學？1952年
院系調整，全面學前蘇聯，破壞了各大學原有的優良傳統和應有的民族自信。不客氣地講
，用行政管理的辦法去管大學教育，是大學辦不好的根本原因!時至今日，如果我們仍漠
視歷史，該捨棄的不捨棄，必將被歷史擱淺。說穿了，辦好大學，只需四個字，那就是“
寬容”和“信任”。雖說“士為知己者死”有忠君之嫌，但歷史已經證明，誰也比不上中
國的知識分子“經久耐用”、棒打不散。

中國世界一流大學的歷史先聲

1938年，抗戰烽火燃遍中華，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千里遷徙，在昆明創辦了享
譽中外的西南聯大。抗戰前，中國的高等學府大多是西方大學的翻版，由此，脫離社會、
脫離民眾成為舊中國知識精英的普遍特徵。

是什麼樣的社會原因，使西南聯大的師生們成為中華民族當代的脊梁呢？正如王中宇
先生說的那樣，“在國難當頭之際，當時的知識精英就在這樣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進了
社會底層，社會各階層也藉此認識了他們，原本涇渭分明的精英和平民兩個集團，在民族
存亡的緊要關頭匯聚到一起了”。看來，苦難與挫折是使民族清醒而奮起的一劑良藥。國
之不存，安有家乎？國家興旺之際也須有居安思危的全民教育。

同樣的道理，我們這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若不是參加了勞動鍛煉、“四清
”和“社教”運動，進入過社會最艱苦的底層，也不可能激發起為勞苦大眾服務的願望，
安心過着一個月五六十元人民幣的清貧生活。但我們如今的知識精英，月領工資五六千元
甚至上萬元還嫌不夠，真該讓他們定期到艱苦的農村去看看，看看我們的農民兄弟是怎樣
生活的!

是抗日烽火改變了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西南聯大的師生在上有日寇飛機轟炸、
生存條件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從事教學科研，全校一半同學都在校外勤工儉學。他們體驗
了生活，了解了社會，磨鍊了意志，與人民群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試問，他們難道不是
更幸福的一代嗎？

“這種與平民休戚與共的經歷”，造就了歷史上罕見的一代知識精英，在這裡我們能
看到的是一座座精神的豐碑、一個個人格的典範、一門門學科的基石，他們至今仍讓我們
景仰和敬佩。拿着巨額國家經費的清華、北大，對比歷史，真是應該反省、三思。

另外一個歷史契機成就了西南聯大：國難當頭，國民黨政權在對校園意識形態的控制
上有一定程度的放鬆，從而在西南聯大的校園裡處處洋溢着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百家爭
鳴的風氣。正是這種民主、自由、百家爭鳴和尊重人格的力量成為辦好大學的人文條件。
而這又似乎是解放後新中國如何民主辦學的一次預演!也回答了如何創辦世界一流大學的
模式和理念問題。正如梅貽琦所說：“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乃大師之謂也。”70年前中
華民族的優秀兒女能做到的事、能做成的事，70年後的我們有什麼理由如此自卑、自謙呢
!

中國本土能否培養出世界一流的大學教授

何謂一流，應有標高。錢學森先生說：“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有很多錢學森，國家才會
大發展。”我們也不妨以錢學森和楊振寧兩位前輩作為世界一流的標高。早在1957年，楊
振寧、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錢學森先生就說過：“世界上任何發明製造都是可
及的，不是不可及的”，他不認為中國本土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錢先生上世紀30年代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楊先生40年代畢業於西南聯大，到美國後
各自得到馮·卡門和奧本海默的指點，處在一個知曉何為科學前沿、有利人才成長的學術
氛圍之中。但是，“師父領進門，修行靠個人”，成者自成，導師能給一個好題目就算萬
幸。錢、楊兩位的大師潛質是在中國形成，絕非在美國誕生，這一點應大昭天下!經過十
年“文革”，1977年恢復高考後得到美國高校資助的中國留學生仍然出類拔萃，得到世界
公認，能說在中國本土培養不出世界一流人才嗎？

以北京大學物理係為例，她一直擁有全國最優秀的生源，解放至今，畢業的學生何止
3000人，其中卓有貢獻、甚至世界知名的亦不下300人。遠的不說，50屆入學的曹昌其教
授講的“電動力學”比胡寧老師好，51屆入學的曾謹言教授講的“量子力學”比楊利銘老
師好，52屆入學的顧雁教授講的“統計力學”絕不比王竹溪老師差。這些都是被歷屆同學
公認的事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理應如此。但他們從未走進過媒體的視野，只能自嘲為
“三尺微名，一介書生”。其實，只是牆內開花牆外香，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罷了，怎麼
能說在中國本土培養不出人才呢!所以道來，是希望這段歷史不被遺忘，不再重演；希望
我們本土生長的人才，能夠被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看來，傑出人才不是培養不出，而是在中國本土這樣一個官本位的人文環境裡，傑出
人才很難“冒”出。學術資源被壟斷、學術民主被壓制、學術評價缺失公正、人才大量流
失，這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悲劇。1955年以來，北京大學物理系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晉入院士
行列的有22位，但這22位院士中不帶官職的只有4名——以51屆我班為例，4名院士中3名
是部長(其中兩名是工程院院士)。試問：這不是官本位，又是什麼？

屈指算來，我們這批50年代畢業的中國大學生為新生的共和國服務已超過50年，立下
了不世之功。尤其是在清華、北大、中科院這一“三角地帶”生活和工作的學者，什麼是
世界一流水平，早已耳熟能詳。我們從出校門那天起，就勇敢、自信地面對生活，面對工
作，面對困難，絲毫也不覺得自己比世界任何一個名校的歸國留學同行差，而在得到人為
的完全不同的待遇時，卻依然能終生無悔地為國效力。這種棒打不散、子不嫌母醜的愛國
主義精神難道不值得表揚嗎？

如何辦好大學

第一，在近代教育史上，有一所絕無僅有的世界名校，她就是在1938年的抗日烽火中
創辦的西南聯大。該校不到1000人，只辦了七八年，卻培養出了118名中科院院士(1955年
時稱為學部委員)，占當時全國學部委員的25%!辦學的硬件條件最差，培養人才的業績卻
最好，世界上有哪座名校能望其項背？好大學自有好大學的辦學理念，西南聯大的辦學理
念就是：保證學術研究的充分自由，崇尚學術民主，反對學術壟斷，鼓勵百家爭鳴和尊重
人格尊嚴。

辦學不僅僅是授業，更重要的是使學子能聞道於天下。西南聯大的師生在抗日烽火中
醒覺了民族意識，置身平民，面向社會。學生受教益，不僅僅是要學好數理化的工具理性
，而是要獲得修身、齊家、治國、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理性。只有樹立價值理性高於工具理
性的辦學理念，大學才有可能成為培養民族脊梁的搖籃。西南聯大的辦學模式，也應是當
今中國培養傑出人才的辦學模式。這是我們理當恢復的優良傳統。

第二，要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多是負擔，但如果素質好的話
，人多卻又是寶貴資源。最近十年，高考狀元常出自農村。因此，選拔人才，決不可忽視
農村。每年全國高中畢業生約上千萬，考上大學的約百萬，其中聰明而又勤奮者約10萬，
出類拔萃、極具天賦、可成大師之才者也能上千。也就是說，中國每年可能出100名錢學
森、100名楊振寧、100名愛迪生式的傑出人才。但這種“折算”是建立在尊重知識、尊重
人才、尊重勞動的基礎上；否則，大師之才就會被毀於襁褓之中。千里馬是賽出來的，而
不是欽定出來的。保證大師人才被發掘應有國策保證，人才強國，要有發掘人才的體制。

13億人口的中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有謀生技能的一二百萬，有一技之長的中專生應
有四五百萬，將來可能成長為各類專家的約10萬。沒有這樣一個梯隊，大師“冒”不出來
，“冒”出來也無後勁。決不能把平民教育變成精英隊伍選拔後備軍的教育；否則，參天
大樹必隱沒於森林之中。一木獨秀，風必摧之；僥僥者易折，皎皎者易染。

要承認，世上有天才。中國13億人口，就是每年招考1000萬大學生，大師級人才每年
也不會很多。這是大數定律統計平均的上限——萬綠叢中一點紅。科教興國，教育是基礎
，成才率要高，漏過率要小。因此，在統一高考的前提下，要有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補充
方案。否則，像錢鍾書那樣數學考零分、語文考100分的國學大師就會被漏掉而不能被清
華大學錄取，中國也就不會有華羅庚、曹禺、錢鍾書。要允許毛遂自薦，國家應成立考試
院來選拔大師，選拔天才學生。

第三，要不拘一格培養人才。並非只有考取清華、北大的學生將來才能成才，非名牌
大學也會培養出科技大師。對能成為大師的人才，只要有一定環境配合，一般講來，都是
成者自成。誰是孔夫子、馬克思、愛因斯坦的老師？人們應該深信，即使錢學森遇不到馮
·卡門，楊振寧遇不到費米和奧本海默，最終還會是大師。但把丁肇中和楊振寧換位，讓
擅做理論的去做實驗，擅做科學實驗的卻去做理論，世界上將少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一個
好學生首先要給自己定位，知道自己最不適合學什麼，又最適合學什麼。好的大學，好的
老師應因材施教。初值條件不合理，這個微分方程怎麼能解呢？解放前學生允許轉系，允
許換導師。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師從費米，因不擅長做物理實驗，轉到普林斯頓大學師從
奧本海默，做理論物理。這才叫不拘一格培養人才。

今後，我們也要允許轉系、要允許換導師，大學培養的是通才；還應允許學生從興趣
出發選修課程，由學生自己來構築自己的知識體系。這樣，學到的知識才是活體，才能學
以致用，才有利於學懂、學通。統一高考十分必要，基礎課不得不學。但要給學生自由，
大學生寬進嚴出，學不好不讓畢業。研究生要學會做基礎研究，不會做基礎研究，開發類
工作也難以做好。

這些要求，解放後的清華、北大統統沒做到，一刀切，只授業、不解惑、不傳道，不
告訴學生知識的來龍去脈，不告訴學生發明創造的客觀規律，所以說，“大學，大師之謂
也”這句名言對兩校仍有借鑑意義。說實話，北大、清華有大師，也培養出了大師，但大
師無權自行發揮，要聽為官的，所以成才率也不高。這一切都是由官本位體製造成的。此
風不改，清華、北大永遠成不了世界排序最前的學府。

第四，道德文章、天人合一。凡略具悟性的人，興趣必較廣泛，人間學問一是對自然
，一是對社會。前者是自然科學，後者是人文科學，兩者都是科學，都有不可違背的客觀
規律。違反規律，迷信權力，一旦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必遭懲罰。所以必須講和諧，一
是講人與自然的和諧，二是講人與人之間社會的和諧。其間，實踐是認識和檢驗真理的唯
一標準。所以，科學的上面是哲學，哲學的上面是信仰。文理相通，只是在同一層面上的
交流。

馬克思最信奉的格言是“懷疑一切”，所以說，一切真理都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寫
文章也要講道德，一篇小文章，分三次寫，還要三人同時署名，更別提天下文章一大抄了
。除了騙自己、騙長官，又能騙誰呢？文章發表了，白天彈冠相慶，夜間必然多夢而不得
自安。道德文章，人品第一，沒有人品卻妄談自由，豈不天下大亂？

古語常說，觸類旁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指的是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自有其內在的
聯繫。美國有位經濟學者，用“布朗運動”的模式來解釋股市漲落即為一例。但人們精力
有限，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物理學家能精通數學已屬不易，像物理學家費米那樣兼善
工藝，更是難得。文理交融、多元並舉，是科學家又是政治家，又會演奏鋼琴又是文學家
，令人難以想象，非常人所能為也。關鍵還是中國人必須改變自愧弗如的傳統觀點，建立
起能指導自主創新的嶄新的自然哲理，中國的科學技術才可能橫空出世、彪炳千秋。

做學問，不論做的是什麼學問，首先應當從現象出發、從事實出發，通過歸納和演繹
，通過假設和實踐，從中得到一般性的規律。這比從體系出發、從概念出發、從邏輯推理
出發，要強100倍。所以大學教育，無論是學政經、學文史哲，還是學自然科學，都必須
通曉思維哲學的一般規律，否則成不了大器。

辦大學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具備價值理性的人才，而不是培養只懂得工具理性的凡人。
什麼是人才？人才要有專長，要有為人造福的本領，要面向社會、面向弱勢群體，要能被
問責，要有自省的品格。